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溥仪最后的历程中，他活得很顽强。当时溥仪食欲不振，身体虚弱，一走路就喘，但他还是挣扎着天天看病，有时到协和医院复查，有时到人民医院输液，有时到中医研究院找蒲老开药方。因为政协机关处于停顿和无人管的状
那些日子，我每天给他熬中药，给他打针，照顾他吃药，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家庭护士。当时溥仪严重贫血，我买了二十多只小鸡养在庭院中，常常给溥仪杀鸡炖着吃，当时流行“鸡血疗法”，我也给溥仪注射过鸡血。然而谁也不能妙手回春，他的病情继续发展，进入9月份连睡觉都困难了，他闷得慌，气儿不够用，有时要垫两三个枕头，常常折腾大半宿，渐渐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
我永远忘不了1967年9月30日那个晚上，窗外月光如水，被秋风卷落的树叶轻轻飘向院庭，竟不发出一点声响。躺在卧室床上的溥仪已经清醒地感觉到自己的最后时刻快要来到了，拉过我的手，让我坐在床边，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我，泪珠在眼眶内滚动。我用手绢轻轻为丈夫拭泪，好半天谁也不说一句话。清凉宁静的卧室、清凉宁静的院庭、清凉宁静的月夜!时断时续的几声爆竹不但打不破这宁静，反而更显出节日前夕的安谧。自1966年6月初以来，我听到的是吵闹，看到的是混乱，接触到的则无非是大喊大叫，而今天，为什么竟这样的不同啊!溥仪久藏心头的几句话终于无法不说了：
我快要离开这人世了，这么长时间我不愿意和你讲这件事，是因为不愿意伤你的心。我的病是不能治愈的绝症啊!我曾对你讲，现在科学发展了，能治好我的病，以前这样说说不过是为了安慰你。我早已明白：这身上的病是根本不会好了。
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特别是晚年得了你的“济”，不然我会很苦，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走到了尽头!
有所悬念的是：第一条对不起党。改造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把一个地道的封建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公民，这是哪个国家也很难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办到了，但是，我没给党做什么工作；第二条对不起你。我们结婚五年多，又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又没有钱，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对不起你。你的身体很不好，也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现在又是文化革命中，没有我了，你怎么办?谁能管你?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溥仪不说还好，可这几句话是早晚要说呀，我强忍住深藏内心的巨大痛苦，强忍住在眼眶内转动的泪珠，安慰他说：“你不用发愁，慢慢养病吧!等你病好些，咱们一同去逛颐和园，逛北海……”我真想这能够成为现实啊!当时，我虽然明白却不敢相信这一番月夜卧室的谈话就是溥仪辞世的遗言!可怕的时刻愈来愈逼近了。
10月4日那天，上午我陪着溥仪到协和医院复查，他已经很虚弱了，双腿浮肿很厉害，又感到胸闷气短，但还能走几步路，似乎一时之间还不会有大问题。那天下午，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溥仪跟人家聊天还挺有精神的。他喜欢热闹，虽然病势沉重，仍希望能留客人吃饭，他也陪着客人一起吃。当时我家那位保姆烹饪手艺很不错，会烧菜，能让溥仪开胃。那天烧了几盘很有味道的菜，溥仪已有许多天没有食欲了，这天吃了两小碗饭，还吃了不少菜，喝了几口酒，我也挺高兴的。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告辞，溥仪还亲自送客到门外。不料客人走后还不到一个小时，溥仪的尿毒症又犯了，折腾了整整一夜，只有我一人在侧，帮他想办法，采取排尿措施，用热水、冷水给他一遍一遍地擦，都急死我了，却怎么也排不出尿来，直到天亮。
我从10月5日早晨5点就开始向政协打电话要车，却没有人管。我又一次次给出租汽车公司打电话，始终挂不通，只好自己上街东找西找，好不容易从护国寺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把溥仪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还不到上午7点钟。不料，急诊室里无急诊，从上午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竟没有任何医生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急诊室里风挺大，又挺冷，根据病情急需住院，但当时床位又很紧张，医院内部分人员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反对收留一个“封建皇帝”住院。情况刻不容缓，我就像个热锅上的蚂蚁，跑来跑去，不知所措。到政协连一个领导也见不着，后来我请溥杰转告沈德纯副主委，他又给医院打电话，然而应该接收溥仪的泌尿科仍以没有空床为由，让他暂时住进内科病房。就在这里，溥仪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天。
把溥仪送进病房以后，我觉得稍微松了一口气儿，然而溥仪并不轻松，他不但喘得厉害，尿路又不通了，急需导尿，却没有哪位医护人员愿意给他导尿。我跑了一个白天，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家吃了点儿东西，就又返回病房来陪床。内科病房本来就不治溥仪的尿毒症，当时主管溥仪那张病床的大夫王某很不耐心，溥仪排不出尿，肚子憋得就像怀胎9月的孕妇一样，而且痛得厉害，我急忙找来大夫，他却没有好气地说：“病人多得是，不是就你一个人，知不知道!”我只好再去找泌尿科主治医生孟大夫，因为按溥仪的病情，应该由他负责治疗。我跟孟大夫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差一点儿没给他跪下，我说溥仪快要憋死了，您就做点好事儿看看他去吧!他终于发了慈悲，来到溥仪的病床前，看了看被尿憋得滚圆的大肚子，只站了几分钟笑了笑就走了，再也找不到他了。
10月6日我按照溥仪的心愿，去广安门中医研究院请来蒲辅周老先生，给他诊了脉处了方。蒲老虽然说了不少安慰的话，但是他的心情很沉重，深知这位“天子”的阳寿不多了。直到这时溥仪仍然握笔，用颤抖的手，在一个二寸半长，二寸宽的小笔记本上写下模糊难辨的字迹。这天下午我要回家取物，溥仪递过小本本来，在其中一页上写道：“小妹：我感气虚，你来时千万把‘紫河车’(胎盘粉)带来，今天晚上服用。耀之”这几个字成为留给我的永远的念物。每当我想起溥仪的时候，就看看他留在世上的这最后几个字。平时他也常常亲切地称呼我为“小妹”，这使我感到多么温暖啊！
溥仪追悼会
溥仪是我的爱人，像天下有情人一样，我们之间充满着真挚而深沉的爱情；溥仪还是我的兄长，自从有了他，我才获得了自幼就不幸而丧失了的天伦之乐。天地有眼，不应夺去我的亲人!
我整天整夜守在病势垂危的丈夫身旁，听着他“给我导尿呀”“给我导尿呀”的惨叫，急得我团团乱转，心好像被刀割似的。
10月8日，当宋希濂和杨伯涛到医院看望溥仪的时候，他只是依靠输氧和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了。
在溥仪的最后时刻，尽管环境险恶，同事们还是一个个地前来看他，为他病势的沉重而悲伤，也为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愤愤不平。沈醉先生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医院中很多人认识他，甚至用鄙视的眼光看待这位“《红岩》小说中描写的杀人不眨眼的严醉”，可是，他不顾这些，还是“偷偷摸摸”地去溥仪的病房，“看一眼，讲几句话就赶快走”。他回忆说，溥仪当时致命的问题就是排不出尿来，已造成尿中毒，随时得用导管导尿，但一些护士怕因太照顾而被扣上“同情封建皇帝”的帽子，经常不给他导尿。
1967年10月12日，溥仪留下绝笔。这位一生好记的人所写的日记至是日而终，他本来要把蒲辅周老先生给开的最后的处方一笔笔抄在日记上，却只写出七八个模糊难辨的字便无力握笔了。那天也是我去中医研究院请蒲辅周老先生开的方子，我记得抓药时缺一味白人参，先到东城药店没找到，又到西城药店终于买到了。回到家中就熬了一剂，再送到医院，一口一口地给溥仪喂了下去。溥仪信奉中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服用蒲老给开的药。三服中药尚未吃完，他就去了。
溥仪病危期间被调换到一间小病房内，这屋子太窄，连个木椅也摆不开，我便找来两只小木凳放在病房门口，晚上就凑合着坐在这儿打瞌睡，十几天下来就熬得我筋疲力尽，体重也降了十多斤，那时我也顾不得自己了。
在溥仪病危的日子里，亲眼看着他承受煎熬，我十分痛心地想起了往事。因为溥仪的公费医疗关系在人民医院，他1962年5月刚发现尿血时便是经该院泌尿科主任孟大夫检查并治疗的，孟大夫没进行彻底检查，仅按“前列腺炎”打止血针，误诊达3年之久。到1965年经周恩来批示特邀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以及外科和肿瘤科名医会诊，孟大夫也参加了会诊，然而这时病势已经严重地发展了。后来，政协领导在一次宴请参加会诊人员的场合，当面指名批评了孟大夫。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否由此而不满，但溥仪病危入院，泌尿科不予接收却是事实，溥仪在生命最后的时日里没有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这也是事实。
10月16日夜间10时，溥仪还以微弱而清晰的声音挣扎着向在场的李以?和范汉杰说：“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
病危中的溥仪喘不过气来，十分痛苦，神志也还清醒，值班大夫这时一连给他打了三针，其中一针是安茶碱，我也抓住这个空隙到厕所去了一趟。刚回到病房，就听溥仪说：“给我打了一针安茶碱，真把我憋死了!”说完这句话就不行了，翻白眼儿，我仔细观察丈夫的眼睛，不好!瞳孔已经放大，街坊王彩云马上给他做人工呼吸，我又招呼护士过来量血压，血压迅速下降。
凌晨时刻周围是那样恐怖。丈夫睁着眼睛看我，他还有口气，嗓子里可能有痰，发出细微的呼噜呼噜的响声。我想，他也许在等人，就马上给溥杰打了电话，溥杰很快来到病房，溥仪看看二弟，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时北京和整个中国的时钟都指在1967年10月17日2时30分的位置上，除了我和溥杰外，还有三妹之子宗光和王彩云在场。我俯在丈夫的身上恸哭不止，王彩云在旁一遍遍地劝我要注意身体，还得料理后事呢!
因为对这种事毫无经验，事先又没有人提醒我，实在也因为不愿去想溥仪会死的问题，竟没有准备后事，更没有带来可换的衣服。溥仪在病房里总穿一件灰色毛衣，下身穿内裤、长袜，外套住院患者穿的病员服。当时只把病员服给他脱掉了，护士走过来，把一块白尸布无情地盖在他身上，随后用推车把他推向太平间，我们几个人失声痛哭地护送溥仪离开病房。
当天上午，王彩云和另一位街坊张杰英陪我到医院“太平间”给溥仪穿衣服。溥仪好像还放心不下，一只眼睛睁着，嘴也张开着。我向他说：“溥仪呀!你放心吧!别惦记我……”一边叨念，一边用手抚慰着，让他闭上了眼睛，闭上了嘴。溥仪平时爱梳头，一高兴就把头发弄得很亮，我遂又给他梳一梳，让他高高兴兴地去吧!
爱新觉罗家族的亲人陆续来到医院。劝我离开这“太平间”的人们，也不知说了多少遍话了，我只好依着大家，站起来最后看一眼，双手拉着那块可怕的白布蒙过他的头顶，我又不可抑制地失声痛哭了……
第二天周恩来派人来了，向我转达了总理的慰问之意，并根据总理指示详细询问了溥仪的病情以及逝世前后病态发展的具体情况。对溥仪后事的处理，总理也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总理讲，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随意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及其他墓地安葬或寄存骨灰。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家属和亲属都不可能考虑土葬，遂由溥杰办好手续，就用灵车把遗体拉到火葬场去了，仅有我和溥杰、李以?等少数几人随行，也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当时我想买大点的骨灰盒也没有，只有5元钱一只的小盒子。
溥仪去世给我带来的悲痛是不可言喻的，半年多里，我连收音机也没打开过，感到孤苦伶仃，不知今后应该怎样生活?我吃饭不香，睡觉不实，身体更坏了，瘦得可怜。因为怀念溥仪，总想到八宝山公墓去看他的骨灰，摸一摸，擦一擦，坐一会儿。几乎天天要去，我索性买了一张汽车月票，来来去去，仿佛到那里就能见到他似的。我甚至带着午餐食品到骨灰堂去，上午八九钟把骨灰抱出来，到下午三四点钟再放回去，中午就守着丈夫的骨灰盒吃点东西。回到冷清清的家中，总是哭，晚上睡觉以后还常常梦见溥仪，醒来便会看到枕头已经洇湿了一片……
(摘自《我的丈夫溥仪》，团结出版社出版，定价：3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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