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责”一词，近年屡见，大概是从“问罪”一词衍生的。“问罪”，太锐，“问责”舒缓，对那些并非直接肇事而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听来比“大兴问罪之师”一类语言容易接
如果同清代吏部的用语比较，那么大致相当于“参罚”、“议处”两词的内涵。“参罚”，是参劾官员过失、给予处罚，“议处”则是商议决定给予适当的处分。
二
自从“萨斯”时免了两位省部级官员职务之后，今年因襄汾尾矿溃坝和“三鹿奶粉”事件，又令几位省部级官员落马。看来，“问责”已渐渐成为常规，不职、溺职、怠玩、疏忽，都不能“好官我自为之”了。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若事止于此，还不能称为制度创新，因为即便在我国古代，“怠慢误事”、“呼应不灵”、“失于觉察”、“避难就易”、“遗错过失”、“迟延疏防”，也都是要参劾议处的。我们的“问责”较之古代要宽简得多，不到闹得惊天动地，大致是听不到“问”谁“责”的。古代（譬如清代）纠参如此繁密，尚不能挽回颓败的官风，今天简省得多的“问责”，更不可能是万应灵丹。
三
“问责”的作用，在我看，无非两个：一是警示官员，职有所司，责有攸归，无论多大的官，该管的事情出了纰漏，就要承担应负的责任，不能功劳归于自己，过错诿于他人；二是安抚百姓，以示执政为民，并非“责”不上“部长”“省长”。但是，这种效应很有限。被“问责”的官员，若非直接责任，不久就可开复，这有先例可循，况且酿成“问责”事件的制度、风气若无改变，各种事件并不会因几名官员的引咎辞职或因咎免职而减少。安徽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没过多久，不是又有了“三鹿奶粉”事件么？湘西的大桥坍塌之后，不是又有了襄汾尾矿溃坝么？老百姓若是对于“问责”寄予了太大的希望，随之而来的可能便是太大的失望。
四
以“三鹿奶粉”事件论，涉及的奶制品厂家如此之多，以掺加三聚氰胺来制造蛋白质高含量假象的办法如此普遍，哪里是一个石家庄市委书记所能担负的责任。三鹿集团只是众多同类事件中情节最为恶劣的一个。石家庄市委书记的免职，责有应得，但这样的一整套“技术”成为不少奶制品企业的技术“潜规则”，应当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企业管理的混乱，企业经营者的道德素养低下，某些技术人员的唯利是图（没有这样一些人，这套繁琐的造假技术怎会得以流传），所谓免检产品、信得过产品、优秀企业、龙头企业之类炫眼的徽号如何制造，检验监督机制何以形同虚设，问题暴露之后的隐瞒机制何以屡屡灵验，诸如此类，若不痛加整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会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几位企业老总集体宣誓似的念一份承诺书，一两位部长到超市喝几口牛奶，不足以让百姓放心释疑，因为企业这种信誓旦旦的诺言就像他们铺天盖地的广告一样令人生疑，而部长们是否天天喝这些“已经安全”的牛奶，人们也无从求证。不是又检出许多成人、老年人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比婴儿奶粉中更高吗？老百姓要知道的是究竟有哪些可行可信公开透明的制度来保证企业不再糊弄老百姓，又有什么办法让官员们关心百姓的利益甚于自己的私利或乌纱。
五
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去年出口宠物饲料到美国，被发现含有三聚氰胺，本应就此引起警惕，研究一下这种用添加三聚氰胺提高饲料氮含量以冒充高蛋白质含量的做法，可能导致何种后果？既然饲料生产中采用了这种手段，是否有可能在人的食物中如法炮制？用测氮含量推算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方法既然已被不法分子利用，是否应当改变惯用的检测方法？新的检测方法和相应标准如何制定？这些问题都是质检总局应当考虑到的。这才叫吃一堑、长一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但是，事件发生后，我们没有看到对饲料事件的认真检讨，却听到许多不负责任、推卸过失的言论，把一件本应严肃对待的事件，化为美国人的恶意挑剔。见利益就上，遇问题就搪，已经成为某些部门习以为常的工作作风。李长江局长的引咎辞职如果能带来质检总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作风的改革，可算是一大贡献，但按先前的经验，多半是引咎的引咎，照旧的照旧。
六
中国的政府部门和中国的官员忙于不相干的事情太多，而勤于份内职责的太少。电视里、报刊上、见闻中，官员们忙着坐台、出镜、开会、陪会、题词、剪彩、吃请、请吃，收礼、送礼，讲一些空空洞洞永远不错的话，发一些大同小异、了无新意的文件，此外，还要东西征、南北讨，到处讲课，还要读硕读博，还要领课题、做研究、当主编，甚至还要申报院士。如此多欲，能有多少心力用于政务？这还没有把那些忙于权力寻租和以权买春的腐败分子收入视野。像三聚氰胺这类早露端倪、早有举报的问题迟迟不受关注，也就不奇怪了。
七
所欲过多，利益牵扯必然就大。中国的机构改革进行过多轮，每次都以精简机构作为首要目标。但每次精简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新一轮的机构人员膨胀。究其因，便是因为所有利益都紧紧捏在手中不肯放弃，实在没有政府编制，便下设直属事业单位，换汤不换药。大凡可以收钱的事务，多为政府部门垄断。因为是垄断，不容他人染指，也无人实施监督，所以收钱不办，塞钱乱办的事便层出不穷。当初药监局的乱批药品，现在质检局的乱发免检证都是例证。出了问题，为了部门利益，一般都是弥缝遮盖过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平时好像天下太平，一定要闹到惊天动地，才暴露出问题的严重。
八
按说，政府部门的经费既然是国家财政拨付，就不该另谋生财之道。政府部门一旦另谋生财之道，势必滥用权力，既与民争利，又败坏官风，实不足取。政府的一切服务，都应当是无偿服务。别藉口经费不足，每年3000亿的公款吃喝，3000亿的公车消费，哪个国家经得起这样的耗费！再看看各地政府的办公大厦，究竟这些豪华大楼是提高了办事效率还是改进了官员素质？把那些收费检测、收费许可、收费发证、收费达标、收费评优之类的事务放给既不属于企业也不属于政府的第三方去做，政府只是制定标准和实施监管。割舍了利益期待，才会有公正的立场，监管才会有效。
九
同样，政府官员也要隔断同企业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利益勾连。现在，一些官员同某些经济主体走得太近。以各种名义吃请、收礼、免费度假、免费旅游、廉价房产、借用汽车、送会员证、送购物卡、秘密股份，无所不有。拿了人家手短，吃了人家嘴短，于是利用权力替人办事，为人消灾。无证可以经营，污染不受查处，招标可以猫儿腻，问题可以掩盖，甚至犯法可以“捞人”。政府失去了公正性，必然弊窦丛生。不仅政府，一切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行业，都应该严格切断各种妨碍公正的利益脐带――譬如新闻媒体。
十
奶粉事件，涉及到许多制度设计上的重要问题。“问”几个官员的“责”容易，若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制度上究竟存在哪些缺陷，从而认真加以改革，扭转蠹蚀着经济、政风、官员、企业的种种弊端，或许得可偿失。若是就事论事，息事宁人，就像以往许多同类事件一样，风头一过，仍复旧观，改革的时机便又一次错过，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学到――那就只能令人扼腕浩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