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拥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的伯父是著名民主人事沈钧儒，外祖父是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陶希圣。
京剧的渊源起自湖北，是由湖北名伶带入北京，创造发展而成。这是我外祖父陶希圣的讲法，他是湖北人，所以到北京之后，立刻就成了京剧戏迷。
民国初年，外祖父15岁的时候
因为做学生，除读书之外，别无他事可做，那时的北京大学又在市内，交通方便，所以外祖父和他的一班同学，经常到处听戏，特别是听谭老板和侯老板的戏。外祖父说，抗战以后到了南京，乃至后来到了台湾，他就很少再听京剧，因为他民国初年听过谭老板的戏，养成了对京剧的太高眼界，无法欣赏后来的那些戏剧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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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砚秋舞台形象。 |
几年之后，谭的嗓音恢复，重新开始演老生。这样的舞台经历，使得他文武兼备，唱念做打，样样精通。他年轻时的戏坛，著名前辈有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卢胜奎等，谭鑫培继承他们的长处，汲取徽派和汉派各种精华，不断改进老生唱腔。但他在三庆班里，仍主要演武戏，直到班主程长庚去世。谭鑫培离开三庆班，加入四喜班，不久自组同春班，从此专攻老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细腻婉转，开韵味派先河，人称谭腔。当时与孙菊仙和汪桂芬，并称“老生新三杰”。
那些年，北京城里处处传说：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另外还有“无腔不学谭”一说。谭老板也到上海去演出过几次，深受欢迎，上海人称他“伶界大王”。梁启超赠诗“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载轰如雷”。
据说全凭谭鑫培的成就，所以规范了老生体系，从而奠定整个京剧的格局。他的谭派在京剧史上，一直被尊为主流，后来的老生名角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杨宝森等，都是从谭派衍化出来的。
谭鑫培在京剧舞台上驰骋60年，上至宫廷，下至村野，到处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崇拜。连慈禧太后也是他的戏迷，听过他的戏后，赐黄马褂一件。那黄马褂是只有皇族才能穿的颜色，足见清廷对谭老板的尊重。
外祖父也算幸运，赶上听了谭老板最后一出戏《击鼓骂曹》。外祖父说，那天是在煤市街中和园。他买了池座之后廊子上的坐位。先听了郝寿臣的《法门寺》，杨小朵的《白奶记》等几出戏，到了老谭出场，那池座与包厢的客人还未曾到来。
台上，谭老板指着曹操开骂之后，接着骂张辽。这时，忽然有个人走上台来，到谭老板身边，咬耳朵说了几句话。那老谭演的弥衡，忽然之间，把道白增加了一百多句，把张辽骂得直瞪眼睛，不知如何是好。黄昏时候散戏，外祖父随大众走出戏园，才听说袁世凯死讯，北京已经宣布戒严。那谭老板在台上忽然多骂的那一百多句，原来是骂袁世凯。
谭老板痛恨袁世凯，自有他的道理。那满清的皇太后还都晓得尊重他，至民国初年，那些军阀却连起码的文化修养都没有，不懂戏，更不懂尊重艺术家。1917年4月，广东督军陆荣廷到北京，军阀江朝宗要请他看戏，在一个叫那家花园的地方办堂会，指定要谭鑫培出演。谭老板那时年纪已长，又生着病，已卧床好几个月，很想辞谢那个堂会。不料惹了江朝宗，派一批警察到谭家，把谭老板从病床上拖到那家花园。那天演的是《洪洋洞》，讲杨六郎从重病到死亡的一段故事。谭老板与角色同病相怜，演到悲愤之处，眼泪真的流下来。堂会之后，谭老板回家，心力交瘁，不久就辞世而去，那年他71岁。
民国五年，湖北发生大水灾，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举行三天赈灾活动，包括京剧界人士的三天赈灾演出。外祖父说，那是他最早打开眼界的一次观赏。他听了李万春的《铁公鸡》、梅兰芳的《游园惊梦》、孙菊仙的《逍遥津》、侯俊山与余叔岩的《八大锤》。侯俊山（老十三旦）那时业已退休，住在张家口，此次应湖北同乡之请，也到北京，剃了胡须，重新登台，除与余叔岩合演《八大锤》之外，还演了一出花旦戏《辛安妇》。
余叔岩的出头，是在谭鑫培退休乃至去世之后，一般戏迷及大众怀念不已之时。此公出台，其风度之高，风韵之清，直可追踪谭老板，有些地方还胜似一筹。余叔岩也是湖北江夏人，跟谭鑫培同乡。在湖北同乡的赈灾会演上，余叔岩先到天津演了四天戏，拿回现洋3000元，作为北京赈灾演出的后台花费。他自己演出《打棍出箱》，那大舞台下是人山人海。每一位须生，如谭富英和马连良，以及后辈李盛藻等等，都把草帽盖着脸，悄悄入座学戏。
外祖父回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的班上，有专门喜欢捧角的四个同学，称为四霸天，都是小一号的评戏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捧童伶，以捧红一个角儿为目标。其中一个陈先生，邀请外祖父到大栅栏庆乐戏园听尚小云与崔灵芝。尚小云是皮簧青衣，崔灵芝是梆子青衣，当时都还是未出科的学生。当时规矩，捧角人请客听戏，奉送戏票和座位，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跟随他喊好。外祖父不会也不愿喊好，到了大家都喊好的时候，就张嘴敷衍。
那时候荀慧生的戏名，叫做白牡丹，善演花旦小戏，如《小放牛》、《胭脂虎》之类。因为捧他的观众太多，还分为两派，互相竞争，白牡丹一出台，台下立刻大乱，甚至飞茶壶。外祖父说，他最喜欢去的戏园，是庆乐园和吉祥园，他最欣赏的是白牡丹那些小戏，可惜到他成了名以后，就不再演那些小戏了。
程砚秋原名艳秋，经同仁堂的乐十三爷和罗瘿公捧出，老青衣陈德霖提拔，才露头角。有一次在东安市场吉祥戏园，配老乡亲孙菊仙的戏《朱砂痣》，也是老乡亲提拔他之意。
按外祖父的说法，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三人，后来与梅兰芳同称四大名旦，可以说是不伦不类。梅兰芳与余叔岩齐名，执梨园之牛耳，在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之先，非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所能并肩相比的。但是余叔岩始终不愿与梅兰芳为伍，民国五年以后，北京经常有堂会，可余叔岩往往不肯与梅兰芳同台出演。
梅兰芳非科班出身，是他终生的遗憾。他很早的年代，就曾在吉祥戏园演出过一些新戏，诸如《邓霞姑》之类，但一时形不成风气，后来也就不再演了。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则都是科班出身，情况又自不同。外祖父说，当时最严格的科班，是前门大街广和楼的富连成班。
广和楼不卖票给妇女，只有男人才能入座听戏。外祖父在广和楼听过于连泉的《毅山》，那于连泉戏名是小翠花，外祖父认为确是花旦里的上乘，可惜15岁倒了嗓子。而大栅栏庆乐园的科班，则以尚小云和崔灵芝为荣。
按照外祖父的说法，京剧科班规矩的败坏，是由于坤角的出现。民国初年的坤角，有两个班激烈竞争。一班是刘喜奎为主角，在中和园上演。另一班是以鲜灵芝为主角，在广乐园上演。外祖父听过两个人的戏，认为刘喜奎的青衣还是在规矩之中，鲜灵芝就稍有迎合观众的倾向，但她们都还是实实在在演戏，但捧角的人走邪门。自此以降，做工与唱工都居次要，只需脸蛋漂亮，在台上走几步，便成了名角，甚至明星。
上世纪30年代，外祖父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已不是学生，而是法学院的教授，可是北平城里的京剧热度仍然不弱当年，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教授们，也是同样地以做戏迷而自豪。不过在外祖父看来，那年代的戏评家们，已不如十年前那么典雅高超了。北京大学教授中间，以捧程砚秋为盛，有一位许兴凯教授，更无论笔下或口头，都自称是程派。同教授们一起论戏，特别是有许教授在场，外祖父就专门自称是荀派。以做对抗。事实上，外祖父那时既少听荀慧生的戏，听程砚秋也不多。有一次外祖父到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启修教授家里赴宴，遇见已经成名的程砚秋，交谈起来。外祖父便提到早年听过孙菊仙与程砚秋同台演出的《朱砂痣》，其时程砚秋还未成名，正靠老乡亲孙菊仙提拔，外祖父如此说起，不过是卖弄自己一点老资格。
那几年，外祖父倒是常到报子街去听昆曲。昆曲每日上座不过四成，可是一有陶显亭的《弹辞》、郝振基的《蟠桃会》、侯益隆的《嫁女》或《惠民下书》或《火判》、侯永奎的《夜奔》这些戏，那远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和燕京大学师生，都会赶紧进城来听，外祖父更是场场不落的。
根据外祖父的观察总结，当时中国一般学问和艺术，大抵都有京派和海派之分。北京是元明清三代首都，为学问与艺术的精华汇聚之所，自是无疑。上海十里洋场，从商业上崛起，后来居上，有与京派抗衡之势，便有了海派一说。京派因为根基久远，所以重师承，守师法，讲究笃实，取向保守。而海派因为没有什么根基，所以多流变，富花样，热衷浮华，偏于进取。
外祖父回北京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余叔岩已经退休了。但是外祖父很得意，他喜欢讲给后辈们听的故事之一，就是他如何请余叔岩吃饭。出于景仰，外祖父曾请余叔岩吃过好几次小馆。外祖父总是得意地说，余老先生居然同意应约。余老先生有一种脾气，就是名流们请客时，如要烦他唱几句，他是坚决谢绝的。他说：请我吃饭，我就是客。要听戏，到园子里去。所以外祖父请他吃小馆，只是谈论一些皮黄的故事，决不烦他唱戏。每次饭后告辞，余老先生两手一拱，口称“告辞”，那种风趣是足够吟味的了。
有一次吃饭，外祖父同余叔岩讲起民国五年六月，他在中和园听谭老板的《击鼓骂曹》，那是谭老板告别舞台连续四天演出的最后一场。外祖父讲到谭老板背对观众，以双肩耸动来表示他的冷笑和鄙笑。余叔岩听了，大为高兴，说：一身360个骨节，都要练。譬如你甩袖子，那浑身的骨节都要动。现在一些名角，连袖子也不会甩。
又有一次，他们谈到《搜孤救孤》，余叔岩批评马连良，说他不懂音韵学。余叔岩自己，在这门学问上是用过苦功的。他说，凡是不懂音韵学的角色，一段唱腔，在拉长的字眼上，总是以啦字来结尾。外祖父总是对家人们夸耀，他听戏的能力很低，评戏的眼光却很高，因为每次与余叔岩谈论，都长他的见识。
（摘自《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6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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