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是一个开放的年度，多年以来受到轻视的商人成为本年度最具光彩的象征。私营企业开始悄然兴起，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22.5万家，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80％下降到57.5％。
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着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
北京前门的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一年收入过万元；广州一位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个服装摊，几年下来已腰缠万贯。“万元户”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嫉妒又羡慕的时髦称呼。要知道，那年首都北京的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1万元是他们5年工资的总和。
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开始诞生：
“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新的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酝酿。北京地区招收八九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的择业方向已偏向于急功近利，莘莘学子已无法安坐书斋。
长期以来，第三产业的巨大空缺为人们提供了市场机遇，而1984年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又为流通领域内的“官倒”大开方便之门。
早在1984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同一种商品，两种不同价格，为权力与金钱的互相转换搭起了桥梁。
一张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个公司；一张名片，一个账号，一次倒卖，便能赚来无数钱财。
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新增公司3000家，深圳的国贸大厦里云集了300家公司。到年底，全国公司达47.7万家，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两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
上海市统计，这一年由上海市各类党政机关团体兴办的企业达361家，官商公司122家，六百五十多名党政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
在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公司从业人员1988年达到40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1／4。此外，更有数不清的掮客到处牵线搭桥，人们戏谑地称之为：“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70％的公司从事着流通领域的经营，很明显，倒买倒卖是公司的主要运作方式。
年产1.2亿支蓝天牌牙膏，年用铝材1000吨的天津牙膏厂，在1988年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订货会上，竟然没订到1吨铝材。国家牌价1吨铝4400元，但有价无货，私下交易是每吨1万元。蓝天牙膏厂1987年创下了500万元的纯利润，但1988年光购买原料就得多付600万元，还有100万元的差额让厂长整日愁眉不展。
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在我国是畅销不衰的名牌产品，这时也成了官商眼中的肥肉。一年中，先后有七个政府部门到压力锅公司，以出厂价调货，而生产压力锅需要的铝锭，原本只要四千多元1吨，但经过官商层层加码，到厂里已涨到5500元，压力锅厂的厂长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广西某港口有5万吨进口尿素，六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层层加码，涉及六十多个单位，其中绝大多数的公司与农业无关。
利润是惊人的，万元户不是人们称羡的对象吗?现在1吨建材，平价拿货，议价销售，1吨就赚500元，只要拿到20吨平价货的批条，倒手就成万元户。
众多的公司，表面经营的是一批批商品，实际上贩卖的都是一次次的权力。
从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共查处了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大案，其中158起属于物资主管部门所为。“官倒”的迅猛发展，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到了10月，中央做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其中的重点就是流通领域公司的政企不分问题，决定要求取消公司的行政职能，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终于开始有所收敛。此后，权力与金钱之间不可以再像1988年那样肆无忌惮。
(摘自《人民记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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