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张大千到日本留学。同学中有一位叫朴锡印的朝鲜人，是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同学，英文说得非常地道，张大千甚为佩服，相比之下，觉得日本人的英语说得太蹩脚了。
一次，他对一个日本同学说：“日本人的英语真蹩脚，听听朴先生的英语说得多好。”谁料日本同学反唇相讥：“你不知道亡
□1917年，吴昌硕的继配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吴昌硕委托他一位姓陈的朋友从简办理丧事。几位同道挚友和施氏的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吃了一顿豆腐饭，就命儿子扶施氏灵柩返回故乡，葬于安吉县鄣吴村附近的凤麟山上。
丧事过后，那位姓陈的朋友交给吴昌硕一份奠仪单。吴昌硕说：“我不是说过一律谢绝吗？怎么还有这些奠仪？”再一看，奠仪中有一元、二元，也有七八元、十多元的。送礼的大都是亲戚、挚友，还有一些左邻右舍，却没有过去曾向他要过书画的达官权贵的名字。
为了感谢亲朋挚友的吊唁和馈送的奠仪，照当时的做法，应当去书店买来“谢唁帖”，填上名字，按奠仪单每人一张作为回谢。但是，吴昌硕却拿来宣纸，亲笔用工楷书写谢唁，然后一一送上门去。吴昌硕的书法，特别是他的工楷，在当时已是难得的珍宝。所以接到“谢唁帖”的，个个喜不自禁，互相传诵。那些达官权贵深悔自己没有在施氏夫人的治丧中送上一份“奠仪”，有的甚至想补送。
一天，那位姓陈的朋友跑来对他说：“昌硕兄，丧事办完。但仍有几个人想要送奠仪，你看如何处置？”吴昌硕笑着说：“你去对他们说，这次不必事后补送了，就等以后我死了一起送吧！”
李叔同
□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自己雇了一位人体模特。这位名叫雪子的日本少女，是房东的女儿。为了学习油画的需要，他请雪子做他的人体模特儿。时间长了，两人便产生感情。毕业回国，李叔同曾将这位神秘的情人带回国内一起生活。
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为僧。他托友人杨白民将日本情人送回日本。情人不能接受，问：“日本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要送我回日本呢？”杨白民向她解释了中国佛教的清规戒律，她提出要到杭州见李叔同最后一面。于是，杨白民夫人詹练一、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思陪她一起到杭州找李叔同。她们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见面时，三人有问，李叔同才有答。终席，李叔同始终不自动发一语，也从不抬头注视三人。
饭毕，李叔同即雇一小舟，告辞回庙。三人送到岸边，船行了，李叔同始终不再回头。日本情人大哭而归，从此离开中国，下落不明。
□1928年，傅抱石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教书。有一天，他在上篆刻课时，坐在前面的一位女同学忽然举手，要求发言。她站起来说：“傅老师，你在黑板上写错了字。”傅抱石回头一看，果然发现一个字少了一横，同学们立即哄堂大笑起来。后来，一个同学说明原委：那一横，正是那位举手的女同学偷偷抹掉的。
傅抱石记住了这位调皮的名叫罗时慧的女学生。罗时慧出身于翰墨飘香的大家，实际上她已经悄悄爱上了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老师傅抱石，而修伞匠出身的傅抱石却不敢存这奢望之念。后来，罗时慧说动父亲请傅抱石给她的两位弟弟做家庭教师，又以方便教育两个弟弟为由让父亲请傅抱石到家里住。
两年后，两人终于如愿以偿走到了一起。举办婚礼那天，傅抱石亲自用隶书写了一副对联：“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张贴于大门两侧。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蒋兆和参加19路军临时组织的宣传队。
一天，蔡廷锴一位姓陆的副官找到蒋兆和，请他为蔡廷锴画像。蒋兆和立即同意，问：“在哪里画？”陆副官说：“前线。军长正在前线指挥抗战，我们急需绘制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的画像，印成宣传品，以鼓舞战士的士气。”
蒋兆和在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蔡廷锴将军的油画像。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蒋光鼐将军的画像。据说，这两幅画像，创下了当时的最高印刷纪录。停战后，陆副官给蒋兆和送来了200元钱作为稿酬。当他知道蒋兆和正失业，便帮忙介绍他给京沪铁路局局长郭承恩画像，郭承恩又介绍他给宋子文夫人画像。郭承恩到上海中央造币厂任厂长后，又邀请蒋兆和设计银币。
□1932年6月19日，画家瞿世玮于贫病交加中在济南正宗坛与世长辞，终年57岁。他本人的绘画成就或许并不足以在绘画史上留下一笔，但是，令他足以自豪的是，他留下了一个足以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彪炳千秋的儿子瞿秋白。
他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他的长子瞿秋白正在上海过着隐居避难的生活。他的学生吴炯和儿子阿尧在乡友的帮助下，将他安葬在济南南郊江苏第二公墓，并立一石碑。此碑“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
他曾做过私塾教师，生命中的最后10年，则担任山东私立美术学校山水画教师，这所学校由俞剑华等人创办。他在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的正宗坛（即正宗救济会）租了一处房子居住，除了在美术学校教学，还靠卖画维持生活，景况十分困窘。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知道他是瞿秋白父亲的人，连他的画也不敢买。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士”的清高，再难也不向人求告，不吃嗟来之食。此前，瞿秋白的母亲已经不堪承受生活的磨难而自尽。
□1934年春，陆俨少在浙江西天目上柏山福庆坞用10元一亩的价格，买山地20亩、荒山20亩，办起了一个小农场。种了10亩燕竹、10亩梨树，还种了茶树等作物。他觉得有了农场，可以衣食自足，不卖画也可以，自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必仰人鼻息，以便一心钻研诗、书、画。他的老师冯超然得知后，极力赞成，认为这样做在他的学生中是“独出蹊径”，还说：“身居山中，将来年老也可出来卖画，那就身价不同。”
张伯驹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在张学良官邸看到一幅字体怪异的条幅，内容为：“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落款是“张伯驹”。周恩来非常欣赏这段话，张学良便向周恩来介绍了张伯驹的为人，并将这幅字转送给周恩来。
□1939年3月，郭沫若回到已经离别26年的沙湾老家。他那86岁的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看到郭沫若回来了，欣慰地说：“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的是郭沫若的原配张琼华，她一直恪尽孝道服侍公婆。郭沫若立起身来，当着父亲的面，向张琼华鞠躬表示感谢。临别，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题跋云“书付琼华”。他开玩笑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张琼华连忙说：“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 张琼华1912年嫁给郭沫若，第二年便遭遗弃，在郭家矢志不渝空守整整68年。
□1939年夏季的一天，蔡威廉痛苦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当时他们经济十分拮据，为了节省费用，没有去医院，而是在家中生产。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作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此为其绝笔。两天以后，这位中国著名的女画家因难产流血过多而英年早逝。
蔡威廉的死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心情和命运，那就是她的父亲蔡元培和她的丈夫林文铮。蔡元培临终时呼唤着“威廉”离开这个世界，而林文铮从此成为一个执著且虔诚的佛教徒，他以虚幻的彼岸安慰自己――在那里，他可以再度与他所爱的人相逢。
□1945年9月6日，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作陪。
毛泽东和于右任两位诗人、书法家谈诗论文，逸兴遄飞，相当融洽。于右任已经从柳亚子那里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倍加推崇，说：“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气吞千古。”毛泽东笑着回答：“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发人深省啊！”两人相对大笑。
“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语出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所作《越调・天净沙》，全篇为：“兴隆山略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可见毛泽东对于右任的诗也非常熟悉，非真诗人，不能做如此迅捷而允恰的应对也。
□谢无量书法，看似稚拙，实则博大精深，非常人所能企及。抗战胜利后，纸币贬值，物价腾涨，加上谢无量嗜赌常输，卖文字所得，入不敷出，因而常常债台高筑。
1946年，蒋介石六十寿辰，示意空军司令周至柔，就近在成都请谢无量为他作寿文。谢唯唯否否漫应之，周至柔乃先敬致润笔3亿元。笔润之昂，高于任何文稿。囊中羞涩的谢无量，遂将其办黄埔军校，北伐之役，及抗日战争三事汇列成文。寿文抄示后，蒋介石大喜过望。
周至柔见蒋介石如此看重此文，又请示蒋介石请何人书写。蒋介石说：“谢先生是大写家，就请他本人写。”周至柔再到谢府，转致蒋介石之意。谢以不能作楷书为由推辞。周至柔又敬献两亿元，作为写寿屏的润笔，谢无量笑纳后一挥而就。自获此项卖文字稿费，还掉债务，尚可积余。
谢无量事后对朋友说：“他是出钱买寿文，我是出门不认。大家都在做生意，商场上往来，照例如此。”
□1949年2月底的一天，何香凝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临时寓所。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张大千听了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三天后即交卷。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后经何香凝持往北平，亲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甚喜爱，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原件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1953年9月，白蕉在徐悲鸿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老友相逢，分外欣喜。9月25日，白蕉临行时，徐悲鸿送给他一卷近作，又亲自送他上火车，并相约一星期后去上海吃大闸蟹。
白蕉在火车上才想起悲鸿所送的一卷画没拿，但想起悲鸿约好下周来沪，一定会带来的。没有想到第二日，悲鸿先生突然逝世。噩耗传来，白蕉呆如木鸡，悲痛不已！车站一别，竟成永诀。
□1954年秋天，溥心畲寒玉堂的一只黑色哈巴狗走失了，夫人李墨云大光其火，溥心畲安慰道：“今儿个早上，有人想买一张画，说是五百块钱，我尚未应许呢！我看就用这个钱登报悬赏好了。”
溥心畲对钱是没有概念的，平时从不过问，他以为一只宠物起码五百元才行，实际上五百元已经相当于一位中等公务员的月薪了。他看到夫人没有反对，马上给《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详细地写明狗的品种、毛色、体型以及悬赏办法、详细地址。阮毅成安排第二天的报纸见报，溥心畲看到后，发现赏格只登了“愿酬以书画”，没有“或酬五百元”的内容，急得再给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要求补上内容重登一次。原来阮毅成觉得溥心畲不解俗事，一只小狗何须五百元，便删去了这一内容。第二封手札刚送出，哈巴狗就被人送回来了。于是，溥心畲再致阮毅成一信，表示感谢。
阮毅成平时极爱溥心畲书画，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这次因为一只小狗走失，连得三封手札，大喜过望，视若珍宝。后来溥心畲回归道山之后，阮毅成在香港一家杂志发表回忆文章，登出三封手札，传为艺坛趣话。
□大师也有恣情放纵的时候，1955年溥心畲在日本时，在一个大雪夜叫了四五个日本小姐喝花酒，喝得酩酊大醉。在喝的过程中，小姐们不但脱光了自己的睡袍，也把溥心畲的衣服脱光。溥心畲在大醉的情况下，信笔画了一幅春宫小品《群阴剥阳图》，画毕就扔进纸篓倒头大睡了。
第二天，摄影家王之一从女佣嘴里得知有这样一幅图，连忙从纸篓里找了出来，发现画中人物表情轻松自然，诙谐有趣，并无色情意味，让人看了，也不至于产生杂念。张大千看到之后，称赞不已，说：“这是绝品！比他的山水楼台亭阁都难能可贵。这张小画不用签名盖章，就凭那五个小字就是溥先生的招牌，别人要学也学不像的真迹。”
（摘自《百年画坛钩沉》，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0月版，定价：2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