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中年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仿佛使我清醒一些，代替玫瑰色梦幻的是实实在在右派妻子的处境。比起那些随丈夫发配到边疆的妻子，我的不幸自然也只是“淡淡的”，甚至还算是“幸运”的。从没离开原先工作的新闻单位，下
幸耶?不幸?只有自己心里明白。从没有挨饿受冻，更没受过批斗，只是那些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像强烈地震时甩出的糅着惊悸、辛酸、无奈也还带着一丝温馨的碎片，深深地嵌在脑海里，化不开，忘不了。
离婚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守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又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邵燕祥是摘帽右派、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1963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 “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为表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唯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拼命工作。记得1958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公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燕祥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5岁多，女儿才3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记得最早是由我提出的，他没意见。
联想起1957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各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头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没情没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我要不坚决点儿，过不了几天，我们住的宿舍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从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一个夏日的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机关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大概预计到新的一轮冲击将波及到他。在这期间，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1968年春，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分子、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吗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煎熬，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闹钟
1968年初，儿子到附近的育民小学开始上学。
好在学校离得近，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放学后也没什么功课，他总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一会儿，等我下班。发愁的是晚上不好办，除了星期四、星期日，机关里每晚有活动：开会或者学习。
我跟儿子闹闹规定好：晚上妈妈不在家，不要去院儿里玩，要按时睡觉。我特地买了个白色的小闹钟。每天下班后，我匆匆忙忙胡乱做点晚餐，母子俩吃完，替他洗脸洗脚，然后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壶灌点儿开水(不敢让孩子动热水瓶，怕不小心烫伤，两个孩子直到十来岁，都不习惯喝热开水)，然后把闹钟铃拨到8点，要求他闹铃一响，就脱衣服上床。“要是害怕，可以不关灯。”
几天下来，同一单元的邻居直夸闹闹乖，说闹铃一响，他准忙着睡觉。我也相信他守信用，每晚回家，屋里灯亮着，人却睡得熟透了。
有一次，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任务，我没能回家吃饭，也就不可能给他上闹钟。邻居高阿姨两口子是广播学院老师，学校不上课，经常在宿舍，一看6点多了，我还没回家，就让闹闹跟着她家吃了晚饭。
到8点我还没回家，高阿姨提醒说，闹闹，该睡了。
“不，我等妈妈。”
“8点了，到睡觉时间了。”
“不，我妈的闹铃还没响呢?”
“你妈今晚没回来吃饭，没拨闹铃，闹铃不会响，别等了。”
“不，我等。”
就这么大概等到快10点实在睁不开眼了，才在邻居的督促下胡乱洗了洗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他，他还问呢，妈妈，你昨天怎么没给我上闹铃?
我心疼地嗔怪他：“傻孩子，以后别老等闹铃响，妈妈工作忙回不来就听阿姨的话。”
到秋天，一号通令下来，让各家老小尽可能疏散，我想我们娘儿仨不能再分开，再说我也没地方安排孩子。共住一套房的邻居把孩子送回江苏老家，走了；对门单元和中间单元的几户，有的请假去外地安排老小，有的也是晚上开会学习。到晚上整个四楼经常只有闹闹一个人。再不用什么闹钟，吃完晚饭，洗完，就让他钻被窝，还一再嘱咐，谁叫门也不开。开始孩子不愿意，说太早睡不着，可想想一个人玩也没意思，也还有几分害怕，最后终于同意。那一冬，熟人看见都说闹闹又白又胖，其实没别的法宝，就是睡得多。
闹钟是为儿子上学买的，按时擦闹钟也就成了他的专职，很长时间钟的外表显得白净、明亮，可是机芯慢慢衰老了，开始拿到钟表店加点油，又滴答滴答走起来，再后来钟表店师傅说你这钟该淘汰了，加油也白搭。毕竟艰难时期跟我们做过伴，我把闹钟放在五屉柜的玻璃门里，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可家里破旧东西实在太多，终于恋恋不舍地把它扔了。那个五屉柜最终也处理了，我还记得柜门上留着的印痕。那会儿浴室两家合用，七零八碎的都放屋里，他们个子矮，我在五屉柜抽屉的圆把手上挂两条小毛巾，天长日久，水渍的痕迹再也抹不掉了。
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渍!
我自认为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尽责的编辑，一个多少经历过坎坷的妻子，但我并不是一个好母亲。
（摘自《亲历历史》中《碎片――一个右派妻子的“文革”记忆》中的两节，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