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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可以这样过

2008-09-01 14:02:00 来源:书摘 〔德〕亚历山大•冯•舍恩堡著 王德峰 王 我有话说

应该承认,为钱犯愁确实是个相当恼人的问题,特别是当人们已经有了孩子之后。但是,如果人们遇到了没有钱这样恼人的问题而却能过上自己的理想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又不至于像牛马那样辛苦劳作,那么这也未尝不是

一件好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大好事。

就我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看,有时候我不得不为家庭的日常开支而烦恼。因为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婉转地说,我不得不用很不固定的收入来维持我的家庭生计。但是我却与以往的情况不同,现在不必坐在那间烟雾缭绕、空气条件很差的办公室里,每天只能看到那个后院的天棚。现在如果我打开窗子,新鲜的空气就会进到我的房子里。更没有每天匆忙赶去上班的烦恼,从早餐饭桌到我的电脑桌跟前,通常只要十秒的时间,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十秒钟。而过去,在我没有被解雇的时候,每天为去办公室上班,至少得花两个小时去乘公共交通工具。我过去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这么多的时间真正花在工作上。我在编辑部的时候,有时候会花上几个小时去看那些毫无意思的报纸,有时又要去进行没完没了的无聊谈话,和同事们一起讨论、争论,相互闲聊胡侃,有时甚至延长了法定的中午休息时间――现在我终于可以同过去的那种令人头疼的生活一刀两断了。

直到现在,我工作内容的大部分仍然是阅读。但是现在我至少可以不在那个烟雾缭绕、气味难闻的环境里阅读了,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坐在晒台上阅读。当然,我夫人能看出来(不过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出来的),我究竟是在紧张、认真地思考,还是被暖洋洋的太阳晒得昏昏欲睡了?我的工作间还一直保留着,这里是我的可靠的庇护所。如果通向我工作间的门关起来,那就是说我现在正集中精力工作,同所有人的接触都停止了,谁也不允许来打搅我――这已经是我们家里的一条严格规定了。只要通往我工作间的门被关上了,我的夫人、孩子、送信的、执法人员,甚至是联邦总理都别想进来。是应该有这样的严格规定,否则就什么事情也别想干成。我认识一位很有成就的投资顾问,是一位过去在投资银行里干过差事的人。他后来辞去银行的工作,自己独立开业,从那之后便在家里工作。他把那个上面写着提醒孩子注意的牌子摆了出来,让他们不要打搅他。牌子上这样写道:“不行,我现在不能给你讲故事,求求你,请让我干一会儿活吧!”如果他穿上西装上衣,并且打上领带,那就是说他要工作了――谁也不要去打搅他。只有在非得要他出面不可的情况下,他才会因为家里的某些事情而被打搅。他打上领带对孩子们来说就意味着“爸爸不愿意被打搅”,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勒蒂茨亚,我现在不行,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给你讲故事的,但是得在十分钟以后。请让我写完。你去找妈妈去吧!”关于用打领带来表示不愿意被打搅的问题,我也想试一试,估计肯定会收到很好效果的。

当然,最主要的优越性还在于我现在每一天可以不再像以往那样,受某种外来因素的干涉,而是我有了支配自己行动的主权,享受独立的特权:我不光可以决定自己要干什么,而且还可决定什么时候去干,以及怎么样去干。如果我没有兴趣到我的写字台前去工作,但是又非去不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这时我就会采用过去的老办法:把一些原本令人讨厌或至少是不喜欢、不乐意做的事情,变得相对轻松些,容易些,把它变得让人喜欢些。这样做的老办法就是,我把工作看成是一种游戏,做这种事情就好像是在玩耍一样。比方说我坐在一篇非得加工修改不行的稿子面前,就我的本意来说,我是实在不愿意做这种枯燥无味的工作的。但这时我对自己不是说“开始工作”,而是我要求自己拿这样一篇稿子来做游戏,同它一起玩。当人们把做某件事情当成是在做一种游戏的时候,那么他做起来就会感到轻松了许多,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你本来并不愿意去做的工作。

更叫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所谓咨询文化近年来的变化。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向我们推荐如何投入工作的方法,教给我们如何百分之百把要做的工作同自己融为一体;而到了今天,到了工作完全是挣钱养家糊口的时代,这种咨询文化则又说,应该在家庭和业余时间里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多谢这种提醒。但是应该说这两种办法都不怎么样,都没有多少吸引人的地方。凡是那些把工作当成是挣钱养家糊口,作为谋生手段的人,工作起来就不会有任何激情,也不会有什么兴趣和积极性,那么他工作起来就会感到非常不愉快、不幸福,同那些把工作看作是对他所拿酬金的补偿一样,只不过前者是为了钱而工作,而后者工作则是为了还钱罢了。那么怎样才能够把劳动看成是一种游戏呢?其诀窍就在于消除自己同劳动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用像做游戏那样轻松愉快的态度去对待它。如果人们能够把自己的职业活动当做是一种游戏,那么干起工作来就会有兴趣,有精神,就会乐在其中。就算是玩游戏,只要是在玩也就应该非常认真,而不能只是把它当做是消磨时间,那样也是玩不好的。应该是游戏玩完之后能够有所收获。当然也会有输掉的时候,那也没有关系,无非是再开始一轮新的游戏就是了。

有些人很会玩,玩得很好,被认为是玩的天才。世界上的不少重要发明和发现,都同所谓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有关。我很小的时候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使我早就知道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人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中时,是最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某种思考,安安静静想某些问题的时候。只有在清闲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游戏、玩耍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人物。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是在卡普特湖上划船的时候发现相对论的;电灯泡是一个喜欢在业余时间里钻牛角尖的德国钟表工匠发明的;因特网是几个行为荒诞、离奇的人在玩电脑的时候发明的。他们完全是为了好玩才把他们的电脑联在一起――这就是因特网的本意和雏形。埃贡・弗里德尔在他的《新时代文化史》一书中这样认为,人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人类一些最重大发明,最重要的发现,往往是靠那种游戏一样的发明精神,就是说是在愉快的游戏玩耍中发明或者发现的,有些则是那些业余爱好者发明或者发现的。

有一位已经变穷了的法国贵族后裔,名字叫做蒙莫西朗的。他的家庭在1929年的那次经济危机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东西,蒙莫西朗落得只能去扫大街的命运。关于这位破落贵族子弟的故事据说不少,都说他是一位非常快乐的乐天知命的人。他说,扫大街能够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他为能有这样一份工作而感到高兴,向给他这样一份工作的有关方面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许多关于蒙莫西朗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特别具有启迪作用:一天,一个人问蒙莫西朗,为什么扫起大街来那么认真,那么卖力;要扫那么长的大街不会叫人感到无聊乏味并从而更加厌倦吗?对于这样的问题,蒙莫西朗非常聪明、巧妙而又轻松地回答说,他把自己要打扫的那段很长的马路分成若干小段,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分段进行打扫。这样他就能够很快打扫完一段,然后再换上一个新的目标。他这样不断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新的目标上,于是就会不断地有成就感,鼓励自己不断去为实现新的目标去奋斗,同时还能够使你并不感到无聊、乏味、疲倦,从而就能够更好地实现最终目标。

蒙莫西朗的回答表明,他比同他情况类似的其他人生活得幸福,要开心得多。著名的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利・奇克琴特使用了“涌出”(FLOW)这个概念,用它来表示人们在全身心投入到他们所从事活动中去的那种全神贯注的情形。在那样的时刻和那样的情况下,时间就好像是凝固起来一样,人们心里只考虑工作,至于别的什么愿望、想法,则一概被抛到九霄云外。他怀着善意向人们介绍这种思想境界,认为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会达到这种思想境界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要把所从事的工作当成是在进行一种游戏,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同时就是在进行玩耍,在做游戏。越是能够在工作过程中保持轻松愉快,如同是在做游戏那样的心态,人们就越能比较容易地把工作当成游戏,从而在工作中也就更能感到幸福、愉快。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另外一种看法占上风,那就是把工作当成是劳动者应该履行的职责,应该完成的任务。19世纪末,正当这种如此看待、评价工作的说法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挪威移民者的儿子,在1899年发表了他的名著《聪明人的理论》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对那些以游戏玩耍为享受人生手段的阶级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但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游戏、玩耍、开心取乐的能力,是我们自己拯救自己的好办法,因为这些是我们目前还剩下的唯一本领了。

当托马斯・莫鲁斯1516年撰写他的名著《理想国》的时候,他当时就这样梦想过: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几乎就不要去工作了。这种乌托邦式的想法,现在几乎可以说就要变成现实了。但是从整个情况来看,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那些只有少数人拥有固定收入的地方,同时也就会只有少数人才有钱来进行消费。哈纳・阿伦特早在1958年时就在他的《生命资产》一书中有过这样的预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对于劳动社会的展望,在这样的社会里,本来意义上的劳动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如果这个社会还唯一擅长的活动――劳动不存在了,那么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呢?”

如果说劳动、工作都没有了,那么就会有出现空虚状况的危险,或许还会有更为糟糕的情况出现。人们不适应这种状况,就会发疯似地去找点儿什么事情做。还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意思:我被解雇之后,在我过去的办公室所在的地带,即柏林弗里德里希火车站和菩提树下大街之间的地方,每当我在午饭后休息时间在那里停留时,总能够在路上碰到一些去吃中饭的青年人。他们也是失业者。但是他们给别人的印象是,好像他们都还有一份工作,吃完中饭后还得赶回办公室去上班。但是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他们在模仿过去或者是别人上班时的样子,吃完中饭后他们并没有什么班可上,而是还得回到自己家里,面对自己已经被解雇的严酷事实。

我一位当年的同事,现在正为一家刚成立的报纸撰稿。但是他在我面前却有点儿故意卖弄,看样子想让我觉得他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是一个很忙的人,重要的,甚至是这家报纸不可或缺的大主笔。其实未必就是这样。他每天下午都在政府区里转悠,只要有什么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他就会立刻赶过去。因为在这种记者招待会或者是新闻发布会之后,主办方都会多多少少提供些吃的,他总可以在这种时候吃上些东西。于是他便常常把中午饭省下不吃,等到下午到这种场合再饱食一顿。他在同人们打招呼时,或者是在别人同他交谈中,人们不难发现,他是在极力避免让人觉得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有时候打开凤凰电视台时,也能发现他出现在某个记者招待会上,站在别的记者中间在认真地、匆忙地往笔记本上写些什么。

他之所以要给人造成这样的表面现象,是基于下面的错误想法: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工作才能赢得社会承认,才能够有某种相应的社会地位。从古代到后来的宗教改革时期,所有明智的人,有识之士,都无一例外地把劳动工作当成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劳动,或者说工作的意义和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享清福,可以不干活。我们现在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工作必定又会被看成是不干不行的叫人讨厌的事情,而不是去谋求福祉的手段,尽管我们为了这种工作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报酬。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反对接受新的成就伦理学,但是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还是把这种观念给接受了下来。劳动和劳动权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人权观,劳动和劳动权越发成了德国各个政党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中欧人各种新思想的策源地。保罗・拉法格是马克思女儿的丈夫,他并不为马克思所欣赏。马克思之所以不喜欢这个女婿,是因为拉法格在他1880年出版的《懒惰的权利》(“DAS RECHT AUFFAUL HEIT”)一书中承认并给予了人类可以懒惰的权利。当然,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个历史的注脚而已。

  (摘自《生活可以这样过:后工业时代的生存艺术》,华艺出版社2008年4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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