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活，加上个人又有一点小聪明，我年轻时便走上了仿画这条路。仿画不仅可挣饭吃，有趣的是，临摹别人的字画，几乎可以达到以蒙人为能事。临摹时以明清各家名迹为本，有原作、有照片、又可练习书法，何乐不为。记
画商在剥削之余也给我做了一件媒介好事，商人叫我画一张《饷鸟图》，此画打动了张大千先生，因此得到大千先生的教益，被大千师欣赏，收为弟子。
1935年春天，我从一个普通人列入张大千先生门下，由此在北京艺坛名噪一时，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我是中国画研究会成员，曾经参加过画展，并且得周肇祥、金北楼的培养，画有一定提高，今天拜师于张大千先生，引起徐燕荪大为不满，并在《大公报》上说：“何生自有手段，何必拜张髯门人……”语中认为不该。
我的绘画启蒙受宋院体画影响，严谨写实，在功夫上有初步基础。由于文化很差，渐渐认识到自己薄弱之处。有一次老师叫我回一封给友人的信，我半天才写好，请老师看，老师说，天津有个巢章甫，文学好，向仲坚词人的学生，也是你的同行，你俩人要是一个人多好。意思说，论画我比他有功夫，但是没有他的文学修养。巢出身书香门第，我出身于手艺人的家庭，这对我是个鞭策。又一次与老师一同去琉璃厂古玩铺，回来时老师问何绍基的对联上联是什么，下联又是什么，我一时结结巴巴只记得头俩字，下五个字记不起来，老师脱口而出，并念给我听。此事使我深深感到先生的过人之处、天资之高，无法追随。
老师时常给我讲些做人的道理，老师对太老师和二老师很尊重，那种尊师重道的精神，使我受益很大。他曾给我一副对联，说是曾农髯太老师给他写的，老师又写给我作为铭言：“努力崇明德 随时爱景光”。语意深长至今铭记于心。
老师的友人，洛阳李铭三先生，那天突然叫我画张美人图， 《天女散花》是老师新作，所用六尺整纸，上边重色勾金，李老拿了张原作照片对老师说，叫你学生给我画一张吧。老师答应了。李老花16个银元买了赤金泥送给我。经过老师答应，我才肯动手。画时有些过分地逞能，因为看了先生画的过程，半工半写，题上款，在边上写了我的名字。李老拿去给老师看，并请他老人家在上边题词，老师碍于友情，全词写上，最后写款的时候，老师看了李老一眼哈哈大笑，名字写完只添上一个题字，不言而喻了。
1945年我随张大千入川，四川乃天府之国，山川河流，农村风光无不入画，与江南、北方风貌完全不同。领略到的不是在画中所能得到的，也不是书本中的记载。几年以来，去峨眉、探青城，感受山川的壮观和饶有诗意的农村，对我后半生艺术影响极大，在传统技法上又丰富了生活营养的补充，收获很大。
我是个不交学费还受到资助的学生，内心总怀着有愧之情。“文革”期间有人批斗我，说“你是张大千的奴才、代笔人，要划清界限”。蔡亮说我立场没有转过来。我心里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呀。扪心自问，大师言行教诲，授予后生之事，笔难尽述。
先师仓促出国，不复再晤。l978年，吾师尚念大陆老学生，特请旧友来华接我，但终憾不能成行。
1950年结束了因袭前人传统画取得功力的画法，虽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给后来发展带来一些障碍。
时代变革了，新旧两个不同的社会，要改变老一套的观念比什么都艰巨困难，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人总是要活下去，我只好到西安卫生局去当宣传员，画无痛分娩插图，登梯子画大油画、水粉画，原来写过二王颜柳，今天又练起美术字，我的领导说：“老何你过去的一套本领今天用不上了。”将近50岁，真是老大徒伤悲，处处受到人们的歧视白眼。我深感一个身世凄凉流落在外乡的人，只有低头苦干，坚持自己的特长，还要把现实工作做好，只有这样才有出路。
陕西赵望云、石鲁领导美协工作，为繁荣传统文化，国画要发展，才把我从卫生局调到美协，归队画画，赵望云是民主人士，石鲁是延安同志，机遇难得。赵望云先生是西北国画事业发展的决定性人物，他打破传统的形式主义，带头反映农村生活，同时对文艺战线的统战工作也有很大的贡献。我在陕西三十多年，思想上艺术上得石、赵的帮助，这是我艺术生活实践中难得的良好机缘。我常说陕西是我的故乡。
深入生活，到大自然中去。美协强调创作上以西北风貌为主要题材，当时陕西南北我差不多都走遍了，作为年过半百的人，学的一套模仿技术，现在叫我到生活中去，旧瓶子要装新酒是多么勉强。但是由于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心理准备，因此并不觉得陌生。当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激情，忘掉了艰苦的环境和有时会遇到的危险。和我同行的多是比我年纪小得多的人，记得在三门峡工地，见着黎雄才，黎说“老何啊，你年纪大了不行了，还要画三门峡，我从灵宝画了个长卷……”。刘旷又发现一个好角度，并说这地方最好还是用木刻表现。几个好景界都被这二位占完了。当时正是6月酷暑，客观环境对一个人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而他们都是有过一定生活经验的，比较之下，我的差距不小。有一次我到老黎的房间，一眼看见他的几十张速写稿铺在地上，由于我是突然袭击，他没有来得及收，被我看见了，真是胜读多少理论东西。
我初次接触实际生活，感到周围要涉取的东西到处都是，但没有留心人的生动形象，所以每当创作时，就成问题了。以前认为山水画中的人物是点缀品，没有把人物形象表达出来，这是老画家忽略了。记得第一次准备参加西北画展时，我创作了一幅以山区勘察为内容的作品，但当时对人物形象非常陌生，只好请方济众帮助画个人。不错!添上个工人正在用望远镜观测远方，才完成这张画的主题。过一段时间，画工人修路，人物非常重要，又乞求这位方济众先生画工人。老方说，搁这儿吧，今天没有工夫。过些天又去看了，还没画，这样耽误了许多时间，我总觉得求人不是长远之法，还要靠自己。我虽然掌握笔墨功夫，为什么不会画人?因为不经常注意人的精神面貌和动态，就是“移山倒海”也是套别人的，用铅笔描样，再用墨线勾出。想想赵望云先生的人物，多么熟练，几笔就一个毛驴，几笔就把一个男子汉画出来了。和我同年的画家还有相差十几岁的方济众他们都掌握人物形象的画法，难道他们有什么诀窍高招?我再想赵望云曾对其他人说的：“画画就要多画速写。”这才恍然大悟，问题就在粗心、不观察，不用头脑去记。记得越多，脑子里的形象变化就越多。后来我又和老方到陕南生活，在陕南有人喜欢打鸭子，有人下河洗澡，我就抓住时机，观察人的活动。因为赶不上人动作的速度，我能记得多少就记多少，着重记忆最可画的动态，以表达干什么为重点。我在实践中画速写，多用回忆形象的方法画出来，如果按照人体解剖，比例是不行的，先勾出再画是死的。
赵望云画人物先从肩膀起，再加上脑袋，画驴子从后腿往前画，最后加上个驴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不知要走多少弯路。
一次下乡回来，石鲁要看看大家的收获，说，老何的小人过关了，我说不攻关不行，不用眼睛不动脑子不行，这是对老方的感谢。
在一次业务会上，大家看李梓盛一张四尺创作，石鲁将作品拿在手中七折八叠，最后成了一张六开小画。石鲁说这就够了。我心想，那么大的一张画最后折成小册页了，有点可惜，石鲁说这么大的篇幅其实只是说明一点，有的大画只是小画，有的小画其容量是大画。这就是说，不能以大小来说明问题。
艺术与环境，环境不一定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特殊的环境有时偏偏产生艺术创作情绪。
“文革”中，我流落到外县，家不成家，单位已无可依靠，心理上的压力非常沉重，家有病妇，呻吟了两三年，最后失去老伴……我狠狠心一走了之，去了四川。在逆境中解脱自己的苦恼惆怅唯有画画，40天里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是奇迹，奇迹是从逆境中挣扎出来的。这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最孬的一年，也是创作最丰收的一年。
家务的干扰，内外矛盾加上心理上消沉，我意识到只有离开这复杂的局面，才能另辟道路。于是决定去北京，又经过一番曲折复杂的战斗，结束了在西安33年的生活历程，我告别了和石鲁、赵望云两位先生在一起生活过的西安。
记得在一次为中南海作画的会上，黄胄说了一句话，何海霞同志是咱北京画家了，已调到中国画创作组(中国画研究院的前身，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工作。这时在座的同行表现出不是滋味的也有，为我真心祝福的也有，总算是归队了!
原来我在陕西省是省画院的副院长，调离西安来到北京后，就取消了院长的名誉，事隔几年，l988年又给我补了个陕西省画院名誉院长的名誉。
(摘自《何海霞艺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8月版，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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