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院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大院中活着的长辈已寥寥，曾经的玩伴不少也都离去。他们却始终是我过去的一面镜子，我怕在镜中照到过去的自己。一幕幕悲剧与闹剧曾轮番上演，看多了，心凉了，内心刻满了深深的恐惧，我过去的魂失落在了机关大院……
抗战夫妻
江伯伯是机关副秘书长，山西人氏。他比父亲小五六岁，冬天总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夏日一成不变白色短衫，领口从来扣得很紧，不苟言笑，跟父亲一样凡人不理。又由于个头偏高略胖，比父亲威严许多，却缺少父亲的儒雅，给人的印象更加眼高于顶。他管行政，与总务的工人打交道多。大院中工人阶级最是恨他，“文革”中首先起来造反，狠狠报复了一把。运动初起时，响应共产党员人事干部的号召，他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拉到台上批斗。一次甚至把红卫兵招来，举起皮鞭将他猛抽一顿。听观看批斗的人说，当时就把他的头打破了，鲜血顺着脖颈淌到白衬衫上……好在他想得开，命也大，没过多久，上面便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了。江伯伯虽属走资派，早年参加过民主运动，却没在党，这才逃过一劫，慢慢被造反派淡忘。
由于没生过孩子，初到大院的江妈妈显得相当年轻，身材适中，皮肤白皙，又因戴副眼镜，凭添了几分温文尔雅。她是高度近视，上下班从不骑车。每日早晚常能看见她从我家门前走过，手里拿个皮包。引起我注意的是她手里那个考究的皮包，阳光下熠熠生辉，映衬得拿包的女子也考究起来。
母亲是个热情人，见面爱主动与人打招呼。她和江妈妈是同庚老乡，很快便稔熟，进而无话不谈。如果说母亲在大院中还有朋友，就该是这位江妈妈。
作为职业妇女又没有孩子拖累，江妈妈对家务很不擅长。为此，她曾向母亲诉苦，说江伯伯总骂她笨手笨脚。母亲便将自家的泡菜捞出来，教她怎么用肉末炒。第二天，她满脸笑容来到我家，说江伯伯特别爱吃，并一个劲儿夸母亲能干。受到鼓励的母亲越发来了精神，又教给她几样自己的拿手菜。
江氏夫妻在大院住到大约1959年，我小学五年级时，他家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是位比我大一两岁的男孩儿，一看就知是从乡下来的，身穿土布衣服，面对五颜六色的花花世界不知所措，只能以呆滞的目光应对。
男孩子来了没几天，江妈妈就来找母亲了，满脸愁云，无奈中夹杂着几丝愤懑。两人关起门来，唧咕了大半天。江妈妈前脚走，母亲便在后面开启广播，替她抱起不平。
原来，那男孩儿为江伯伯与前妻所生。抗战时期，江伯伯从老家辗转来到重庆工作，在那里邂逅了江妈妈。那时的江妈妈迈出校门不久，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姑娘。比她大几岁的江伯伯眉宇间透着英武，精明能干，一时间给年轻的姑娘留下深刻印象。当江伯伯表示自己是个没有家眷的单身汉并主动向她示爱时，她很快缴械投了降。嫁给江伯伯后，她却有点后悔，因为她实在并不了解这个男人。江伯伯的表现就像雾重庆，将自己包裹在云雾似的秘密里，有许多事情不叫她知道。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也就罢了，当她得知老江在老家居然有老婆孩子时，一颗心简直冻成了冰棍儿。她特别爱面子，原以为找到的是如意郎君，没想到却受骗上当，等于做了人家的小妾。无奈生米已然煮熟，她惟有将满腔的委屈藏于心底，连父母都不敢告诉。其实，这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色，俗称“抗战夫妻”。
尽管对老江耿耿于怀，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内心也逐渐平复：眼不见心净，只要原配与孩子不到跟前，他们不就跟普通夫妻一般无二吗？
然而，前妻的孩子不打声招呼便到眼前了。好歹也得知会一声吧，这是起码的尊重……思前想后，她觉得特别委屈，对旁人说不出道不明，憋在心里胸膛简直要爆炸，她只有到母亲这里来倾诉。
江妈妈不是母老虎，何况“无后为大”，她又不能生，也只有又一次面对既成事实了。
从此，我们在大院中玩儿，就看到江家的男孩儿怯怯地站立着呆看。不久，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建国，当时最时髦的名字。
为与江伯伯赌气，也为了老来有所依靠，江妈妈终于鼓足勇气对抗，领养了个女孩儿。大院中都知道，那是个被丢弃在医院的私生女。自从有了女儿，不擅家务的江妈妈更加手忙脚乱，虽然请了个保姆，她还是不放心，时常匆匆出入我家，向母亲请教育儿经验，或是求教缝纫知识。母亲有求必应，不断帮忙出谋划策。但有时会忍不住背后说她几句，有福不会享，这么不能干，有的罪受喽！
有一次，母亲从江家回来，进门便对我说，你江妈妈让我去给小柔改衣裳。顺手拿出件旗袍，真好看！她给我看她穿旗袍拍的照片，漂亮得很！唉，没想到被老江骗到了手，冤枉啊！你说老江多没良心，小柔的生活费、保姆费都是江妈妈一人出，他这当爸爸的竟一毛不拔。山西老心儿，就是小气……
父亲在旁打断了她的话，别人家的事情你少说几句不行吗？可母亲就是当时住了口，一会儿还是要忍不住唠叨的。
时间如飞，建国进了高中，小柔也逐渐熬大。建国一直在所谓的棒子面中学读书。自从进入高中，他出息了，不但入了团，还当上干部，我则越混越抽抽。
到了“文革”，大院人的命运则基本相同，建国去了东北兵团。他甚至比我办回来得还晚，但没有耽误娶妻生子，后来在某机关做小干部。
小柔很幸运，由于年龄小，学业没在“文革”中耽误。惟一的挫折是第一次考大学只被外地学校录取，而江妈妈说什么也不叫她去。那时的规定必须服从分配，否则将再没资格入大学。眼看小柔上大学无望，多亏机关为她出了个证明，也许还是沾了民主人士的光吧，她第二年又考取师范，毕业后在中学当老师。
儿女们出去单过后，江氏夫妻到晚年取和平共处、互不干涉方针。除病痛外，他们都活到了高寿。
除抗战夫妻这一中国特色及“文革”中的小插曲，这对夫妻该算比较平安地度过了一生。
人生的大起大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有时就想，什么人生的大境界、小境界，惟有平安是福。然而，能得一生平安的人在我周围似乎不多。
“假积极兼破鞋”
杨阿姨是带着孩子的单身女人，搬进大院时三十余岁，两个儿子比我大几岁。她个子不高，肩膀略宽，修眉大眼，眼角上挑，脸总是抹得雪白，长得颇像唱京戏的青衣。
听母亲与邻居闲聊，据说她丈夫解放前夕丢下她们母子，仓皇逃去了台湾，她是靠一个政协委员的关系被介绍到机关的。因文化程度只有高中，便只能做普通文员。
但她很活跃，是文艺积极分子，货真价实的票友。我就曾在政协礼堂看过她演《四郎探母》，饰四郎的原配夫人，虽没多少戏份，唱做却像模像样。连她的大儿子也跑了一回龙套，让我们这些一起玩儿的孩子兴奋与艳羡。
只是，应了“寡妇门前是非多”那句老话，院里的女人总对她指指戳戳。按大院中孟伯母的话说，她是“假积极兼破鞋”。仿佛为了验证这句话，她见到大院中的女人话并不多，可看到男人则往往眼睛眯成一道缝儿，笑得很甜。
只有一个例外，她和父亲在一个部门，两人见面却总是鼻子不对鼻子，脸不对脸。她往往将头一偏，脖子扬起老高，似乎两片薄嘴唇也抿了起来，那模样显得挺刻薄。我曾问过父亲，你怎么得罪了杨阿姨？父亲却只意味深长地咳一声。他向来谨言慎行，本不敢多走一步路的，这与话格外多的母亲对比鲜明，我也就不再多问。
记得在我上小学六年级时，院里对杨阿姨的指戳更加沸腾，舆论的热度几乎达到一百度以上。
故事要从住在另一单元三层的韩伯伯说起。韩伯伯是组织部部长，很有实权。他人长得高高大大，几乎可与一表人才沾边儿，只是眼睛略小，却也炯炯有神，透着机灵。有地位有相貌的他却很和气，见到院中所有的人，不分老幼尊卑，一律亲热地谈笑。
韩伯伯似乎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女孩子，经常拉我们到他家玩儿，请大家吃糖果。稍大，则介绍好书给我们看。记忆中，我就是在他家看到《基督山恩仇记》的。他拿出书给我讲里面的故事，并主动将四本一套的书借给我。
曾有好几年，他自己一人住，据说老婆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后来，他老婆调到北京，带着个还没上学的男孩儿。韩伯母人挺秀气，文质彬彬。然而好景不长，她在学校刚教了几天书，便生了一场大病。从医院出来，竟站不起来，成为了半瘫。我去看过几次，韩伯母不能走路，也不怎么说话，终日坐在床上闷头看书。
那一阵，杨阿姨往韩家跑得特勤，出出进进都与韩伯伯一起。逐渐，就传出她与韩伯伯搞上不正当关系的新闻。矛头所指皆向杨阿姨，对韩伯伯倒没人计较，似乎他特别无辜。
忽有一天，韩伯伯不知去向。问父亲，才知他在政协礼堂又与一长得漂亮的服务员搞上了，因不答应与其结婚，对方恼羞成怒，将他揭发，因此作风错误，他被降职处分，下放外地去了。据说，韩伯母也与他离婚回了娘家。千夫所指的杨阿姨却安然无恙，仍稳稳扎于大院之中。
这时，才传出韩伯伯的旧闻。原来，他竟连骗带诈结过三次婚，韩伯母是被他骗到手的第三任老婆。可真够倒霉的，被人骗婚，这么年轻又瘫痪，不知这雪上加霜的逆境她如何承受？
韩家人去楼空。
韩伯伯从大院消失后，杨阿姨仍是孟伯母与母亲茶余饭后咀嚼的零食。她的传闻越发多起来，今天是和某政协委员搞上了，明天是又和某带长字的上了床……有关她的新闻听多了，我对她自然越看越不顺眼。逐渐，除非躲不过去，我一般不跟她打招呼。
“文革”中，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当然有杨阿姨。她的处境比父亲惨多了，不只被贴了许多大字报，还让红卫兵拉上台去，脖子上挂两只破鞋，批斗过好几回。那场面我没亲见，只听邻居们绘声绘色地谈起。不知为何，虽然我对杨阿姨从来没有好感，听了这些，心里却不太好受，有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因为当时无论是父亲还是自己，处境都不大妙。面对乱哄哄的批斗场面，常常不由自主产生荒谬想法：都是人，干吗非要叫他们低头弯腰、挂牌子戴高帽，不当人看呢？
幸亏杨阿姨倒霉的时间不算长。这女人的承受能力确实非同一般。遭批斗时，平日见她也像没事儿人似的，脸上似笑非笑；红卫兵一旦将她抛在脑后，她的头便迅速抬起来，还参加了某造反派组织。母亲评价说，这女人的脸皮实在太厚，居然还积极造反，她也配吗？
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大院中没历史问题的凤毛麟角，几乎都属父亲这类，严划，便归于历史反革命的群类。甭管杨阿姨作风如何，本人的历史却比他们干净。
她到底怎样积极我不知情，因为1967年底我即去内蒙古插队了。但五年后我返回北京，户口、工作没着落的那两年，经常遭遇半夜鸡叫似地查户口，敲门进来的人中总是有她。夜半昏黄的灯光下，总感觉她的一张脸又长又冷，似乎我们从不认识，甚至很可能我就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要不，她怎么会不厌其烦，一次次让我拿出兵团的探亲证明，包括母亲一人的户口，翻来看去，想从中分析出敌情？
对我来说，敲门声先是引来一阵恐惧，紧随其后的便是麻木，只因这样的嘴脸已司空见惯。当着杨阿姨他们，母亲陪着笑脸，有些过分殷勤。门刚关好，她脸上就充溢着愤愤不平。别人也就罢了，污七八糟的人竟也骑到脖子上来拉屎！
“文革”结束，大院中的大人都老了，纷纷退休，再没了斗志与心气儿，只剩下保重身体，杨阿姨当然也不例外，成为经常跑医院的老太太。母亲唠叨的话题变为她遭了报应，两个儿子先后结婚，却又前后脚离婚。孩子离婚，对老人来讲该算最头疼的事情了吧？
那时，我已搬出大院，几乎没再见过杨阿姨。只听母亲说起，她六十多岁得了癌症，折腾几个月后去世。
设身处地替杨阿姨想，她的一生也挺可怜，年纪轻轻便没了丈夫，独自养活两个儿子，支撑着一个家，直到死都孤身一人，难道要她守活寡才是本分？
随改革开放，人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今后，“破鞋”这个词恐怕会从字典中消亡吧？杨阿姨的时代结束了，同代人活着的毕竟已经寥寥。她以她的活法儿活过了她的时代。
寡女
寡女的姓名暂且隐去，就将她称做吴女士吧。对于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的事迹全由父亲向我讲述。
吴女士终身未婚，一生都苦恋一个男人。反右前后，她曾在大院住了些时日，以后搬走，“文革”结束又搬回来，直到终老。
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未毕业便参加工作，在国民党某部做科员。在那里，她结识了时任该部部长的要员王某。吴女士才貌双全，王某为青年干才，彼此一见倾心。无奈王某已婚，妻儿在堂不忍离弃。而吴是非他不嫁，从此一生未婚，只做他的红颜知己。这段旷世恋情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直到王某作古。
抗日战争前后，吴参加了民主运动，后成为某市副秘书长。王因是国民党高官，未予接纳，但吴参加民主运动，肯定在各方面得过王的支持与帮助。解放后，王任人大常委会常委，吴则为全国人大代表，两人都是党派的中央委员。
反右前夕，人大曾组织部分委员及代表去外地视察工作。王从家乡视察回京，正赶上了鸣放。会上，他将地方干部描成一塌糊涂，指责他们把家乡搞得一团糟。吴女士性格泼辣，一贯心直口快，向来不喜歌功颂德这套，她觉得自己对民主运动颇有贡献，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位置，如今只做个摆设，心中难免不平，便时常有些微词。鸣放会上自然会把这些牢骚放出来，又对人大提了不少意见。
两人不识时务地一起放炮，同时被打成右派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引蛇出洞”之后，机关成立了打蛇小组，父亲有“远见”没胆量，一直未给领导提过任何意见，有幸忝列组员，组织上曾安排他和几位组员共同整理过吴女士的材料，对其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揭露与批判。
反右之后，王某及吴女士在人大的职位无疑都被取消，但考虑到两人均为有影响的人物，年纪也已不小，便让他们到国务院参事室挂份闲差，领份不薄的口粮，进行监督改造去了。对这种遗老级的人物，也算体现了宽大为怀的政策。
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回大院探望父母。此时王某已作古多年，右派们几乎都改正了。我见不远处有一白发老太坐于残疾车上，一保姆在旁陪侍，正晒太阳。
母亲指着她悄声对我说，那是吴某，全国政协委员，腿摔断了，没儿没女，只一外甥有时来看望她……言外之意活得挺惨。
此时的她沐浴在阳光里，白发闪着耀眼的银光，显得雍容华贵，那一对眼睛有种大彻大悟之后的睿智与静谧，不由不让人肃然起敬。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老太太，离红颜薄命及凄惨这些词汇何其遥远！
快乐的老单身汉
有位快乐的老单身汉与我和咪咪交往最多。他是机关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姓林，因当时已五十多岁，秃顶上所剩不多的头发已然花白，大家便都尊呼一声林老。我们背地里叫他林老，当面称他林伯伯。其实他都无所谓，尽管有一定地位，却没一点架子，见到任何人都是满脸堆笑，还特别爱开玩笑。
单身汉们常有人提出带漂亮的咪咪去打牙祭。她胆子特小，一个人自然不敢去，我于是有幸成为陪吃的蹭客。记得林老好几次带我俩去饭馆吃饭。
一次大吃之后，他将我们带往南河沿附近一处私宅。典型的四合院，里面还有一个小花园，长满花草，盆栽是两棵铁树。林老向我们讲解了铁树几十年才开一次花的知识，然后笑着说，我这辈子是看不到它们开花啦，就看你们了！说完哈哈大笑，仿佛不是在谈生死问题，而是在讲笑话。
他介绍我们同他的哥嫂认识，说他哥哥一家住在这里，他哥哥似乎对他很恭敬的样子，倒像他是兄长。大家坐下喝了一壶茶。回家路上，他对我们说，那宅院其实是他的。自己为吃住方便，平日只住在机关宿舍。
童言无忌，我只觉得那么一所大宅让给别人可惜，忍不住问他，你干吗不自己住啊！他不笑了，说一个人住那么多房显得太空荡了。他接着说，他其实有老婆和一儿一女，只是都不在此地。妻女在台湾，儿子在美国。
那时的我尚没有阶级斗争概念，更没将台湾及美国与反动派联系在一起，只认为这两地距离太过遥远，觉得他一个老人太过孤单。
不久，他从新疆视察回来，将我和咪咪叫到他的单身宿舍，说咪咪长得像新疆人，给了她一顶新疆绣花小帽，并顺手给了我一只玉手镯。虽然出来的时候很兴奋，可总认为林老更喜欢咪咪，便觉得那顶小帽漂亮，有好几天在头上试来试去。咪咪一贯让着我，当然不会与我计较了。
稍大，与父亲谈起林老孤身一人的孤单并问起林老的历史。父亲说，北平和平解放时，他与傅将军一同起义，是某集团军司令，毕业于讲武堂，职业军人出身，参加过军阀混战，抗过日，更与共产党的军队交过手……按现在的话讲，曾经是军阀……
那时，在我的观念中，国民党将军统统反动，双手沾满革命者与人民的鲜血。至于是否曾经与日寇浴血奋战，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所受的教育是只有八路军抗日，而国民党一律卖国。可在感情上我又不能将和蔼可亲、说话随便的林老与面目狰狞的反动派联系在一起。莫非如今的他戴一副假面具？至此，自觉不自觉中我开始与他疏远。
大约几年后，听说林老再婚，从此搬了出去，偶尔在机关见到，也仅点头而已，称呼都省去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高潮一来，以林老的历史，自然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听说揪斗大会就在机关举行，他被挂上“反动军阀、土匪”的牌子，在台上“坐飞机”，被鞭子抽得满身伤口……没几天，便听说他服安眠药自杀了。
那时的我正被小批小斗。听说了他的死讯，竟想起他对我和咪咪的种种好处来，不免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一时竟忘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其行为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如今回想起来，林老是职业军人，出生入死，已不知多少次从阎王爷身前擦身而过了，他必是将生死看得很淡，惟有将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因此，在羞辱面前，他只有选择速死一途。
（摘自《幸福天上寻〈良友丛书第6辑〉》，文汇出版社2008年7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