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最后两年，中国开始有了春天的气息，这股气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场讨论带来的。那时，我已完成了《法国文学史》的上卷，正在进行中卷的编写，不久将要面临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评说。但只
这时，我四十出头，在研究工作岗位上已呆了二十来年，刨去“十年浩劫”，也算有“十年寒窗”的苦读，虽不敢说有多么深的学养，但以自己在西方20世纪文学方面的积累，也深知日丹诺夫论断之有悖于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文化遗产那种赞赏有加的典范风度。说老实话，我对日丹诺夫的反骨早已有之，就是何时揭竿而起了。“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有理由重新审视历史传统了，有理由清除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弊与陈词了。当然在外国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的领域破除坚冰的时机也到了。问题在于我要把这件事做多大，怎么做?
当然，揭竿而起，首先需要有一篇旗帜鲜明、论据充分、有系统、上层次、有学术分量的“檄文”，由于预见到未来的“轰动效应”，我满怀热情地做了这件事，下了不少功夫准备这篇文章。其次就是在什么场合，通过什么方式来宣示这一“檄文”了，正好我当时担任了两个学术职务，给了我甚为广阔的施展空间，一是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主管科研业务的副主任，一是研究所当时的“机关刊物”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执行主编”，这给我的“三箭连发”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三箭就是：
之一，1978年秋，在外国文学第一届全国工作规划会议上作“揭竿而起”的长篇学术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亦即早已准备好的那篇“檄文”，矛头集中指向日丹诺夫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系列流派、作家、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具体的分析，重新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整个报告很长，讲了将近两段时间共五六个小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专论存在主义文学与萨特的。这次长篇发言时在座的有外国文学界老、中、青三代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专家，包括朱光潜、冯至、杨周翰、伍蠡甫、草婴、王佐良、辛未艾、罗大冈等等，报告受到热烈的欢迎，会后，朱光潜将我推到周扬面前加以介绍，并说：“他的报告讲得很好啊!”鉴于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因此，这个报告也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之二，紧接着，将上述报告整理为约六万字的长篇论文，在当时唯一一家外国文学评论刊物《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分两期连载。
之三，在我主持工作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有计划组织、刊载了题为《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的一系列笔谈文章，扩大“揭竿而起”的声势与影响。
坚冰已破，从1979年后，国内书刊纷纷译介并正面评价西方20世纪文学蔚然成风。
1980年，萨特逝世，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檄文”中论述萨特的观点，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篇对萨特进行了全面、公正评价的文章，因为是针对国内长期对萨特的极为不公正的评价，所以写得颇有挺身而出、为君一辩的激情与大声疾呼、申诉鸣不平的姿态。
三箭齐发，必然引起巨大的反作用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维持精神道德秩序为己任，惯于批点挥斥者不乏其人，就在上述“檄文”发表的第二年，即1980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成都)年会上，就有人声色俱厉地提出了指责：“批日丹诺夫就是搞臭马列主义”，来势甚为凶猛。我当时就在场，我没有上台申辩，但却决定采取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反驳”行为。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学术文化界，之所以有不少人跟在日丹诺夫后面乱批、瞎批，而且不能容忍对日丹诺夫的质疑，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西方文学艺术、学术文化的实际情况根本不了解，或了解甚少。因此，我决定创办并主编一套以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包括作品文本、作家资料、思潮流派有关资料以及时代社会、背景资料)为宗旨的丛刊。我是搞法国文学的，“各人自扫门前雪”，我这个丛刊自然就定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其创刊号以萨特为唯一内容，这就是于1981年出版的《萨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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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 |
1982年，国内开始“清污”，萨特与当时流行的“蛤蟆镜”、“喇叭裤”被并列为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一书在全国受到了批判，并被禁止出版，该书的序言更是一批“左撇子”猛烈抨击的目标，其批判文章之多，其用语之严厉苛刻，实为文化大革命之后所罕见。
然而，中国毕竟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比过去那个时代之有进步，就在于开始有了若干自我调整的能力。事过一两年，雨过天晴，到了1985年，《萨特研究》又被准许重新再版。
这就是我“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而替他代办‘签证’”的客观经历，这个故事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也启示着我们时代值得深思的真理。
（摘自《柳鸣九谈萨特》，东方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定价：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