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底离开咸宁干校，在武汉过了两三天，1975年1月初回到北京。
但回来并非归队，还不是正式职工，革命队伍里没有你。在社里报到时，问何时参加革命怎么填，在政治处帮忙的卢某说：“你什么时候参加过革命
从干校回来，我分到资料室抄卡片，后到虎坊桥鲁编室，大约半年。舒芜、刘岚山等分到校对科。这个做法真叫反动。
从筹备到主编《新文学史料》
1978年我还没有完全平反，韦老太（韦君宜）信任，就调我去参加《新文学史料》的筹备，作为《新文学史料》筹备组成员。那时，有事儿社长严文井他们要请示中宣部的廖井丹和文化部的陈荒煤。我在干校和韦君宜一个班，常谈话，互相有所了解。
筹备“史料”时，我照韦君宜的说法写报告。后又去看萧乾，请他当顾问。后来他被委任为文史馆馆长。北平时期他和胡乔木认识，交情深。
最初想把杂志叫“新文学资料”，萧乾认为“资料”仅供参考，提出改为“史料”，说这样有权威性。改得好，刊物的性质都变了。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批准了。萧乾在编译所人缘不佳，做个顾问还可以。对一个人，不能简单肯定、否定。在这个体制下，有的人难免会被扭曲了。大家各走各的路。
周扬他们办这刊物是为了抢救老作家的资料，请茅盾、冰心、叶圣陶、巴金等人写回忆录，还有他们手头的书信、日记，以“左联”为主，抢救年迈老作家的相关历史资料。
楼适夷参加了这次筹备会，周扬主其事，陈荒煤在操作，当初甚至想以社科院名义主编。但那时他们还没有出版社，所以跟我们合作。
严文井主持开过一次筹备会。我参加了，看到了廖井丹的批件，同意把刊物完全交人文社编。
《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组长黄沫。黄沫是学历史的，爱说话，但对文学不大熟悉。副组长李启伦，我是成员，但我比他俩熟悉，起实际作用。楼适夷、萧乾是顾问性质，平时不来，有重要事才请他们来。
在用我的问题上，严文井、韦君宜是一致的。
1979年9月恢复党籍的事，韦君宜起了很大的作用。韦君宜让我写份检查通过胡乔木送胡耀邦，才恢复了党籍。我、王元化、曾卓、刘雪苇，四个老党员是一块儿批准恢复党籍的。检讨对胡风问题的认识，对“讲话”的态度，表示服从党的领导。但我没有变。到现在坚定不移。几十年大灾大难，醒悟了。
但韦君宜有时也做没道理的事：《胡风评论集》“后记”很长，他为自己辩解。孟伟哉认为不能用。屠岸很慎重。有一天，韦君宜要去上海改她的长篇小说《母与子》。去之前我和屠岸去找她，她表示不同意发胡的“后记”；如果要发你们发，你们负责。后向上打报告，出版局陈翰伯（人民出版社前社长）同意，转到中宣部，贺敬之也同意修改采用。韦君宜回来时说，牛汉，你要理解我。她是一个很诚恳的人。
1979年平反后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新文学史料》主编。
楼适夷，老领导，没有深谈过，对我没什么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与他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在他看来，我作为“个案”可能解决，“胡风集团”平反很难。有什么根据他没有说。
楼适夷很少写什么。楼适夷一生的作品（创作、翻译），基本上没有可以留下的东西。在批冯雪峰的会上却那么激烈，骂冯雪峰“你吃鲁迅”！没见他做过检讨。还有许广平也那样粗暴地批雪峰。
1981年或1982年，听到中宣部有意见：“史料”介绍“左联”不够全面；党内有些机密不应公开；社会主义方向不明确，有问题。我住东中街时，孟伟哉有一次来拜年，说“史料”有方向性问题。我问具体的，他没说。后来传说要整顿“史料”，到了没整顿成，牛汉又不好拿掉，就加了个陈早春也当主编。陈早春对我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你还照编，我不参与编务”。
此前中宣部派人来开过两次会。韦君宜提醒：冷静点，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来了好几个人，局级调研员×××主持。头天由我汇报筹备编刊经过。
第二次来他们谈，说刊物不宜停，高校、香港、海外都有影响，但要改进，加强左派人物的史料。此前，刘白羽、光未然等我们未向他们组稿，后来到2000年，光未然才上。还有延安座谈会前后，“左联”党组织，第三国际影响，瑞金时代……我知道跟第三国际的矛盾不能公开，“讲话”前后不好写，只能回避矛盾。秦兆阳回忆一生经历，从童年写到延安就停了。我一再催他写，他只叹气。
中宣部那位局级调研员又具体提出，是否办两个刊物。一是可公开发行的，即现“史料”，另一个由中宣部和出版社联合办，内部发行，还由我当主编。我有点意外，但这一来，内部的印几万，公开的未必有一千，确实是个实际问题。
后来，只能不了了之。实在难办，还是只能办这个已公开发行的刊物。
我1988年离休，新闻出版署返聘，继续任主编（新闻出版署有正式文件）。不能改变这个刊物的“方向”。我又编了几年。到1997年底，我坚决不干，从1998年起就以顾问名义参与，好多重要稿子，作家仍直接寄我，给我看过后，转编辑部。
《中国》：从诞生到夭折
《中国》对我来说，更有魅力，也是更能发挥我的长处的新刊物。
《中国》筹备在《中国作家》之前，即1984年底。丁玲提出“民办公助”，由作家自己主持编，作协只可协助，不能操纵。张光年、刘白羽不批。最后一定要挂靠在作协。但《中国》这个刊物，作协不给办公地点。《中国》编辑部从创刊到被扼杀，搬了三次家，也不宣传。不让你诞生，你一定要，就非要你拼命不可，最后壮烈牺牲。
１９８５年５月，牛汉随丁玲出访澳大利亚，在悉尼大学所摄。
左起：白洁明（澳大利亚汉学家）、孙明、丁玲、陈明仙、牛汉
《中国》创刊批下来，作协才急急忙忙办《中国作家》。显然是对着干。
艾青也不愿当《中国》编委。丁玲让我去劝劝艾青。艾青对我说，牛汉，你不了解，我不能参加。后来丁玲说，他和《中国》第二主编（舒群）在延安就有矛盾。
《中国》创刊发布会1984年11月28日晚上在新侨饭店召开，胡风去了，还有简短发言。
为了协助丁玲办好《中国》，我想辞了“史料”专办《中国》。丁玲、艾青等都不赞成，让我每周去两天照顾“史料”。后来就请了胡德培当“史料”副主编。
停办《中国》前有一次会议，作协党组的唐达成主持，鲍昌在场。《中国》编辑部有我、杨桂欣、邹进、王中忱、吴滨。唐达成就是来宣布停刊决定的。这是一次“宣判”的会。会议时间不长，唐达成就是代表中国作协领导来宣布《中国》停刊。后来还办了两期（1986年9、10月份）。
王中忱原在东北师大，现在清华人文学院当博导。他当时对新锐作家态度鲜明热诚。他人实实在在，深沉谨慎，但内心十分坚定。现在也不过五十来岁。当时丁玲是通过王震调他来的。
一个编辑部必须有三几个人忠心耿耿办刊物。如“史料”的李启伦、黄汶，真是忠心耿耿。在《中国》，核心人物除了我就是王中忱、邹进、吴滨等人。残雪的《黄泥街》，我看过说好，杨桂欣居然未通过编辑部审议就退了。我让打电报追回来。
鲍昌在青创会上公开说牛汉告洋状。当时确实有许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只有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个记者到编辑部来，我拒绝回答。鲍昌死之前向我道歉。其实我们平时见面谈得挺诚恳的。上边一定有批示，他当了官，开会时只能执行上边的决定。
最后一期，本来在湖南印，冯牧听说有一个态度激烈的“停刊词”，随即派人去要撤了这个“停刊词”。我们早已预料到一定有谁早密报了最后一期的内容，于是立刻让邹进带纸型到西安印了几千份保持原样的，发到国内外。
“停刊词”的正标题是《〈中国〉备忘录》，副标题是“――终刊致读者”，注明是“牛汉与《中国》编辑部同仁共同撰写”的。把《中国》筹备、创刊，改双月刊为月刊后的发展，以及发现新人，扶持“新生代”作家，在诗歌、小说、文学评论等方面的成就都梳理了一遍。“停刊词”把为什么停刊，编辑们的努力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充满义愤：
还要我们说什么！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们感谢两年来所有和我们一起，为繁荣中国文学共同努力的朋友们！
对那些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中国》的读者们、对那些把咸涩的汗水洒在这片园地的辛勤作者们，我们要说，一切都不会过去！
为我国文学事业的改革努力进行探索的《中国》，得到今天这样的结局，我们感到十分痛心，但我们问心无愧！
在这里，我们借用一位被冤屈而死的诗人的诗句说：
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我们用阿垅的诗句来结束，真是很悲壮。
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是我发的，题目是我改的。冯牧在作协大会上公开批评改得不规范，说我破坏汉语。其实他是不懂农民的感情，父亲骂儿子都骂“狗日的”。它是一种很复杂而又真实的感情。
残雪的小说《苍老的浮云》，辗转周折，到了《中国》，我发了。
李启伦、黄汶一直负责校对，错别字极少。
《中国》从总印数两三万最后降到一万份左右。1985年8、9月份为了搞好发行，我和搞发行的鲍学超找北京市邮局管发行的人，表示《中国》这么先进的刊物，发行十万份没问题。
丁玲跟上边的关系尽管不简单，一般作协领导不敢碰她，但丁玲生前对我说过，我老了，等我死了，刊物更不好办了。魏巍后来在一次会上说丁玲不该让牛汉来编这个刊物。
唐达成去世前参加了一次《小说选刊》的座谈会。会上林希发言讲到《中国》停刊。唐达成隔老远说，牛汉哪，《中国》停刊你还耿耿于怀啊。我大声说，你知道《中国》是被迫停刊的，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绝不会原谅你。有一本书（按指《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写唐达成一生，其中有一节写我编《中国》跟唐达成的矛盾。写的大体上是真实的。这个作者访问过邵燕祥，邵燕祥让他来访问我。
中国作协系统的刊物每个月有编辑月会。1986年下半年《中国》停刊前，我代表《中国》去参加。“牛汉哪，你走错门了。”唐达成对我说。我说，“我没错。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我知道，唐达成的意思是我不要走丁玲那个门。
丁玲死后的讣告说，丁玲被错划“右派”，受到严重的迫害、打击。鲍昌传话说要删去“严重”这个词（1986年3月）。于是，所有“严重”的提法都去掉，只有我们《中国》还坚持按原样发。又打报告要在遗体上覆盖党旗，上边也不同意，只能覆盖一面“北大荒人”。丁玲追悼会由习仲勋宣读悼词。王蒙参加了丁玲的追悼会，并把小说稿给我。《中国》发过王蒙的短篇小说。
在那个时期，我同时编《新文学史料》和《中国》两个刊物，工作很累。当时我还编了几套丛书。
韦君宜在1980年初，曾要我拟定人文社现代文学出版规划，“丛书”、“全集”、“文集”、“选集”和单行本。我认真拟定了一套编辑出版规划，报胡乔木。后来陆续都出了。规划中本来有“丁玲全集”和“沈从文文集”等被勾掉，都降了一级出版。《胡风评论集》通过了，但“后记”出了些问题。胡乔木亲笔批《周作人选集》暂缓，怕出现“周作人热”。其他《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老舍全集》、《叶圣陶文集》等等都陆续出了。当时印的都不少。《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组长是王士菁和我。中宣部任命的，他在前，我在后。
我这一辈子，特别是建国后，编的两个刊物都不执行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只登作家的好作品。编刊不做违心的事。因为我受“五四”的影响很大。我编辑的刊物，真复杂，几次有人想撤我，没有撤下来。一辈子都这样。《流火》办了一期，《中国》虽然只有两年，但是影响很大。丁玲在时，就如此；丁玲死后，也就停了。很受气，但我从不后悔。
丁玲比较复杂
我与丁玲的交往很谨慎，她太深广了。
丁玲比较复杂，中国的大人物都如此。
1937年，我在太原听过丁玲演讲，是我二舅带我去的。丁玲那时三十多岁，穿的棉军装。许多年后，我曾说起此事，我说当年丁玲穿的棉大衣。陈明纠正我说是棉军装。
1953年我从部队回北京，参加作代会认识了丁玲。但是，与她的交往并不多。真正多起来，是因为编《中国》杂志。
丁玲没有官架子，从来不板着面孔说话。我编《中国》时，她不常在北京，有时候到外地去住一阵子。她在北京时，我经常请教她。
她的生活很简朴，昨天剩的米饭和菜混在一起煮煮就吃。她住的地方也很简陋，有一张床，像临时搭的一样，一张破烂的藤椅，书架子也很简陋。我感觉她好像永远在流浪，像是没有定居一样。可能是一辈子的奔波，没有安定的生活造成的。她也没有什么讲究的衣服，马马虎虎。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在写长篇，虽然没有完成。
陈明不大说话，也很少插话。但有时候，能听到他们谈一些家事。有一次，丁玲谈到陈明的孩子。虽然具体记不起来了，但能感受到丁玲很关心陈明的孩子，很开通，很有人性，人情味很浓。
1985年5月上旬，我和丁玲、陈明等（还有翻译和中国作协创研部的人）出访澳大利亚。那年她已经八十一岁了，坐飞机十四个小时，真够呛。但她身体还好，走路还可以，我们一起转。我想，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生动、开朗、活泼、非常有生命力的人。
在悉尼，我看见她买冰棍吃。那个冰棍很大，有三四个中国的冰棒大，她吃得很香。她有糖尿病，却不在乎，这一点能看出她的性格。
1983年冬有所谓在思想战线上“反对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在中宣部主持的一个会上，张光年、刘白羽他们发言，丁玲在后面就他们的发言说几句表态性的话。结果发表时丁玲成了打头的，他们缩在后面，要她承担“左”的责任，很可怕。丁玲对我说，以后发言可要注意。
王蒙写过丁玲，片面，他不完全了解丁玲。丁玲“左”的话，为什么同意让一帮年轻人负责编《中国》？
丁玲不是一个学院派的人。她的文章跟她的人一样，没有框框，很洒脱。丁玲人很聪明，感情生活（丁玲跟瞿秋白感情深，瞿和丁最好的朋友结了婚）、政治生活都经历过，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她是经历过“五四”的人，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
丁玲在1938年受到批判。丁玲跟我谈过，她的问题早就有结论。陈云是负责人。但是，延安的结论周扬他们都不理。上边对丁玲有看法，没有把她当成党的人，把她当成了异己。1957年以后，让她到处劳动。1984年才平反。我觉得她的晚年是不顾一切了，回到年轻时的心态，让我来编《中国》。一些看法，我跟丁玲谈过。如果我到延安，可能比她还惨。邵燕祥跟我说，如果我去，也不是现在这样的人了。贺敬之到延安被“抢救”了一年。他比我还小，十六岁去。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有些作家不去，选择了到军阀的地盘两广去。解放后，中国的作家，花那么多时间改造，写交代材料，想起来，只能说是毁灭，是摧残。
1985年冬天，《中国》开过一次编辑会，改成月刊。丁玲意识到了，她去世后，《中国》肯定要被停刊，或者改变领导。《中国》内部也很复杂。
丁玲很谨慎，办刊物，很认真，她知道难。
（摘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定价：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