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凭丰功伟业留在史册上，有的人凭辉煌创造留在史册上，当然，也有人凭累累罪恶被人记住。在中国当代史上，有三个人以另一种方式，留在史册上，他们不应该被人忘记。
第一个是山东大学教授吕荧。提他不能不提胡风。
胡风是建国以后第一批被收拾的文人的代表，他写了洋洋30万言的《意见书》
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讲话，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虽然是迟到的请求，但声音还是那样庄重：“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必须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彻底。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消胡风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会者举手通过了开除、撤消的决议。就在这时，吕荧要求发言，得到允许以后，他走上主席台，坐在郭沫若、周扬中间，停顿了一下，望着下面黑压压一片与会者，说道：“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
话音未完，会场一片哗然，随之而来的是斥责与咒骂；有人跑了过来，将他拉开，推下台去。第二天，新华社报道说：“会上，胡风分子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这位仗义执言的勇士，随后就失去人身自由，软禁在家。
第二个是国务院参事万枚子。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放了一记响炮，他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他的话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震动，发言赞成者有之，尖锐批评者有之，极大愤慨者有之，默不作声者也有之。6月10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开座谈会，对“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国务院参事万枚子认为储安平提出“党天下”的意见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他说：“储安平只是立异为高，语不惊人死不休，主观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只是客观上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第三个人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
1959年，中央在庐山开会，准备纠正左的偏向。在此之前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元帅彭德怀说：“大跃进政策从根本上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果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后果不光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对他说：“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你是要来个武人忧天倾啦。”彭德怀说：“主席，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你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我才这样讲。我应该这样讲。”毛泽东笑了笑：“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
在庐山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批评了浮夸倾向，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后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全体与会者，把彭德怀与张闻天等人打成“军事俱乐部”。
1959年8月，全军师以上干部1000多人，对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当时，林彪主持批判会，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抱住麦克风，忽然喊道：“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是他在长征路上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这一指责使全场人震惊不已，但立刻就响起一声呵斥：“胡说，你们完全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也不知道这回事。”这位“不识时务”的将军就是钟伟，他喊道：“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
会场顿时一片混乱。立刻，总政保卫处干部奉命率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咔”地给钟伟戴上手铐，架出会场。钟伟不停地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了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
真是一条血性的汉子，40多年后，他的呼喊依然使人震惊，使人心动。
有人说，在关键的时候，人都是先保护自己的。可这几个人没有。他们以 “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直赴人生的险地，让人每每想起都凛然动容。
他们所以应该被人记住，是因为他们有超乎常人的见识。在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声讨的声浪中，他们保持了冷静。他们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而是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断，用常识去判断。使他们对一个人的看法在几十年后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其实，他们并不比别人聪明，他们不过是没有丧失良知，没有失去常识而已。
他们所以应该被人记住，是因为他们超乎常人的勇气。在当时最高领袖下了定论的情况下，能保持自己的看法，不随波逐流，已经非常不易，更不要说公开地表示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勇气甚至超过他们为之辩护的人。为什么呢？他们为之辩护的人在遭难之前，并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会那样惨。而这三位是要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出来说话的。那是真正的义无反顾，真正的视死如归。当时群情激愤，有如烧开的油锅，有人往里倒水，只能使油更加沸腾。非大勇敢者岂能为之？
我想起马丁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悔恨之语：“当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以为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以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当胡风受到不公平处理时，人们都能保持冷静，都能据理力争；当彭总受冤屈的时候，人们都能坚持真理，不袖手旁观，那会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吗？
有人可能会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恰恰是识时务的太多，坚持真理的太少，最后，才都弄得自身难保。包括刘少奇在内。
当然，后来有为刘少奇鸣冤的张志新，有开除刘少奇党籍时不举手的陈少敏，但毕竟凤毛麟角，难成气候了。
（摘自《历史问题与问题历史》，远方出版社2008年9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