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中磨砺

　　父亲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时间分布也较为均匀，即：十七、八岁出头到四十岁，在抗日炮火中，他从一个热血青年，在求索和追求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史学家；四十岁到六十岁这无疑是他一生中的最低谷：历遭劫难、九死一生。这本应是人生的黄金期，一个学人最有价值、最出成

父亲是五八年被补划为右派的。戴帽不久就随兰州大学历史系合并到西北师大，校、系的合并难免带来小争小斗，而首当其冲成为受气筒的当然是“五类分子”了，更何况还是“外来”的“分子”，这受苦、受累的活，落到外来右派的头上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再遇上下放到河西走廊农场劳动这样生死难卜的差事，兰大并进来的教职员工和右派分子，就自然而然地排在了首选之列。

父亲被下放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四十里铺的师大农场去劳动。他为忘掉饥饿，无论是夜卧地铺或是放马途中，枕边和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以此“疗饥”。别人耻笑他“太史公，牛马走”，岂不知这读书的两得，一是疗饥，二是补充精神食粮。父亲这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何况是在山丹农场那种困苦状态下读史书呢。这样，父亲就自然对各种历史场景有着别样的体会和理解。对于一个史学家，也就是在这千载难逢的境地中，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学术上的反思。父亲晚年在学术上又有了一个飞跃，不能不说与这段刻骨铭心的际遇有关。这段阅历带给他的正面效应无疑是思想境界更进一步的深沉与稳健。

二姐赵纪的死，无疑对父亲是个沉重打击。父母在其碑文中写下：“因登山失慎，殒殁于甘肃皋兰山下：得年一十八岁……”在父母的六个子女中，二姐赵纪是唯一没有偏科的一个。即数、理、化、文、体、美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五八年，街头壁画有不少佳作出自她手，而且，她还是创甘肃省纪录的长跑运动健将。那几年，国庆大游行的纪录片中，抬着“体育大队”队标的几员为甘肃体育立下汗马功劳的虎将中，就有二姐赵纪的身影，绰号“大洋马”。就是这样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最后定格在“得年一十八岁”的如花年华，未能善终。

六一年的寒假，二姐住校未归，她当时正值高三，要在学校准备即将面临的高考。那时有两件事让她十分郁闷，一件是她一直是班上的尖子生、多门功课的课代表，又吃苦耐劳，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处事待人皆很低调，颇得师生们的好评，但在入团时却受到了挫折。老师、同学都激励她一定要报考清华，以她的功底和才华，考清华应该是“小菜一碟”，而她也确实跃跃欲试想步父亲后尘去清华园转一遭。哪知回家一提，被母亲兜头一瓢冷水：“你千万不能报考清华，就凭你爸爸，人家就不会要你。你是兰大附中的尖子生，表现也好，还有长项，知根知底的兰大不会不要你。”

母亲是对的。兰州大学的化学系，可谓是名扬四海，这里出来的莘莘学子走到哪儿都是深受欢迎的。之所以有此佳誉，不外乎这里云集了一批大名鼎鼎的化学家。而陈时伟、左宗杞夫妇就是蜚声国内外的兰大化学系的领军人物。陈、左二位50年代就被定为二级教授，陈时伟还身兼兰大副校长之职。五七年，夫妻双双落网，被定为极右分子。其小女儿陈绪明当时在兰州一中就读，也是即将高考、品学皆佳的好学生。一位省上的领导去一中作形势报告，提到了“我省大右派陈时伟如何如何”，这位初生牛犊、不知厉害的陈家小女竟在校门口堵住首长专车，质问其：“你凭什么这样讲我的父亲？”当对方得知这就是陈家千金时，笑着点点头钻进车中扬长而去，其后换来的自然是高考名落孙山，而且其后几年也是屡考屡败。我大姐比陈绪明低两届，就在大姐都快大学毕业了，左宗杞找到了当时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不无伤感地说：“我们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无数的工农子弟，可我们的孩子却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在江校长的过问下，陈绪明在高中毕业五六年后才得以考入兰大物理系。福兮？祸兮？圆了大学梦的陈氏一家，无法预测这吉凶未卜的未来。真可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一起，已深悟利害的陈绪明就赶紧贴出声明，声讨自己的父母以示划清界限，可这就能饶了你么？她还是被放置在几张码起来的大桌子上面跪着，胸前挂着大右派子女的牌子示众。不久，她失踪了，时至今日，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左宗杞每当听到哪里有一具无人认领的女尸、或某省某乡偏僻山村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疯子，她都不顾路途迢遥、不惜代价地赶过去一辨真伪，每次均失望而归，见人就如祥林嫂般地念叨：“……我去了，不是我家明明。”每逢此时，母亲都会潸然泪下，回来对我父亲说：“我们的纪儿倒是没丢，也不过只剩下一副骸骨……”

这样的先例，让母亲断然做出“不准报清华，只能报兰大”的决定。因为父亲原因入团未果，后又放弃报考清华，是那年寒假让二姐赵纪郁闷的两大心结。2月2日，一场小雪后的中午，她鬼使神差地跟着两位室友上山去拾“地衣”（一种类似发菜，贴着地皮、遇水即胀的菌类野生植物），这一去连殒两命，就再也没能够回来。她们临上山时曾找食堂大师傅商量，让她们把晚餐券一并打出吃掉，晚上她们可以吃拣回来的野菜，遭到大师傅的断然拒绝。当听到她们失足皋兰山、再也回不来时，那位大师傅失声痛哭，再三重复着：“我要早知道这两个娃回不来，说什么也得让她们吃饱了再走呵……”2月2日的晚餐券被父亲牢牢粘在了那一年的日记本中，成为全家痛彻心肺的一个纪念物……

父亲接到了母亲“速归”的电报，其实场部也接到学校“女儿亡故”的实情，只是没有告诉他真相，通知他收拾东西可以回家了，其他留场人员还牢骚满腹地说：“赵俪生的老婆想他了，捏个词让他回家过年哩。”等父亲踏上归途，场部才当众宣布“赵俪生家中死了人”的消息，以此来稳住人心浮动、思家心切的留场人员的情绪。

父亲是怎样从四十里铺赶到了山丹火车站，至今仍是个谜。在他的《死三人记》中，有两位就是倒毙荒郊的，一个是劳动完躺在麦草中无人问津冻饿而亡，另一位进城看病，每走一程遇到有单位、有人家的地方就掏出单位证明、粮票钱款，希望能卖给他一口吃的，但那年代就是有钱、有粮票也换不来一口吃的，他就这样走一截、乞求一阵，无望再往前走，好容易挪到了城边，望城倒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饥肠辘辘且已衰弱到极点，被大家公认为“第四号亡人”的父亲，怎能走出这无法维持生命的几十里荒滩呢？其实这趟回家的路程仍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求生和归家的意志战胜了死神，他终于从山丹火车站爬上了一列春运加开的拉人的闷罐子货车回到了家中。感谢那列车上的一位女列车员，她发现这个戴一副眼镜的人不似流民，交谈之中，得知还是位大学教师，仰慕之下，多卖了他一份客饭，这让老爹在归途中更有了一份物质上的保证。2月12日凌晨，他闯进家门，被刚起床的母亲当成闯入家中的流民推了出去，他愕然地对母亲说了句：“昭一，我是赵俪生呵！”母亲这才从声气中辨认出那是她相濡以沫几十载的夫君，顿然失声痛哭。丧女之痛加之这脱了形的丈夫，怎不让这苦苦支撑的家庭主妇失态呢。我死死记住了l961年三个难忘的日子：2月2日，十八岁的二姐命丧皋兰山下；2月12日，四十四岁的父亲终于挣扎着回到了家中；2月15日，正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那是怎样的一个惨痛的节日，不堪回首，但又怎能忘却呢！

我在六六年“文革”初期也被发配到河西，在张掖九公里园艺场当了四年农工，又被分配至张掖火车站农机供应公司工作八年，后又随爱人调至武威九条岭水文分站两年，最终回到父母身边。历时十四年的光景是在河西走廊度过的，后又多次陪外地学者、画家、亲友重走河西路。无论乘火车还是汽车，每至山丹县境，我都会贴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端详着窗外的戈壁荒滩、草丛农舍，不断寻思：父亲是在哪块地方受的罪，又是顺哪条野路逃生的呢？我对河西的印象从父亲发配、几乎命丧荒郊，到我自己被发配，苦苦挣扎十四度春秋而永远铭记心怀。那寂寥的荒原，留给我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苍凉，也历练了我的生命，让我懂得了生活。

父亲靠家中省出的一口粮食，得以渐渐康复。他终夜伏案翻译王尔德的《道廉格雷的画像》，借此排遣内心的丧女之痛。每至深夜，是妈妈给他多加一小奶锅苞谷面糊糊，严华（西北师大医院院长）大夫也不时给他开出几粒“康复粉药丸”。不久，有了高价食品，妈妈毅然辞职，用几百元的退职费不时添点高价食品，打发一下饥肠辘辘的家人。80年代落实政策，妈妈得以恢复公职，抛去了退职的年限，落得个“抗战时期的离休干部”，岂不知她比享受“老红军待遇”的我老爹还早几个月参加革命呢！当有人问我：“你妈妈是家庭妇女吗？”我摇摇头，“那她在哪上班呢？”我会告诉发问者：“我妈妈的前程被我们吃掉了。”他们已经因饥饿失掉了一个孩子，剩下的五个，就一个也不能少了。于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卖书、卖画、卖前程，以此维持这惨淡的岁月……

六一年初，合并到师大的兰大文科又全部返回兰大，师大给兰大开出的条件是“别人全部退还，只留一个赵俪生，一个王翼洲（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而江隆基校长的答复也很干脆：“别人你留谁都行，只要退还我这两个人就可以了。”这说明两校都还知人，就是用不用的问题了。兰大教职工饱受几年另眼看待，当然个个翘首以待重返故园，在江隆基校长的过问下，父亲摘掉了帽子，承担了首届招生六一年进校学员的基础课――《中国通史》。江校长指定校党委行政人员一律旁听赵俪生的《中国通史》，而且他亲自率众去听。第一堂课刚刚讲完，学生们站起向门边拥去，后排的江校长发话了：“不要乱挤，让先生先走！”这让多年遭人凌辱沦为阶下囚的父亲如何不感动呢？他没有讲任何感恩的话，他只有用行动报答这位老教育家的知遇之恩。两年的通史，他讲得酣畅淋漓，让那些本来有碍于江校长面子不得不来听课的党政人员也舍不得轻易放弃赵先生的课了。几次的大通史课也历练了父亲，为他赢得了“20世纪上半叶，讲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当属兰州大学的赵俪生”的盛誉。

父亲退职在贵州，与母亲及最大、最小的两个女儿合影。

当时，由于兰大住房紧张，父亲虽人已回兰大，但家还住在位于西郊十里店的师大。每到上课，父亲凌晨即起，用他的话讲，就是“撒开大步向前行”，上完四节课，再步行回家，省下两三角车费路边买个烤洋芋或煮苞米，边啃边走，从东郊到西郊近三十里的路程，来回一走就是六十里！有一次，父亲被一位姓郭的兰大司机看见，怜他路远，顺路拉了他一程，为此他还不断感念着这位老师傅。时值壮年的父亲一生情有独钟的唯一运动恐怕就是“走路”了，年轻时在游击队，走遍了晋、陕大地，从延安步行至西安，后由河南至华北，一多半时间是在走；山丹下放，牵着马在走，爬出死亡地带也靠走，如今从师大到兰大纵跨整个兰州市，也是靠走。一生不做任何体育锻炼的父亲，惟独会“走”，一直走到了八十五岁才歇了脚，足不出户了。他那九十一岁的寿命，恐怕与“走”也多少有点关系吧。

当年，那位由北大贬到兰大、见过大世面的江隆基校长，多次提出“兰大文科在全国有影响、数得着的就赵俪生一个”，并说：“赵俪生的右派问题与其说是个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个人事关系问题。”在他的主张下，父亲摘掉了帽子，在难以恢复以往职称待遇时，江校长特批每月定期困难补助五十元。每逢年节、父亲住院、拔牙、镶牙再额外给予不定期贴补，改善了父亲的生存状况，缓解了他的后顾之忧。当然，这些措施成了江校长“文革中”的条条“罪状”。江校长不仅厚待知识分子，也培养了一批懂得怎样善待和处理知识分子关系的中层领导，如，前兰大教务长、后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前兰大化学系总支书记、后任广电部部长的聂大江，兰大历史系总支书记王翼洲，均是江校长以其言传身教培养起来的，他们共同努力把默默无闻的兰州大学推向排名逐渐靠前的综合大学之列，而江校长本人却命断“文革”。就在“红色恐怖”如火如荼之际，江校长的死讯传出，兰州大学上上下下，不顾强大的政治压力一片恸哭之声。为此，造反派还专门为清理“江隆基阴魂”，大肆批斗“江隆基的孝子贤孙们”。

2007年12月1日，父亲火化后，被安置在省级烈士陵园中。许是缘分，厅门一开，迎面安置的骨灰盒竟然是四十一年前含冤而去的江隆基校长的灵位。江校长的遗容依然谦和而慈祥，我们众姐弟赶紧毕恭毕敬先在江校长灵前深深鞠躬行礼，然后对怀中父母的骨灰盒，很是欣慰地告诉他们：“爸爸妈妈，这里有老朋友，你们不寂寞了。”

父亲在“文革”中是被第一个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两三天中，我们所住的二号楼就被大字报装裹起来。远处看像是纸扎的一幢楼，也像大出殡时的场景，很是壮观，也煞是恐怖。父亲从“四清”点上刚进门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刚开始，还只是这么几个“死老虎”，没几天的功夫，左邻右舍、楼上楼下全部沦为“牛鬼蛇神”。真可谓“洪洞县里无好人”了。随着“阶级敌人”的迅速壮大，对运动乍起、来势凶猛时的那种恐惧心理倒是渐渐平复了。

父亲毕竟是“老运动员”了，何况他本人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出身呢！没看出他有多害怕，被斗完回来还这样说过：“闹着玩呢！他们那一套我都会，也都干过，不过不像他们闹得这么邪乎罢了！”每当传来某某上吊、某某跳搂、某某失踪，父亲的眼神中便显现出一丝阴郁，表情冷峻而沉默，坐在那儿陷入沉思，家人深怕他想不开。他大约也觉察到了，告诉家人：“你们放心，我绝不自杀！咱们如今只剩下一条道，就是‘熬’！我就不相信我熬不过去，死了可就只能是白死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面对这场“史无前例”，他的宏观视角就比书生气十足的学者要宽阔些：“翻翻历史上那些最严酷的年代，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要么统治阶层自我调整，要么天下大乱、官逼民反，它总得有个终结，谁让咱们赶上了这个时代，就这么往下熬吧。这不是咱们一家一户的事，这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事，躲是躲不过去的！”正因为有父亲的这些评点，我们减少了恐惧，抹去了愁怨，增进了信心，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困苦，“熬”字就泛上心头。我们迅速解体了这个家，不满十五岁的大妹赵红跟着在三线当技术员的大姐当学徒工去了，我和弟弟，一个赴河西农场当农工、一个插队会宁当农民，后因兰大地理系冯绳武教授的女儿插队会宁、遭遇不幸跳窖自杀，妈妈说什么也不让小妹上山下乡了，并表示这个女儿她养到老也不下乡，还真叫她顶住了。如今，栖居美国的小妹就少了这一段阅历。

父亲面对整个运动场面是清醒的、冷静的，但不能讲他就没有害怕的事。父亲性格中脆弱和胆怯的成份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面对兰大的斗争场面他无惧，是因为他的心里有数，这批学生他从一年级带到五年级，感情非同一般。他相信他们对他不会下毒手，每到最惨烈的场面要开始了，总会有人猛吼：“让赵俪生这个老反革命滚回去！”绳头一松，老爹就赶紧跑了，第二天校园中会多了不少带绷带、瘸着腿的伤员。老实讲，当年挨打的教员一般被打得并不厉害，被打惨的主要是党政领导和掐着学生政治命脉、生活设施的管理人员。教授们因名声在外，大字报上的“罪名”显著，斗争场面宏大，但是皮肉之苦却没那些管理人员挨得多。斗争会中途，造反派休息，父亲则被带到另一间教室“候审”。一次，有个四川小个子的学生递给父亲一缸浓茶，里面放着冰糖。这让父亲记了一辈子。

面对外来的中学生“棒棒队”，那可是令老爹胆战心惊、魂飞魄散。这些浑小子手底下没数，打起来十分地惨烈。闯进家里，用长矛将所有的书橱玻璃打碎、木头捣裂，将所有的瓷器、玻璃器皿打得稀巴烂，还将碎玻璃和家中的面粉、粮食搅拌在一起，让你无法食用。就在他们抡起钢丝鞭要抽父亲的脸时，红妹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尖叫，犹如德国电影《马门教授》中犹太女孩闯回家大叫“他们”，镜头定格在一个极度恐惧的少女脸上，那场景何其相似。大约那声尖叫过于恐怖，让造反小将心中一悸，鞭子没有落下，但声明他们还要再次光临。老爹说什么也不在家中呆了，过道有我家一间小储藏室，他躲进去，任谁劝也不肯回屋了。他实在怕这些手下没数的浑小子让他皮肉受苦、死于非命。

经历了山丹农场的劳改岁月，使得父亲在面对“文革”的劳改时，就显得游刃有余了。在众牛鬼蛇神的队伍中，他无疑是个强劳力了，不怕脏、不嫌臭、不惜力，所以诸如挖化粪池、拉架子车、果园施肥、大灶背面袋这样的苦活、累活都基本摊到他的头上，好处是避免了扫街道、清厕所这样容易遭人凌辱的场所，当然最让他舒心的活计是抄大字报。造反派知道他的字写得又快又好，抄得不耐烦时就会想起他，把他揪至大教室去替造反派们干活。回来后，父亲是这样对家人讲的：“今儿不累，抄了一天大字报，在赵俪生的名字上打了无数的红叉，枪毙了无数次。”

“文革”中，父亲属于能够应对、比较“乖巧”的一类。多大的帽子、莫须有的罪名，他都满口应承，绝不辩解。用他的话讲，“和那些人去讲理不是找打挨么？他们空口无凭、不负责任地给我罗织罪名，我也可以不负责任地认下就得了，又不是马上就拉出去枪毙。”为此少挨了不少的打，可那些认“死理”、怕担“罪名”、爱惜名声的教授就得为此付出代价了。

兰大化学系一级教授朱子清先生，比父亲要大十几岁。他和父亲是当年兰大对外的两块招牌。那时的学生人人皆知“理有朱子清、文有赵俪生”之说，而他二人之间因专业、行当、年龄都相去甚远，所以绝少往来。

可就这两个素无往来的教授，又是被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干什么都要被绑在一起，同步行动，缺一不可。比如，国庆节大游行，上观礼台的知识分子代表非他俩莫属；兰大营造了“苏联专家院”，专家没迎来，那就朱、赵二家搬入；五八年，两人前后被补入“右派”阵营；“文革”一起，先揪赵，后揪朱；每逢“严打”，先拿他俩开刀；落实政策，又拽出他们来当“样板”。所以，在全校性无论喜庆、还是斗争的场合，登台亮相的总是这两个人。每逢此时，两人从不搭腔，彼此只行“注目礼”，心照不宣：“干什么都是咱们这对难兄难弟！”

“文革”中期，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甘肃由后方变前线，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又遭遇了退职，强行把他的户口迁往在贵州三线工作的大姐处。两年后，断了生活来源，在家人的敦促和学生的指引下，父亲贸然进京上访，50年代山大毕业的赵淮青和60年代兰大毕业的于尔果给父亲提供了食宿之便和上访路线。这让北京接待站的人员甚为惊诧：一个有如此革命经历和如此学问的人，怎么会流落至此呢？因他的案例实属特殊，很快上报国务院，面呈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一揽子批文中，就有父亲必须复职的信函。于是，当年甘肃的最高领导冼恒汉在这个批件上加注了“原单位、原职务、原工资……”等字样，父亲才得以重返兰大。既然撵不走，还怕整不了么？于是，只要掀起个什么形式的运动，总能套用到父亲的头上，什么样的罪名、帽子都对他再合适不过，最后整疲了，成了不折不扣的老运动员，也会把各种各样的帽子往自个头上戴，好在有百来元工资，儿女出去了一大半，肚子首先能吃饱。只要闲在家中，还是忘不了读书，偷偷地著文。明知道难见天日，成文后总写上“篱槿堂遗稿”。后来，父亲再度被下放至永登干校。有山丹的那段阅历，父亲干农活也不算外行了，就是读书的老毛病改不掉。下工后，他依然是小油灯下自读自乐，引起了工农兵学员的好奇和敬重，越来越多的学员拥向他的铺位，向他求学请教。好为人师的父亲不知忌讳，每有问者，必滔滔授之，于是引来他人的不满，大批他“毒害工农兵学员，抢夺革命接班人”。总之，干什么都没他的好果子吃，可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折腾了二十年，也没把他那已成定局的脾性给改造过来。“江山依旧，秉性难移”这句老话，用到父亲头上那可是再合适不过了。

天赋、勤奋造就了父亲一个史学家最基本的条件，而二十多年在劫难逃的苦难，铸就了他更加深沉、更加稳健的一代学人必备的素质。上苍怜才，在他那并无长寿基因的生命中又注入一种神奇、顽强的活力，让他在“死不悔改”、“死有余辜”的诅咒声中延绵至九十一载。

（摘自《老照片》第60辑，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定价：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