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相隔，生死两界，这是人们常用来描述死亡的说法。活人永远都无法见证自己的死亡，然而，恰是自己至亲的死亡，才让我们体悟到上述说法的痛心疾首。就此而言，死亡，永远都是生者的事。据考证，甲骨文中“死”的含义，就是一个活人跪在死者旁边。正如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只有人才有死亡，动物只是生命的终结
在我看来，作为文化的界碑，葬礼的意义非同小可。首先，它提供了一种情感的慰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是生活中的基本常识。用现代较为规范的语言来说，人除了智商，还有情商。只可惜在当下语境之下，对情商的理解常有变味之嫌，这就是把情商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的能力，或者干脆说，就是一种公关能力。因此情商可以培养、训练，以成为谋事的工具。不过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商，或者说情感，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本真表达。黛玉为葬花而落泪，悲的对象乃是由落花而及天下所有的生命，这样的情感流露足以打动所有的生者。更何况当失去我们的至爱亲朋，此刻生者对死者无尽的痛惜、思念、追忆、缅怀，若是没有某种形式的葬礼，又该如何宣泄、表达？
其次，恰是面对死亡，才有人类情感中某种最为神圣情感的升华――敬畏感的形成。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如一头逼近的老虎，或是席卷而来的洪水，我们只有恐惧，亦即畏；仰望头顶的星空，或是远处的群山，我们或许会拥有膜拜之情，这就是敬。但惟有面对死者，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却眼看着他（她）成为一具躯壳，他（她）的灵性或许已升华至某个地方，此刻，尽管爱恨已去，恩怨不再，但生者对死者所有的情与爱都升华为一种神圣的敬畏之情。我们更为尽心地呵护死者，惟恐他（她）受到伤害；我们更为尽职地恪守曾经许下的诺言，惟恐他（她）受到怠慢。其实我们心知肚明，这样的伤害或怠慢都不属于当下的世界，那当然只能属于一个神圣的境界。是的，正是直面死亡，才令我们升华至神圣境界。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假如人类没有死亡，就不会有宗教；还可补充一句，假如人类没有死亡，就不会有神圣。因为神圣还涵盖宗教。
面对死者，我们的先人或许早已萌生这样的问题：为何他的身躯渐渐冰冷不再温暖我们？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也会降临于我的身上？生命就是这么回事？这意味着什么？于是，这就有了对生命的意义的沉思。我们最先是通过葬礼来表达这种沉思。正如托马斯・林奇在他的《殡葬人手记》中所说，安葬死者经过那么多的程序，就是要表明，他们曾经生活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或一头猩猩，他们的生活值得叙说和回忆。
正是这种叙说和回忆，带来了人类特有的历史感。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历史，不管它是刻在有形的物上，还是记在无形的音（口头传说）上。一部史诗或史书，不就是一部关于死者的传说？当然，历史或许不会记载或留下芸芸众生的故事，但众多生者却会铭记他们的至爱亲朋留下的点滴回忆，正是这些生动细节的无处不在，随时随地即可呼之欲出，令死者尽管出了家门，却永远走不出生者的心灵。在此意义上，谁又能说生死是永不相通的两重门？
最后，正是面对死者的葬礼，才令生者有暇驻足倾听来自生命底层的细语：生之无常，死之迫近。生命如同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倏忽即逝。生命之根恰恰扎在死亡之土壤中。生命来自虚无，又归于虚无。生之饱满恰由死之虚无所衬托，正如夜空衬托出繁星那样。怠慢死亡，快速打发死亡之过程，其实也就是漠视生命。于是，空虚和浮躁乘虚而入。看来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
面对死亡，我们才会自问：生命是什么？在我看来，生命的过程是一道减法。一旦出生，我们就步步逼近死亡。难怪古希腊哲学家会说，最好是不出生。可惜在很多时候，我们尽做加法和乘法，以为在有生之年，只要累积财富就会积攒幸福。殊不知，生命尽头的最后一道算式是除数为死亡的除法，结局归零。视死如归，我们才能深切体会为何生命是一件礼物，它是上苍的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功受禄，从虚无有幸来到这个世界，因而此生无论有怎样的遭遇，我们都理当充满感恩之情。
面对死亡，如果我们能怀有对生命的感恩，对生活的感动，生与死，或许就连成了一个圆圈。
（摘自《苹果的报复》，文汇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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