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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中的台湾

2008-12-01 16:40:00 来源:书摘 秦风 编著 我有话说

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1950年6月25日,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爆发,这一场战争决定了亚太地区新的战略均势,也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这一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视事”,以图稳住脚步,但实际上局势仍相当混乱,部队建制不全,由大陆拥进台湾的难民形成庞

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此外,更大的威胁是共产主义思想对民心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美国对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的前途则抱持静观其变的态度,因此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台湾的局面,并不为过。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白皮书”,表明美国对亚洲局势的基本见解与立场。艾奇逊指称,美国承认在中国发生的事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政府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他还宣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防线是由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并未提及台湾,也未提及朝鲜半岛。这份“白皮书”对处于乱局中的台湾国民党当局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不过,美国行政部门接受共产势力崛起的做法也遭致两项反效果:一是激发美国国会内保守势力“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埋下美国对中国政策急转弯的内部因素:二是鼓舞了共产主义势力的盲动躁进,使得朝鲜人民军全面南进,台湾问题也跟着迅速国际化,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一环。

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陆战队设在台湾的一个基地。

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得美国拉拢中共的构想落空,双方壁垒更形分明。美国军方开始出现“台湾中立化”的建议,以免中共攻占台湾,进一步威胁美国的战略利益。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刻派遣第七舰队驶向台海,并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由联合国考虑”。美国出兵台海为免干涉中国内战的口实,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将台湾的地位模糊化,作为“台海中立化”的基础。这种角度自然不为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接受,不过客观上的确使得台湾局势迅速转危为安,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欢迎美军协防台湾。7月,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访问台北。

9月初,开战两个月,朝鲜军队便击溃了装备和士气均不足的南韩部队,先锋已抵达釜山的外围,全面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9月12日,麦克阿瑟挥军由汉城以西的仁川港登陆,朝鲜军队被联军一举拦腰截断,顿成溃散之势。美军大举增援,同时向南北进击,一个月内几乎便扫荡朝鲜半岛全境,北线美军甚至逼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参战。第一批部队约26万人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渡过鸭绿江,接着第二批、第三批梯次投入,迅速对美军分割进击。两次大规模战役后,美军溃败南撤,志愿军将战线推至北纬38度线附近。1951年1月,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再度攻陷汉城。但由于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机械化程度低,运输和补给能力有限,无法维持长时间的进攻,这些缺点又正为美军所把握。因此,美军在重新稳住阵脚后,改采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略,一个月后又夺回汉城。

此时,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之间却开始发生严重分歧。身为军人,麦克阿瑟希望以优势的军事手段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建议对中国东北使用原子弹,摧毁中共的军事工业,甚至建议征调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参战。杜鲁门则以世界全局为考虑,担心战争扩大,将迫使中苏同时卷入,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杜鲁门眼中,不仅麦克阿瑟的想法危险,其直言犯上的姿态亦令人难忍。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不和逐渐白热化。4月11日,杜鲁门总统终于发表声明,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被解职的麦克阿瑟返抵美国时受到盛大的欢迎,纽约市百老汇大街五彩缤纷,美国人民热烈欢迎这位英雄人物。麦克阿瑟在国会发表演说,其中“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一句话,更成了历史名言。

麦克阿瑟去职后,由李奇威将军接任联军总司令。7月,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开始进行,战事呈现胶着状态,大抵上发生在北纬38度线附近,亦即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界线。由于政治上双方均无意再扩大冲突,所以军事投入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战局打打谈谈。一直拖到1953年6月8日,停战谈判才达成最后协议,双方大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分南北朝鲜,南北朝鲜也正式成为分裂国家,横亘半世纪直至今日。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区域冲突,不仅象征了东西方进入长期冷战的开始,同时对美国、南北朝鲜及台海两岸等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朝鲜战争对台湾的影响尤为深远,台湾从此成为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一环,国民党再度获得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从1950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军重新整编,以美援武器装备将原来残缺不全的二十个军缩编成十二个军及六个独立师,为配合美军在朝鲜半岛的作战,国民党军多次突袭大陆东南沿海岛屿,并且派遣小股兵力潜入大陆设立游击基地。不过蒋介石计划大规模参加朝鲜战争以及全面反攻大陆,仍然因缺乏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无法实现。

在经济方面,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5年内即获得了5亿美元以上的援助,除了缓解军队给养的压力,当局也有足够的信心全面推动土地改革,发展农业,改善基础建设,为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由于美军协防台湾,加上日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终使台湾转危为安,得以继续生存下来,开创出日后的台湾经济发展奇迹。

越战与台湾

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张与升级,坚持反共国策并配合美国围堵中共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逐步卷入越南战火之中。1968年2月底,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发起救助南越难民的号召,全台人民热烈响应,纷纷捐出衣物、食米和现金,台湾与南越的关系逐步走向高峰。

对台湾而言,历史上与南越、韩国的关系并不深,不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结构却将三个地方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后盾,共同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堵。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南半岛共产党武装活动日益升高,美军正式介入越南战场,台湾与南越更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关系,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层面几乎全部涵盖,南越可说成是台湾最重要的亚洲“盟邦”,在台湾战后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968年1月31日,南越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部队向南越各重要城市发动“新春攻势”,美军与南越部队亦予以全力反击。2月间,双方进行激烈的巷战,尤其是在西贡市,具有象征意义的“总统府”和美国“大使馆”都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在顺化市,大约12万的市民无家可归,全市已沦为废墟一片。虽然越共最后被击退,但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从电视上看见了越战的惨况,同时对于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打胜的能力感到怀疑,对于越共而言,这无疑是宣传上的一大胜利。

1950年9月,麦克阿瑟将军(中坐者)率军由仁川登陆朝鲜半岛,顿时扭转战局。

越战的激烈战况同时也传到台湾,对于对台海战事记忆犹新的台湾百姓而言,心理冲击十分巨大。事实上,过去十多年,基于战略需要,台湾与南越已建立深厚的关系。1954年,越南一分为二,北越为共产党区域,南越则于1955年由吴廷艳出任首任“总统”。1957年,台湾派遣袁子健为首任“驻越公使”,后来美国干预越南政局,支持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推翻吴廷艳,此举导致南越政局陷入倾轧的乱象之中。军人主控政权,政治威望不足,社会凝聚力缺乏,使得南越政局始终无法步入发展正轨,反而陷入过度依赖外力支持、内部动乱不断的恶性循环中。

尽管如此,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1965年起,台湾成了美军的后勤基地之一,对美军军需品的采购、补给以及美军度假等而言,台湾均被列为主要的基地。此外,美国也运用台湾与东南亚华人的密切往来关系,加强对南越华人的反共思想教育,同时也运用台湾日渐成熟的轻工业技术,实现对南越的经济援助。因此,台湾与南越的关系迅速升级,台湾除了派出援越军事顾问团,还派出医疗、农业、工业等援助团体。1966年,双方签署“空运协议”,由“中华航空”和“越南航空”往返台北和西贡之间。由于两地经贸、货物和人员的来往十分频繁,当越共发动新春攻势时,烽火漫天,引起台湾方面极度的关切,台北驻越“大使”胡琏将军亲自前往西贡的华埠堤岸市了解战况。由蒋夫人发起的援助南越难民活动获得了积极响应,3月21日,首批捐赠物资包括白米、衣物、肥皂、毛巾和罐头食品等上万吨货品运抵西贡市。

随后几年,越战的发展出现不利美军的情况,越共的游击战术,军人和百姓互为一体的人民战争概念以及东南亚燠热的丛林,对美军而言,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战争体验。美军为了迅速取得胜利,争取谈判桌上的优势,加重了对越共活跃地区的轰炸,并将战火扩大到邻国的柬埔寨,结果造成大量无辜人民的伤亡。这种惨状通过电视画面传回美国,在美国激起强烈的反战情绪,而且这股情绪日渐升高,冲击到美国的政局,并迫使美国政府逐步由越南撤军,以使“越战越南化”。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约”签署,美军正式撤出越南,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改以经济援助的形式协助南越政府。

虽然越战自1968年后进入白热化阶段,并在1970年后变成国际政治角力的主要议题,台湾与南越之间的往来更密切频繁。南越主要领导人阮文绍、阮高祺、杨文明等人均曾“访问”台湾。不过基于台湾内部的反共宣传以及反共教育的灌输,一般人民对于越战的复杂性并不理解,对于越战在国际知识界掀起的反思浪潮亦无相对的反应。尤其是1968年全世界掀起一股反威权的人民运动,包括巴黎和东京的学生运动、捷克人民的起义等等,使得这一年日后成为史学界所称的“不可思议的一年”,不过这一切与台湾社会似乎均相去甚远。

1973年以后,美国、日本、法国、西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加紧对南越的援助,其他诸如国际货币基金会、国际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织也积极对越贷款。台湾提供美金500万元的贷款给南越,作为南越向台湾采购机器之用。尽管越南拥有国际慷慨的支持,又战乱经年人心求治,但依赖美军保护多年的南越政府却无法适时团结民心,建立有效能的政府;另一方面,经过两年的修补整编并在国际政治上取得主动的越共却完成了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1975年3月,北越军队配合南越共产党武装发起全面攻势,越中城市纷纷被攻占。4月底,越共已包围西贡市,城内烽火连天,大批民众拥往机场、海港、美使馆等地,试图逃难。4月30日上午8时,最后一架美国直升机由美国大使馆屋顶飞离。

至于国民党方面驻南越工作人员则于4月中旬开始逐步撤离。驻越“大使”许绍昌于26日晚搭乘“华航”最后一班飞机自西贡飞抵台北,28日“大使馆”正式关闭。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南越“总统”阮文绍25日清晨乘美军一架螺旋桨专机前来台北,阮文绍一家人以及前政府的一些要人也曾在台北短暂停留,深居简出,随后再转往西方国家。

南北越的武力统一结束了台湾与越南一段特殊的历史关系,越南的变故不仅打击了美国国际威信,对台湾也产生了莫大的心理冲击。有关共产党为何能在越南获胜的讨论,在台湾曾持续了多年,不过当局宣传部门多归咎于南越民主人士为共产党渗透利用,成为共产党颠覆活动的先锋,其情其景一如1949年前中国大陆的翻版。

不过世事多变,1978年后,越南与中国发生战略摩擦,甚至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越南当局通过台北驻曼谷办事处同意华侨到台湾定居。1990年,越南派出经贸访问团,与台北就直航、签证、工业区建设签署协议,越南成为台湾企业家对外投资的重点之一。此外,也有大批的未婚台湾男性通过中介公司到越南寻找结婚对象,台湾与越南的民间往来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自《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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