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场所――贡院
一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科举的直接结果
我始终认为，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特例，科举制度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科举制度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由于过于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
一个贵族，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已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
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查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你说这个好，他说那个好，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作为推荐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不想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都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
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三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
首先是整个社会心态因它而发生了变异。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提供可能，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人们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
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总被极度夸张的方式大肆铺陈。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庆贺一下是应该的，但不知怎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被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
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谋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得意的马蹄在身边蹿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拱手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讨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不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里想着如何回家。
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千难万难。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便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
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
四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筛的种子给颠蔫了、颠坏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华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暗示怀才不遇。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那就是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却无法贯串生命。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得没有支点，圆通得无所作为。
其三，矫情倾向。
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须割舍亲情牵连，让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没有期限的别离和等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考不上。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后来这些人互相间构建起一种价值原则，只有铁石心肠的男子才会被看成胸有大志而被充分赞扬，那就全然走向了矫情和自私。
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
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这位进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实颇为高贵。因为他把功名、官职全都放到了爱情之下。与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虚假了。
除了上述三方面人格扭曲外，科举制度还不得不对考生进行一次严重的人格污辱，那就是一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宋代，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竞争日渐激烈，反作弊也就当作了一件大事。明、清两代，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荐，那么，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受荐者、被荐者，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并全家流放，株连九族。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
到清代，就连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查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北方无论是“春闱”还是“秋试”，都会遇到寒冷的日子，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一切进考场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纷乱的一大群羊。
任何考试都应该反作弊，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中国常常会遗忘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范都不应该剥夺所有无辜者的尊严。当人的基本尊严可以被随意糟践，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五
科举制度积累了很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它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九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列强的船坚炮利，突然发现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这一下，使科举制度和中国文人一起晕眩了。
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科举制度不就是要发掘更多的人才来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还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这些端坐着的人在十九世纪晚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的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四书五经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结果发生了很多并不轻松的趣事。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内容，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把中国古代的一位失败英雄项羽与他作对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这位考生理所当然地把“拿破轮”看成是一个行为短语：什么人伸手去拿一个破轮子。项羽有没有拿过破轮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试鼓励空洞无物的瞎议论，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当我在舒芜、吴小如先生的文章中读到这则史料时，像其他读者一样不能不哑然失笑。我想，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子，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喊声鼎沸中，科举终于被废除。
科举废除后新式学校一所接一所办起来了，这不仅释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经走上科举之途的读书人如上文提到的齐如山、周作人他们，而且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举制度再延续一些年月，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将会更加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它。它支撑了中国千余年社会管理人才的有序选拔，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有效延续，而且，如上文所述，它又塑造了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
十万进士，百万举人，都是我们的文化前辈。中华文化的大量奥秘都在他们身上。他们被污辱、被扭曲、被推崇，都是代表着中华文化在承受。因此，他们是我研究中华文化最根本的坐标。
不要糟践他们，也不要为他们过度辩护。但是，由于他们传代久远，由于他们庞大的人数，更由于他们的基本功能，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尊重。这也是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态度。
（摘自《摩挲大地》，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版，定价：36.00元。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有大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