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丁东（以下简称丁）：青年是社会进步的主体。现在“80后”甚至“90后”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但因为这个时期出生的青年普遍被
谢泳（以下简称谢）：没有不想做大事的青年，只有不鼓励青年做大事的社会。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平庸化、消费化，从学校到家长，都鼓励青年人要安稳，要过日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有朝气的社会，不应当在青年开始人生道路的时候，就把生活的目标局限在眼前平庸的生活上。社会要鼓励青年做大事，为国家建功立业，为社会进步承担责任。
现在有些高远的理想，常常被人看成是大话、空话和不切实际。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大话空话漫天飞，但在实际教育中，又不鼓励青年奋发有为，为改造社会努力，为国家进步奋斗。
孙中山过去常告诫青年要努力做大事，不要努力做大官。但做大事和做大官又很难完全分清边界，有人会说不做大官何以做大事?
丁：说来说去，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先把什么是大事说清楚。于公于私，都有大事，也都有小事。有人看起来做的是大事，其实是小事，因为他们做事的追求太小。有的人看起来做的是小事，但其实是大事，因为他们的追求高远。有一本书，书名叫《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主要写的是近年来从事NGO活动的青年们的不平凡经历。我看了以后很感动。这些青年所做的事，也许只是为了底层工人农民或者其他弱势群体的一些帮助性的工作，但这些努力奋斗的青年所表现出的精神却非常令人感动。我感觉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种精神，不是简单的奉献，而是一种在平凡事业中学习做大事的胸怀和气质。这些青年在基层学习管理社会和适应复杂变化的处境，让人感觉到这些青年对国家社会进步的满腔热情。
谢：我过去也接触过一些志愿者，从他们身上你能感觉到青年想为社会做事的激情和冲动。这些在社会基层为国家进步努力的青年，都是一些有理想的青年，社会如果让这样的青年失望，让他们感到自己的努力得不到政府的认同，那是社会的失职。一个社会，一定要让青年看到希望，一定要让青年意识到自己高远的理想是社会所需要的，自己的未来是光明的。对青年的所有努力，社会都应当以善意待之，不能把青年的所有努力都从坏的方面去想，要帮助他们，要为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创造有利条件，让他们切实感觉到国家和社会的温暖。
这牵扯到另一个话题：就是社会在鼓励青年做大事的同时，如何在司法、道德上给予青年人更多的肯定，也就是说，要注意司法行为的道德导向。2006年11月20日，彭宇在公共汽车站出于好心，把跌倒在地的徐老太太扶起来，又送她去医院检查。不想，徐老太太和她的家人得知胫骨骨折，要花费几万元医药费，便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他承担医疗费。被拒绝后，徐老太太向鼓楼区法院起诉。在没有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一时间舆论大哗。在我看来，这样判决的确出人意外。只要存在彭宇见义勇为属实的可能性，就不该判他赔款，否则就成了有罪推定，或者有过推定。
丁：这件事之所以引起争议，焦点就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到底是不是彭宇撞倒了徐老太太，因为证据不完整，事实真相难以还原。判决书运用了推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原告绊倒或滑倒等事实，被告也未对此提供反证证明，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是公共场所，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按照这样的推理，法院便判定是彭宇撞人，公众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就
是这一点。如果彭宇是做好事，他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见人摔倒好心相扶本来是很自然的善举。但按照判决的逻辑，就不应该这么做。这就极大压缩了人们行善的空间。我上小学是“文革”以前，那时提倡人人做好事，生怕错过了帮助别人的机会。如果遇到一个老人摔倒了，就是小学生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扶起来。现在，人们普遍有了戒心，遇到这种事，敢不敢伸出援手，已经成了问题。可见社会风气变化之大。
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好多年了。你记得不记得，前几年发生过一个刘秋海事件。刘秋海是广东省雷州市政协委员，他在广西救了一个骑摩托摔倒在路边的女青年陈小俐，也是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当地交警认定就是刘秋海撞了人，判他赔偿。刘秋海告到法院，结果败诉。他为挽回名誉奔波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果。这件事引起了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不满，他们质疑这是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作祟。
丁：有人把法律和道德看成不相关的两码事，认为司法行为无须为道德风气负责，我是不赞成的。司法行使的是公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大。公正司法的社会效果应当是鼓励人们多做善事，不做恶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司法结果不利于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而是好心人无好报，对社会的道德风气必将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社会有权要求法官考虑判决结果的道德导向。舆论强烈批评此案的判决结果，正是出于对世风日下的焦虑，出于对道德重建的向往。
（摘自《文化十日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定价：2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