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讲习所的同学
王安忆：就我的创作道路，在我的写作的生平里边，大概有几个关节口，有一个是讲习所，讲习所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1978年我回到上海，在《儿
我们说是第五届，之前有四届，全都是“文革”以前。那时候叫文学讲习所，到了我们后边就改成鲁迅文学院了，人们都称我们为“黄埔五期”。这帮子人太棒了，老师都对他们很客气，我在里边就显得特别差，特别没资本。我在讲习所里，有了一种职业写作的预习，因为半年里边基本上半天上课，其余时间你就是写作，而且在班里边有一种互相影响的气氛，都很想发表作品嘛，尤其是我，因为我资历特别薄，所以我就写得特别勤奋，什么事都不干，就过着文学的生活，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是让我在这个环境里边泡一泡。从那时候开始至少给我一个暗示：将来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写作的生活。
我在这班的时候写了很多东西，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大部分是在讲习所的时期或者写作或者发表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六月份，六月份正好在讲习所学习期间嘛，我一下子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广州文艺》发表了三篇东西，这在班上挺轰动的。因为那时候发表作品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广泛，而且《雨，沙沙沙》这么一个小说挺特别的。我现在回想起我们这个班上的人都蛮好的，有一个同学叫王宗汉，当时在主持一本地市级的刊物，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他就向班上的同学约稿，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小说，他却把这篇小说给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好像是《小说季刊》，他说给他的刊物可惜了，那就是《小院琐记》。他们都待我蛮好。蒋子龙也向我约稿，那时他是天津的《新港》主编，他向我约，我就给他了一篇小说，他亲自指导我改，他真是有兄长风度的人。记得有一篇对我来说比较长的短篇小说叫《苦果》。当时写好给叶辛看的，叶辛在那里也是比较成功的，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叶辛看了以后很肯定我，激动得不得了，他当时就对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你好像写东西很有气氛。”那时候我和叶辛接触特别多，上海人好像多比较喜欢清静，与人打交道也比较拘束，星期天都是在讲习所度过的，不像别人朋友多。叶辛那时候就是和我讲怎么写小说，所以我觉得叶辛很有趣。叶辛谈他在贵州的生活谈得特别多，而且我觉得他谈的贵州生活比他小说里写的要生动得多了。
他那时候在农村，让他去教小学，他很负责任，去家访，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一直在干活，看到叶辛来家访，什么也没说，就到后院去拔了根竹子，然后就用砍刀削成一个打人的工具塞给叶辛，说你用这个打他。他们都是体罚的，打得非常厉害。有一次有个孩子，个子比较高，叶辛比较矮小嘛，结果打起来了，叶辛性格也很耿，就说你再也不能进学校，结果这个孩子就失学了。小学毕业要考中学了，他说一定要让他们上中学，当时他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上中学的。怎么上呢，他首先跑到教育局他的同学那儿去搞到了考试的数学题目，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时他又搞到了当时的作文题目，他给全班五十个人写了五十篇作文，每个人背。结果除了几个年龄超过的，其他统统都上了中学。多年后碰到一个学生，他怎么说？他说至少他，学习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会刷牙，会用床单。他讲的故事都很好听，可是老看不到他写下来。还有刚刚开始上学，他就问学生说，你们能不能说说你们谁家里有书，其实是他自己很想看书，因为上海带来的书已经看完了，最后只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家里有本书，他说你明天带来给我看看。第二天小孩子拿来了，是1956年出的一本皇历，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文化财产。叶辛也很好玩，似乎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他就把自己的文学梦想输出给小孩子，教他们普希金的诗，他觉得他教学中有一个遗憾，就是学生自始至终只能讲本地话不会说普通话，他们是用贵州话念“秋风来了……”他学给我听，很生动。
然后他还给他们念高尔基的《二十九个和一个》，讲到面包，那些孩子不懂什么是面包，有一次他回来探亲就买了个面包带去放在讲台上。我问你是不是给他们每人吃一口？他说我要自己吃，他们就排队绕着面包走了一圈。他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但就是不写，真是气死人啊。他的文学是另外一种文学，很奇怪，他讲很多故事真是好极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气氛，非常文学化的，都在努力地想把自己的东西写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古华那时候就在班上跟我们说他的小说，讲《爬满青藤的小屋》。《爬满青藤的小屋》是被《上海文学》退稿的，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后来在哪儿发表了得了全国奖。他讲得最好的是《芙蓉镇》，我觉得当时的写作是很慎重的，不像现在那么随意地写，他们那些故事已经在脑子里滚瓜烂熟了，那些作者尤其是内地来的，以故事为主，故事在他们那里是很结实很结实的东西，有多少生活经验，多少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慢慢结构成《芙蓉镇》。乔典运当时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穿了件黑棉袄，剃了个平顶头，完全就是个农民的样子，他来我们班上的时候好像四十九岁还是多少，反正我感觉是很大的一个人了。所以我们到北戴河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干部，就说你们这些同学在一起应该打破一些圈子，应该和不同的人在一起，他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哄堂大笑，他说：王安忆可以和乔典运在一起谈谈嘛。可见我和他有多么不同。一个是年龄差别，性别也不同，然后一个农村一个上海的，于是大家就轰然大笑，就觉得很滑稽。
那段生活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写作起点，和他们在一起会把自己和他们放在一起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骄傲，把头回过去可以说这个写得不好，那个写得不好，可是你真的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情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享受成功的人了。你和他们在一起的话，会发现他们眼界很开阔，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我反正挺崇敬他们的，挺崇拜他们的。
北京挺有这种圈子的，我们在讲习所的时候他们男生打篮球，篮球比赛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作家来捧场，其中就有北岛。我们上课的时候，外面的人会来旁听，像史铁生就来听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史铁生。还有肖复兴，他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也过来听课。那时候可以接触到很多精英。那个时代回想起来真是好，我觉得是正当的竞争，非常健康，健康向上，就是想文学，而且是很正面地想，心怀虔诚，即便是要质疑和推翻，首先是承认的态度。挺崇高的。不像今天我们已经把它变成可以讨论的东西，我们当时觉得是一件用不着商量和讨论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的，也不过二十多年。
张新颖：那到后来你们这拨人，就是比你大的这些人，他们慢慢地就不写了，这和时代变化有关系吗？
王安忆：对，至少怎么苟延残喘也坚持到九十年代。
这帮在讲习所的人，多是在所谓的“伤痕文学”的背景下出来的，同时也是从第一、二届全国小说奖的背景下出来，肯定不是韩少功、张承志他们那一帮，他们的背景还要宽广些，“伤痕文学”的背景，这已经决定了局限性。其实讲习所的同学在八十年代写作，已经有很多人感到苦恼。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同学申跃中，当时年龄已经蛮大了，他在“文革”以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好像叫《挂红灯》，我们都不晓得，是写农村生活的很好的小说。讲习所时他已经苦恼了，他走在大家前面，也苦恼在前面。苦恼什么呢？我觉得，总的来说所有的苦恼就在于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可以进入小说。他看了我的《雨，沙沙沙》，就说：你们捞生活的网啊，网眼特别小，怎么捞都能捞起来东西；我们的网眼特别大，都漏掉了。这个话说得很对。他说，我心里故事一大堆，经验一大堆，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该写什么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铁凝那时候写一个送葬的小说《丧事》，他说这样的事我看得太多了，我从来没想到这也可以写成一个小说。所以他们这一代人其实蛮苦的，他们的写作背景成长背景对小说的理解很狭隘，始终要一个意义。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一定要是先进性的，或者是合乎时代的声音的。其实和现在小孩子的写作很像，现在是要现代性。所以他就不大能理解我写《雨，沙沙沙》和铁凝的《丧事》，这种故事能成立为小说吗？他很怀疑的。他这种苦恼一直延续到以后，似乎后来也没什么创作，生活上我听说他也不幸福，我对这个同学印象很深刻。有时候和他们这些底层来的作家在一起，包括后来的路遥、邹志安，你会觉得生活是这么沉重，写作真是很轻薄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无从揣测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个人心里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思想。当时班里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九十年代以后就开始软弱了，现在有些人还在坚持写，陈世旭现在还在写，但没有《小镇上的将军》那样响亮。还有一个原因吧，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对理想主义者有很大很大的质疑，连他们自己都怀疑了，好像生活中也提供不出理想主义材料了。你看他们的作品，批判社会也是对社会抱有期望，企图开药方的，他们这帮子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张新颖：还有一个会不会是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比较固定了，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进入文学，什么东西不可以进入文学，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写作这个行为本身也变成一种制度或者什么东西了，它总是限制了一些东西进入文学。
王安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好问题，一个作家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可以进入小说，现在的作家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什么都可以进入小说。而这帮子作家正是相反，可以进入小说的东西非常狭隘非常少。我到现在也不敢说他们的苦恼是好还是不好，很可能是一种优点，他们真的是对自己很苛求，不像现在的人那么随便地在写。我在想，进入小说的东西确实是很有限的，而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时代对他们的要求和限制又好像和文学无关，问题就这么搅在一起，我觉得蛮悲剧性的，但不觉得是不值得的，挺有价值的。其实我们现在，至少是我吧，最大的问题还是什么能写成小说，并不是我每天坐下都有东西可写。当我把一个东西写完以后，心里马上有一种失落，好像丧失了什么。然后，我又碰到了这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进入小说。这个问题是每个写作的人日常化的问题，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相反觉得任何东西都能进入小说是很糟糕的，相当糟糕的。
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他们非常肯定地觉得可以写成小说的话，我相信他们都是有能力做到的，这点能力没有的话就不必写小说了。但是不能肯定啊，总是在怀疑，这真是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好时代的话每个人都在这样的怀疑里面。当你掌握更多的技巧的时候你能处理得更好，你可以把很多看起来不能进入小说的处理成可以进入小说，但未必是一种好的结果。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小说写得真的蛮无聊的，最近借了张片子叫《2046》，我心里觉得怎么那么无聊，我也不说它好还是坏，就是极其无聊，我觉得这是文学最糟糕的事。不是把一件坏事写成好事，那还有有价值的东西，最糟糕的就是无聊，很苍白啊。
陈丹青 史铁生
王安忆：我是1983年在美国认识陈丹青的。陈丹青当时挺孤独的，我到了纽约之后就和陈丹青联络，约了见面的地方。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已经到了，坐在林肯中心的喷水池旁，他坐那儿，哎哟蛮严肃的，我觉得特别严肃，当时他思想上很苦闷。其实陈丹青的苦闷，蛮引起我尊敬的，当时所有的留学生生活都很困苦，但是陈丹青生活没有问题，因为他到那边立刻就有画廊的签约，他的居留也不成问题。哎哟，当时他非常不高兴，很苦闷，就好像跑到那边受到很大的很强烈的冲击一样。我觉得在美国这段时间认识陈丹青非常重要，然后他就带我去看大都会博物馆。我每次到纽约，他总是带我到大都会博物馆，像去他们家一样。我到现在都无法整理出他当时的苦闷，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不肯学英语，我没想到他英文那么差，后来好了，但那两年不喜欢学英语，只看中文书。我当时带给他两本小说集，他就在地铁上看。当时这种气氛真是挺寂寞又是挺苦闷的，然后看到家乡来的人给他带两本小说，写的又是他同时代的人的生活，他就在地铁里哭，一边看一边哭，别人都不晓得这个中国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整个旅行经验都是和他在一起得到的。他难得一笑，不开心，对美国的生活我看他毫不了解，想家，强烈地想家。这种想家，而且很无望，不像我们插队落户时候想家，那时到过年总归好回家了吧。我回到上海以后，他就连连地来信，可是我呢因为回到上海以后生活会比较丰富嘛，过了好久我才写封信，这封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写了到他家里去的一些状况，因为我想他那么想家，我给他写他们家里边的情况，哎呀，激动得不得了，就好像自己回到了家一样的感觉。那个时代很好，大家都是认真地想些事情，正经地在学习，总之就觉得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大家都牢牢地抓住这个机遇。我和他经常会谈到一个匮乏的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必要的匮乏是应该的，一定程度的匮乏是必要的，不能太满，不能太多。
他现在说话很有效果。在美国时，没人听他说话，现在太多人要听他说话。不久以前，我跟他通了个电话，我感到好像又有点恢复过去的对话方式。有一段时间我和陈丹青没法说话，这大概就是一个原因。你想向他讨个意见，是永远讨不到的，他以前给你的回答都是很肯定的，好或者不好，高或者低。但是有一段时间很奇怪的，他总是说，这样子蛮好嘛，就这样好呀。永远没法讨论问题了。但是最近我和他打电话时可以讨论问题了。因为有十个画家要和我对话，都是油画家，我一点都不认识，不了解，我就向他打听情况，然后他就问我看他们画的感觉、印象，我说我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取消细节，他们为什么怕落后，或者生怕没现代性。他就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他可以肯定我的意见提得很好了，已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他都不说这种肯定或者否定的话了，他觉得你的意见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困惑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好像有点慢慢回来了。他有一段时间真的很奇怪，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觉得还是后现代理论在起作用。
张新颖：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那次在美国，通过陈丹青是不是还认识了其他一些中国人，接触了一些什么？
王安忆：没有，陈丹青这人生活很封闭的，你不要指望他有什么社会生活。你说很奇怪吧，陈丹青在美国的生活，一个是很封闭，另外一个就是很像匠人，就是画画。其实艺术家吧，真的就是匠人。
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和陈丹青的交往是重要的，虽然有时候会生气，可是我觉得他真是我的一个思想伴侣，我们会很长时间不谈话，可是忽然之间会谈，就像昨天刚刚谈过的一样，会在某一点上达到契合，互相特别能够提供材料或者说提供一种积极的反应，会谈得很好，但是也会非常非常谈不拢，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始终可以在一个水平线上。
张新颖：还有什么人对你很重要呢？
王安忆：史铁生。我说我第一次是在讲习所看见他，后来我上门去看他，我经常上门去，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这人是一种不太喜欢别人上门的人，可是我是喜欢上门的，我觉得我上门是有主动性，我可以选择，别人上我的门我没有选择。
他有很严格的作息制度。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吧，他父亲出来就挡我们，不让我们进，今天不是接见时间，这时候呢史铁生在里面大概听到我说话的口音了，他晓得我是从上海来的，他就给他爸爸一个暗号，敲敲玻璃窗，当时住的小院子，他爸爸就放我进去了。那时候是冬天，我看史铁生的家里也没有暖气，烧的炉子，他那时还没结婚，还没女朋友，穿得挺单薄的，我动点小心眼，回到上海就给他织了件毛衣，从此以后他爸爸就不拦我了，只要是我，去好了，他父亲连我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我是上海来的，给史铁生织毛衣的。我爱上他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我觉得到他家去真的很放松，就是很放松；还有我就觉得与他个人的魅力很有关系，你渴望和一个人接触，这个人肯定是有魅力的。
他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他也是可以谈话的，可是和他谈话要辛苦得多，他会进入一个玄思的世界，因为他是没有什么外部生活的，他外部生活非常非常简单，所以你和他谈话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你就跟着他形而上，很辛苦的，和他谈话真的很辛苦，就像看他某些小说一样的，但是很有乐趣，真的很有乐趣。像有的时候他讲一些比较现实的事情吧，倒觉得挺没意思的。
他有很多看法就是和我们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他所有的看法都是他自己思想的果实，不是说看哪本书啊，都是他自己挖掘出来的，他自己慢慢推理出来的。比如讲到同性恋的事情，有那么多同性恋理论，他却认为，同性恋是什么呢？因为男女之间关系已经方便到唾手可得，太容易了，太方便了，而人总是在向艰难的欲求不得的地方攀爬。他的思想和别人的那么不一样。史铁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有的时候你和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哎呀，你会觉得他很健康，觉得他很健全，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缺陷，他有一种在思想上可以不断激发人的力量。史铁生就是一个偶像，你觉得不能和他有过多的接触。
（摘自《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定价2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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