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苏俄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到巴黎。爱伦堡一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二战后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几乎都接触过。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爱森斯坦、彼得罗夫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但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二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想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情绪。莫洛托夫让部下罗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断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女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
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上世纪30年代不杀爱伦堡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把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因此抓到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伦堡记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伦堡删去狗叫的那一句。爱伦堡没删，他只记下当时的情景，绝无用儿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在回忆录中，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伦堡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爱伦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伦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伦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伦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了。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还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本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还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写的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伦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掺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伦堡时，爱伦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伦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伦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伦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1953年1月发生了“医生案件”。“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但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的公开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绝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为采取更大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二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逮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绝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前面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上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摘自《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海南出版社出版，定价：9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