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老年，写下的文字里面总有自己以前的影子存在。孙犁尤甚。即使一些所谓的“小说”，他也好像在当回忆录写。除了改一下主人公的名字，事件虚化一下外，他几乎都很严格地尊重了事实。比如，在一篇文章中，他写到当时《天津文学》的两个领导找自己谈话，有一些话不中听。文章发表后，当事人给孙犁打电话，说给他
我和王婉在延安鲁艺时就认识了，我们住相邻的窑洞。她的丈夫是一位诗人，在敌后我们一同工作过，现在都在文学界。王婉是美术系的学生，但我没有见过她画画。他们那时有一个孩子，过着延安那种清苦的生活。我孤身一人，生活没有人照料。有一年，我看见王婉的丈夫戴着一顶新缝制的八角军帽，听说是王婉做的，我就从一条长裤上剪下两块布，请她去做。她高兴地答应，并很快地做成了，亲自给我送来，还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
她的口音，带有湖南味儿，后来听说她是主席的什么亲戚，也丝毫看不出对她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那时都是平等的。
看到“主席的亲戚”，我立刻对上了号――王曼恬。因为，这篇文字里还提到，“1953年，文艺界出了一个案件，她的丈夫被定为‘分子’”。天津的诗人、“胡风分子”，自然是鲁藜了。鲁藜的妻子就是王曼恬。
王曼恬的父亲王季范和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她是王海容的姑姑。
鲁藜当年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是圈内公认的“七月派诗人”，但他和胡风只见过一面，之间的来往似乎也仅限于写作上的交流。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抓捕鲁藜时的一幕：
当时，两口子正在家里做家务。公安人员来了以后，鲁藜问：为什么抓我？
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峰说：“参加反革命活动。”
王曼恬站在一旁，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鲁藜看着妻子不解的目光，问道：“你相信他们说的我是反革命吗？”
妻子没有回答。
江峰说：“是不是反革命你跟我们去了再说。”
鲁藜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对江峰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
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眼睛里一下子涌满了泪光。
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出，当时鲁藜和王曼恬还是有感情的。但在变化莫测的局势面前，王曼恬作为一个女人，且作为领袖的远房亲戚，她更无助、无奈、惶惑和凄然。
身为天津市文协（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鲁藜面对院子里看热闹的同事，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生活。”孙犁也提到了这句话：“‘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婉受到冲击。她去卧过一次铁轨。后来就听不到她的消息。我的遭遇很坏，不只全家被赶了出去，还被从家里叫出来，带着铺盖和热水瓶关到一个地方。我想到了王婉的丈夫被捕下楼时说的一句话，‘这也是生活！’我怀疑，这是生活吗？生活还要向更深的地狱坠落。”
后来，王曼恬和鲁藜离婚了。别人是在领袖和丈夫之间选择其一。而她要在丈夫和表舅（领袖）之间选择一个。在“胡风”问题上，毛泽东曾问过周扬他们一句话，鲁藜怎么样？周扬自然了解毛泽东的意图，说挽救不了了，毛泽东也就没说话。事情传出来，大家都说“毛主席大义灭亲”。对于王曼恬的惶惑，孙犁这样描述道：“每年过春节，文联总是要慰问病号的。还在担任秘书长的王婉，带着一包苹果，到我家来，每次都是相对默然，没有多少话说。听说主席到这个城市，曾经问过王婉是不是‘分子’。那时她已经离婚。”
后来，卧过轨的王曼恬忽然成了江青的红人。她先后担任了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和文化部负责人。这个彷徨无依的女人，开始说一不二，呼风唤雨。在孙犁蜗居的天津，被王曼恬召见，已经成了众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这天，王曼恬派人找孙犁谈话。“一位高级军官，全市文化口的领导，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她说一句，他就赶紧在本子上记一句。另一位文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斟茶倒水，如同厮役。”
这次谈话后，孙犁成了京剧团的顾问。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好家伙，王婉接见了他！”“听说在延安就是朋友呢！”“一定要当文联主席了！”
孙犁的这篇小说，叙述平静，淡然。唯一有点波澜的地方，或者是高潮，大概在下面这个地方：
因为被折磨得厉害，我的老伴，前不久去世了。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老同志，竟来向我献策：“到王婉那里去试试如何？她不是还在寡居吗？”
他是想，如果我一旦能攀龙附凤，他也就可以跳出火坑，并有希望弄到一官半职。
这真是奇异的非份之想，我没有当皇亲国戚的资格，一笑置之。我知道，这位同志，足智多谋，是最善于出坏主意的。
我不知道，孙犁到底是怎么想的，但那时跟王曼恬提出这种问题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那位献策的“老同志”，有没有拿孙犁开涮的成分？甚至盼他闯祸的成分？我也想知道，这位“最善于出坏主意”的同志到底是哪位呢？起码应该也是个圈里响当当的人物吧？期待有见识的人赐教。
“文革”结束后，鲁藜老树发新芽，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刘颖西女士主动找上门来，要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刘颖西在50年代就认识鲁藜，她比鲁藜的女儿仅仅大一岁，非常崇拜鲁藜。两个忘年交结婚以后，鲁藜生活安定，继续写他的诗，直到去世。而王曼恬作为“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了。重新置身于焦虑和抉择之中的王曼恬似乎已经无所选择。这一次，与二十多年前面对选择时有所不同：她享受了那么多人所羡慕的尊贵、荣华（不管她愿不愿意，是不是她自己主动去追求的），似乎也够本了。
害人的人被抓起来，也算是恶有恶报了。为情势所逼、被压抑成善的“恶”开始蠢蠢欲动。我们这个民族中，很多人喜欢以牙还牙。
孙犁评价道：“使王婉当年卧轨而死，彼时虽可被骂为自绝于人民，然日后可得平反，定为受迫害者。时事推移，伊竟一步登天，红极一时，冰山既倒，床下葬命。”王曼恬最终用一条扯破的床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些计划用慢慢折磨她来换取安慰的人大概会怅然若失吧？
王曼恬死了，孙犁也走了。其他人慢慢地也都走了。
（摘自《闲话之无关娱乐》，青岛出版社2008年6月版，定价：2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