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不知不觉，《译文》(《世界文学》前身)创刊已满五十周年了。从个人角度说，也就是自打年纪轻轻的我跨过草厂胡同《译文》筹备处办公室那道凹陷的木门槛，足足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呢。例如，我一闭上眼睛，就仿佛见到胖胖的庄寿慈先生，穿了件汗背心，坐在窗前办公桌前，时
我记得是1953年的4月，作家协会领导把我从《人民文学》编辑部调到那里。这之前，我已听说，为了继承鲁迅先生上世纪30年代办《译文》的传统，作协决定恢复《译文》杂志。我从小喜爱外国文学，大学时代还和两位中学同学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能到那里工作，自然是非常高兴。当时作协地方不够，借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设在草厂胡同(后拆除，在那一带盖起了国际饭店)的“鲁迅著译编辑室”的前院，大约有一大间正房、一两间小厢房与耳房，充当《译文》的办公室。我记得当时的工作人员有：陈冰夷、萧乾、朱海观、庄寿慈、方土人、张孟恢、杨仲德、鲍群、凌山、梅韬、何如、陈九仁，另外还有一位管行政事务的同志。董秋斯编制也在这里，但不上班。茅盾是主编，我记得他来开过会。是属于和大家见见面的意思。他穿一身纺绸“短打”，手执折扇，一双尖头黄皮鞋，反正看上去不大像是部长。当然，刊物的编辑方针等有关大事肯定是会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首肯的。编辑部领导最初较多向他请示，后来好像少一些。我见到过文化部转来的他对读者来信的批复，也曾起草过不少封以他的名义写给一些外国作家的信(编辑部还保留有几封)。有一回茅盾先生来参加编委会，他眉飞色舞，大谈《红楼梦》，让大家又有听，又有看，最后还有一顿美餐可以享受，真是非常开心。不过，那是稍后的事了。
我到编辑部不久，七月间。创刊号便出版了。开本、封面装帧、版式、插图、动态这几项，都沿用了鲁迅老《译文》的风格。但是，在主要内容上则突出了向“老大哥”学习这一点。这也是当时通常的做法，好像是不容置疑的。反正，当时没有听到什么不同的看法。连萧乾在考虑西方文学选题时，也总要打听一下“苏联是否肯定”。
创刊号出版后，编辑部又进了张佩芬、裘士箴、王华岚。再以后，进进出出的人不少，有出于自然原因也有出于非自然原因的。那便不是我所能理清与说清楚的了。
最初，我给分配到秘书组，从事通联工作，也就是处理投稿与读者来信。后来调到西方组，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也管过希腊、罗马，甚至是北欧、南欧、西欧包括法国(我记得还到吴达元家去组过稿)，方面杂是杂了些，但是也使自己乘机补补课，扩大点眼界，并且得以体会对不同风格作品可能有的各种不同的译法。更大的好处是有机会与译界前辈直接联系。例如，我经手与周启明(周作人)、傅雷通过信。周先生写给编辑部的信我私藏了几十年倒留了下来，傅先生的(也同样是用毛笔竖写在红格信笺上的)，却因为规规矩矩存档，反而找不到了。在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能比较专心在美国文学上下些工夫，因此谈不上有多少成绩。但年轻时多做些杂事倒可以使自己做学问的基础稍稍宽阔些。凡事有所失也会有所得嘛。我总是这样安慰自己。
印象中有段时间我好像还管过评论。什么都做过一点的好处是对刊物工作了解比较实际，比较全面，对一般读者、投稿者的处境比较能体会，能帮忙就尽量帮忙，例如帮助补购过期刊物或代转给名人的表示仰慕之情的书信这类的小事。而且能对出版刊物的各个程序都多少有些了解，以致后来自己负点责任时不至于胡乱指挥。我总说自己是“行伍出身”。后来知道三联书店的沈昌文、董秀玉是考校对进入出版社的，经历与我相仿。不过他们成了出版界的佼佼者，我却朝做学问这条路发展，弄得不三不四，可以说是误入歧途吧。
几十年里，也曾遇到几位译者，他们对我说，自己走上文学翻译这条道路还是从《译文》采用了自己的稿子开始的，所以对能够“慧眼识英雄”的编辑很表感激。那位编辑当然不见得就是我。我们当时采用稿件首先从是否符合刊物要求考虑，处理稿件一般都不以个人名义出面。当然，与已经很熟的译者打交道便不假惺惺故意隐讳了。
现如今，通讯手段发达，特别是电子邮道通畅，这自然方便。但是我发现，与我联系翻译、写作业务的年轻编辑，即使在有求于我、向我不交费咨询什么问题时，也只是拨一个电话。(问得最多的就是谁谁谁的电话怎么改啦――好像是我让改的――现在的是什么，地址、邮编号码呢？)我当实习编辑、助理编辑时(这个阶段可谓漫漫长矣)，领导上是很提倡走出去向专家请教的。我开始工作不多久，萧乾就带了我骑着自行车去拜访归国不久的冰心，也访问过入了中国籍的沙博理。后来，我单独拜访过钱锺书、杨绛。(他们那时住中关村平房，客室――实在不好叫客厅――不到顶的隔墙上供着一尊铜佛。我是为选登《吉尔・布拉斯》的事而去的。最后，钱先生说：“还是李同志说得清楚。”杨先生说：“奈没我好白相嘞。”)我拜访过金克木(求他译《云使》，他太太发了话他才答应的)、赵萝蕤(可惜未见到陈梦家的明代家具)、吴兴华(他的夫人与我握手时仅仅伸出两只纤指)，我拜访过杨宪益和他太太Gladys(杨先生对我说“搞翻译不能太老实”。Gladys从门外进来只听见最后几个字，眉毛一扬问：“干吗要不老实？”)。我拜访过王佐良、周珏良(他们还与我一起挤上一辆332路公共汽车，请我在动物园对面商场的广东饭馆里吃过一顿饭)。我还到北京大学东大地22号拜访过冯至。当时他还只是我们的社外编委。他对我说，歌德是不好算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接着很有权威性地笑一笑。(朱光潜在给刊物写的文章里这样认为。后来想想，他爱怎么说就让他说去，何必那么较真。但那时就非要按一个“正确的”标准统一，真是何苦来。)当时编辑部还未归并到外文所，但文学所的中老年专家，我差不多都拜访过，包括当时风姿还很绰约的郑敏。北大杨周翰两眼炯炯有神，说的英语却带点苏州腔，按今天说法是“魅力无穷”。当然，我拜访过的专家与实际上是却还未被算做是专家的人远远不止这些，比我年纪轻的我也喜欢直接见见面。我感觉这一来双方就从物与物的关系变成了活生生、有共同处与不同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弄文学的总应该对人感兴趣不是？例如，荒芜每次刚交了译稿，便要预支稿费。张友松每次来信，都有编号，而且看得出是用复写纸留有副件的。这些事都值得琢磨琢磨。我有的朋友，就是由译者演变而成的。冯亦代最风光的时候请我上他家去吃过饭。后来他倒霉时，我仍然约他译稿子。做过“右派”的董乐山也曾向《译文》寄送稿件。我不懂政治，仅仅是觉得不要那么势利眼。后来我们经常往来，不过从来不谈政治。我觉得，许多事当面交谈能起到不光是解决所需处理的问题的作用，也许会引出另一个选题，也许可以“摸”到某些外国文学界乃至知识界的动向，至少可以从一个不同岗位的人那里多少学到一些东西。而且，专家们也很想通过我们“打听”点儿文艺界的消息呀，比如说作协最近又要批判谁了。我想，最重要的是，通过与专家接触，年轻人得以“一亲芳泽”，直接体验有学问、有性格特点的人的风采。这对我们更好地做学问为人，总能潜移默化，起到些作用。
当时办刊物，有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时代背景，现在的人应该理解，拿现在的情况来要求显然是不恰当的。即使在那时，《译文》、《世界文学》在同人与译界朋友辛勤耕耘下，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回想起来，未始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比方说，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一定非要与国际政治、文艺界斗争贴得那么紧，更无必要显示自己是冲在最前面。但是，应该做总结工作与做得好的哪能是我这样的人呢，这里就不说了。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自己负了一点责任之后，我总想记住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力图根据外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来做外国介绍、评论工作。而那时总的形势，也允许与要求这样做了。至于个人实际上做得怎样，那就得由别人来评说了。也许不少人会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吧，说实话，我自己也有同感，至少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如此。
(摘自《行人寥落的小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