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同意教育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就应当为中国在西藏进行的教育改革喝彩，而不是就那些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来进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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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穿越西藏的乡村和边远城镇，到处都能看到广告牌和大标语，大张旗鼓地呼吁发展教育。西方人常常会轻信一些不确切的信息，对与自己国家性质不同的政府进行批评。事实上，人们不应该以政府的说法去判断一个国家的百姓。撇开政治上的隔阂，人性是共通的，不论是汉族人、藏族人，还是美国人，都有着共同的愿望和梦想，那就是在事业和生活中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和选择，以保障自己和家庭的稳定生活。中国也正在通过推动教育的发展为实现西藏百姓的这个梦想而努力。
来中国以前，我是倾向于西藏独立的，也以为中国政府对那里的人民有着压制的行为，因为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不会做任何有利于少数民族的事情。美国的冷战观点使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和政府为藏族人民所作的努力，以为共产主义国家的目标就是实行同化，这与我们重视个人和个性的主张是相悖的。
无论在哪儿，人们都承认教育对于自由经济的重要，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本土和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越有自由和保障。我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教育方面。在成都，Trace基金会的珍妮特・厄普顿在演讲时，再次提出了美国人惯有的观点，即在西藏，教育只是中国政府为了向藏族人灌输其理想的途径。她说中国政府根本无法掌控那里分散居民的语言、经济状况，以及僧侣教育等等。但在参观了西藏的学校并且与学生、老师们交谈后，我觉得珍妮特・厄普顿的观点是带有一定偏见的，对许多重要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在改善藏族人民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避而不谈。
在汉人进入西藏之前，那里只有4所家庭学校，而且穷人家的孩子根本不能去念书。如今，在西藏每个镇区都有一所小学，每个县有一所中学。义务教育的年数是根据学生所在的地区而定的，城市是12年，乡村是6到9年，游牧地区是3年。尽管上高中需要一些费用，但是在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学生。据一所乡村小学校长说，由于学生居住分散，中国政府鼓励住在离学校三公里以外的学生住校学习。在拉萨的北京一中和一所小学，大部分学生都是住校的。我们曾访问过一个游牧家庭，了解到那里的学校实行隔周上课制，使学生们能够帮助家里照顾牲畜。而在西藏的过去，这种基本教育是根本不曾有过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藏族人能够上学，接受高等教育，有选择经济生活的自由。可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却会受到指责。很明显，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教育改革，西藏的教育很难有现在这样的发展。在我和西藏大学一个学生的交谈中，他对能上小学和中学来接受教育非常感恩，说以前在他居住的村庄里没有学校，父母也没有条件上学，只能作牧民。2001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个九年项目，动用3.7亿元人民币以确保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人能够上学。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可以不再保持游牧的生活方式。政府还花了7千万人民币促进和支持对所有学生的九年义务教育。一位前政协主席常年致力于筹措资金，修建乡村小学的工作。他和一些慈善机构为西藏地区学校筹措基金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经过调查和思考，我觉得珍妮特・厄普顿的其他指责也是值得质疑的。尽管对藏族人的语言教学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话题，但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和要求的时候是相当周到和深思熟虑的。游牧部落学生上课，全部使用藏语，这是为了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需求。我们的向导说，孩子们比较愿意在游牧部落中生活。乡村学校在小学时，是使用藏语教学，同时也教汉语和英文。城市学校，特别是高中，比如拉萨的北京一中则是让学生自己选择汉语教学还是藏语教学。尽管必须学汉语和英文，汉族学生和藏族学生可以选择他们自己习惯的语言作为课堂用语。来自四川的一个汉族学生告诉我，在藏族中学学习是个很好的经历，他要继续学藏语，还希望能达到大学水平。
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教室借助特殊器材上语文课。
许多人认为中国为了把藏族文化融入中国的大文化环境，正在削弱藏族自己的语言。听信这种说法的人，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藏族人要在职场和经济生活中具有竞争力，就需要很好地掌握汉语。就像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我们并没有认为中国试图把他们培养成西方人，而是认为英文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技能。而美国人同样希望生活在美国的人都学习和掌握英文。由于中国学生的英文很不错，他们可以和美国人在职场上竞争。西藏人也是一样，会汉语，才能和汉人一起竞争。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让藏族人学习汉语是个无理要求。
中国教育受到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教的分离。中国现在不允许18岁以下的青少年去寺院做僧侣，而在过去，寺院一直是藏族文化和教育系统的中心。珍妮特・厄普顿等人认为中国政府取消寺院教育，就等于取消了藏族文化的主要部分。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强调在学校不得进行佛教活动，并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周末去寺院以及在自己的房间里祈祷。西藏大学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尽管他不能在学校里上佛教课，但如果想了解和学习佛教，他可以和家人去寺庙。接受义务教育后，如果他愿意，仍然可以选择去过僧侣生活。
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过去年轻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的。藏族有一个传统，一个家庭的兄弟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是僧侣，为的是报答佛所赐予的恩典。如今，僧侣的人数虽然下降，自己选择生活道路的年轻人的数量却在增加。
如果按照传统，把六七岁的男孩子送到寺院去，他们就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是否愿意选择僧侣生活。在色拉寺，我与一个和尚聊天，得知他八岁就被送进寺院，他说尽管在18岁以前，他们还不算是正式的和尚，可以离开寺院，但大多数人都不敢这么做，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和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政教分开，是有益于教育的。这样做可以使人们作出自己的选择，比如，是不是要在18岁的时候到寺院去、要不要做僧侣等等。作为美国人，我们是不会支持在孩子们有能力作出选择之前，强迫他们去做神父的。我们不能把宗教信仰方面的减弱归罪于中国政府，这种情况是孩子们接受了教育、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后的自然结果。
如果我们同意教育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就应当为中国在西藏进行的教育改革喝彩，而不是就那些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来进行指责。也许西方人应当避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而应当看到，他们做了许多有益于民族发展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不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就不可能正确评判他们所实行的政策。或许在摘掉有色眼镜后，美国人会称赞中国政府为西藏人民所做的有益的事情以及提供的机会，而不是总对共产党政府进行批评指责。
（摘自《美国大学生看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