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丙坤的人生岁月

在担任经济部长期间，江丙坤曾被属下开玩笑叫成“江科长”，理由是这位部会首长事必躬亲，对细节要求极为严格，连桌上及书柜都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他经常把公文装在一个有轮子的红色大行李箱里带回家批改，在车上、飞机上也照常工作，而且速度非常快，批示一份公文平均只需两分钟。

他儿子说：“我对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家里办公桌前批改公文的背影。”

在一般人的眼中，江是一个无趣、拘谨的人。住在公寓时，楼下的邻居上楼找他聊天，他会赶紧穿起衬衣、换上长裤、梳好头发，他的严谨反而让穿着汗衫、短裤和拖鞋的邻居觉得自己过于随意。

但他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前陆委会副主委许柯生对江丙坤有着特别的感触：许在担任国贸局局长期间，一次经济部宴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的立委吃饭，一位立委迟到了，赶到会场后马上连干三杯以示歉意，但随即又端起酒杯向许敬酒。从不饮酒的许婉拒后，被这位豪爽的“立委”指责不给面子。争执之间，担任经济部常务次长的江丙坤看到后，跑过来主动替下属喝酒。在中国官场文化里，上级为下属挡酒是一件相当难得的事情。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政坛顿时换了天地，但即便是民进党“执政”，依然对江丙坤这位财经大佬存有“惜才”之意。

2003年，江丙坤当选台湾“立法院副院长”，陈水扁在台湾企业界的“三三会”发表演讲时，忍不住脱稿对江喊话：“如果江丙坤当初接受我和游院长（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游锡?）邀请，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经建会主委的话，就没有今天立法院的江丙坤副院长，而是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的江副院长绝对比立法院的江副院长更能对台湾做出贡献，由江丙坤组成一个好的财经团队，阿扁相信今天台湾经济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江丙坤只是淡淡地回应：“我不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能力，何况台湾当前经济问题并不纯粹是经济因素，一部分是非经济因素造成。”

回顾江丙坤的公务员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外贸易领域，但即便在他最风光的年代里，也因为两岸对峙的现状，无法到大陆这个大市场发挥自己的才干。

不过世事难料，他在公务生涯的末期出任海基会董事长，全面负责台湾对大陆的半民间半官方的交流工作，弥补了人生的一大缺憾。

青年：另一版本的“台湾之子”

江丙坤是一个严谨的人，不过这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无趣的人。担任海基会董事长后，他在北京和国台办主任王毅见面，他对王毅说：“王主任，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地方上过班啊！”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论年龄，论职务，两人完全没有在一个地方上班的可能性。江丙坤接着慢悠悠地说――我们都在驻日大使馆工作过啊!

新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就全面接收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王毅曾任驻日大使，而江丙坤更早前则在这里担任过翻译。

江丙坤去日本是为了读大学，他在日本最优秀的大学――东京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从此开启了自己人生的航程。

其实，江丙坤和陈水扁的经历特别相似，两个人都是穷苦出身的本省人，都是靠努力读书、工作赢得了人生的成功。

陈水扁竞选时打出“台湾之子”的口号，连战则说江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子”。

陈水扁是三级佃户的儿子，而出生在南投的江丙坤，家里穷到他一出生就被父母送给别人。

他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奶水不足，买奶粉的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丙坤就这样被父亲送走了。

好在二哥的积极争取，江丙坤才又重新回到家庭的怀抱。

因为家里出了两位老师，江丙坤才有机会去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读台中农校。为了上学，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走40分钟到南投火车站，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台中，然后再走半小时到学校。

当时的一般家庭都没有闹钟，大家完全看天作息。如果母亲起晚了，就要等到同伴经过家门口，大声吆喝：“阿坤仔上学喽。”这时候的江丙坤急忙爬起来去上学，不吃早饭，也来不及带便当，要整整在学校饿上一天。

每天花6个小时在路上的中学生活，他整整过了6年。

以后江丙坤通过了专科考试，考取了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家庭窘迫的他直到开学前一天，才敢和父亲说自己考取了，需要父亲借钱供自己上学。

专科毕业后，江丙坤一样要去服兵役，但这个时候他通过了公务员高等考试，开始了他漫长的“吃公家饭”的历史。

不过这个无权无势的孩子又被分回老家南投，在地政科当科员。此时正值国民党在台湾施行土地改革，用赎买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江丙坤此时就负责南投老家乡亲们土地的具体测量与评价。

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江总喜欢说，穷苦人家的小孩子，如果不去读书，怎么能够出头呢？

事实上，即便是回到家乡担任基层公务员，在乡亲眼里已经是出人头地，可他还是不放过每一次考试的机会，先后通过了高考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律师检定考试。

1960年，国民党出台了中山奖学金政策，这是为了鼓励党内优秀年轻人才赴海外留学的专项奖学金。马英九、许信良等都是受益人。

江丙坤就是第一届的学员。放榜那天，江丙坤和太太在房间里听收音机，当听到中山奖学金里有自己名字时，江丙坤忍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我考取了，我考取了！”

他考取了自少年时代就是心目中最高学府的东京大学，而且获得中山奖学金也意味着已经被台湾的高层注意到，甚至可以说已经拿下了未来光辉前途的敲门砖。

壮年：台湾经济起飞的见证者

江丙坤是以财经大佬闻名台湾政界的，但外界无法想象的是，江丙坤的外贸生涯是从几篓香蕉开始的。

从基隆港坐船去日本读书时，码头上的香蕉贩子向他推销，说是日本香蕉价格很贵，如果利用海关对游客免税的政策，可以赚不少钱。

看到周围游客大都买了几篓，江丙坤也学着买了三篓。下船后，居然以每篓1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一下子就把自己第一年的学费给解决了。

在东京的日子是清苦的，而且读到博士阶段，中山奖学金不再支持，只好靠在大使馆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江丙坤在大使馆做翻译，负责陪同岛内重头人物来日的行程安排与接待，得以结识了一大批政商要人，汪彝定、李国鼎、蒋彦士、王作荣、李登辉、辜振甫……这也为他日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

1967年，他获得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出任“驻日使馆经参处助理商务专员”。1974年任“驻南非大使馆商务专员及经济参事”，一驻8年。

在南非的8年，对江丙坤是一个极大的历练，他本来想去美国，但是没人照应，只好去了远在天边的南非。

从日本来到英语系国家，日语很好的他，第一关就要克服语言障碍。42岁的他不得不重拾英语，从猛背单词开始。

在他的任内，台湾和南非的贸易额在8年内跃升了11倍。

江丙坤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首长的认可，50岁时，回台升任国贸局副局长。

这次提升，固然是和自己的勤勉工作与优秀的工作成绩密不可分，但大的背景也不容忽视：

政治强人蒋经国很早就开始注重对台籍青年人的培育，不惜破格提拔，这一政策被称作是“催台青”。

到了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台籍精英走上政治舞台，李登辉、连战、萧万长、吴伯雄都是重要代表。

陈云林与江丙坤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

在此之前，蒋经国已起用了一大批优秀技术官员，江丙坤正是技术官僚精英传统的延续者。直到今天，尽管他历任党国要职，但只有2003年的立法院副院长一职是竞选来的，其他所有高级职务都是被任命的。

江丙坤重新回到台湾后，50岁才担任国贸局的副局长，但随后平步青云，平均两年升官一次，60岁担任经济部长。此后又担任了经建会主委、政务委员，还曾经代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两度出席APEC会议领袖峰会，在2000年前登上了人生的顶峰。

江丙坤的最大爱好就是工作，他不抽烟，应酬时才喝酒，不跳舞，唯一的爱好是打高尔夫。当年在日本为了把球打好，还专门请老师指导。江打球的风格就像他做人一样：一板一眼，认真打好每一杆。

他的球友，台湾“中国信托金控”辜濂松（辜振甫之侄）评价说：“PK球打得很好，可是我们俩一起打球的话，大都是他输球，我赢他钱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是一位清官，不愿意赢球，赢钱。我则是不愿意故意输球，否则他会看不起我。”

江丙坤的认真严谨和高效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口碑，陈水扁当立委时，称赞他是“中华民国最负责认真的官员”。

正式接任经济部长两个月后，江累倒在立法院，成为第一个累倒在立法院的阁员。

他的老长官萧万长对他的总结是：“江丙坤的态度诚恳，做事认真又细心，即使再繁琐的事情，他都会耐着性子，把事情有条不紊处理完成；即使是有委屈也不轻易发脾气。他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使他的人缘非常好，几乎没有任何敌人，所以政通人和，有助于政务的推动。”

今天：江氏海基会前途几何？

2008年，江丙坤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再次吸引了外界目光。尤其是他邀请对岸的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访问。

这是海协、海基两会历史上第一次在台湾举行磋商，陈云林也是台湾历史上到访级别最高的对岸官员。

历史把江丙坤这位老人再一次推向舞台的中央，在他的任内，有幸成为签署两岸直航协议的董事长。

在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时，辜振甫听到汪道涵谈到三通，只能紧闭着嘴，半字都不能回应。

在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后，江丙坤接受记者采访，怀念这位前任和前辈时，谦虚地说：“我追随辜老很久了，我大部分的工作跟日本分开不了，那他又是日本问题的专家，当你听到他讲日语，跟我们讲日语完全不一样，他是讲上流社会的日语，我们是讲类似一般公务人员这种阶层的一个日语。他对于事情的了解，看得很透彻，个性又很温和，所以他会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给你很多的启示，这个风范，是我们学不到的。”

国民党2008年全面执政后，看似平坦的两岸协商依然暗流涌动，至少对于江丙坤而言，要面对的困难还非常多，但也迎来了一线曙光。11月初陈云林赴台访问，两岸之间将迎来再一次的互动高峰。

两岸未来的走势如何，也许就像江丙坤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一样――七分靠努力，三分靠机缘。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