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在激发经济增长的同时，东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也空前加剧。邓小平始终把“和平与发展”视为“问题”，是他思想深邃之处。东西方的文明发展也加剧着文明冲突：能源控制与反控制、资本输出与反输出、主权侵犯与反侵犯，恐怖活动与霸权主义的血拼……和平的良好愿望，发展的迫切心情，
资本的猛烈扩张，霸权的单边行为等，都在“全球化”名义下演绎着当代世界活剧。
“东西综合”的现代特征
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将同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同，许多过去的文明理论、文明观点都会被彻底刷新。东方文明将彻底终结弱势地位。亚洲崛起，正以比西方文明更快的加速度和更强的势头惊醒全世界：东方发展势头很猛，不可避免地向西方渗透。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速度，继西方发达国家之后，也全面进入加速期。势必再次形成对西方的强大压力。东方社会正在广泛加入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以稳健的姿态加强外交效能与军事力量的进展，有效维护着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东方与西方互相投资，互相在对方建立企业，共同组建跨国公司，股份互相渗透，展开大规模的文化与体育交流；东方与西方在文明层面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东方正在迅速扩大着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力。中、印、俄、巴西等国迅速崛起。特别是中国，2007年成就两件大事：世界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引擎。阿尔贝尔论证“大市场”的良好表现：“大欧洲创造了，大中国创造了……如果它们能够融合在一起，必会成为21世纪的几大法宝之一。”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将统一世界”。奈斯比特指出“东方在崛起……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东西文明，殊途同归”八个金色大字，将镌刻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丰碑上。
“东兴西落”将促进东西综合
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经历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生产方式自动化和社会高度福利化等变革，对资本主义的称谓，也改为“发达国家”。西方第二现代化模式已成为现代化样板。似乎给全球一种印象，昔日西方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都烟消云散了，资本主义必将消亡的规律荡然无存了……这种认识只看到西方文明兴盛的一面，没看到西方文明衰落的一面。以最强大的美国为例，它的气壮如牛与经济内虚是综合在一起的。当大英帝国的“永不落”太阳从美利坚升起，特别是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无可替代，俨然以“世界法人代表”自居，攻打科索沃、入侵伊拉克、干涉朝伊核问题……单边主义无人能阻止，各主权国家与联合国皆无可奈何。但有个魔术师让它心惊，那就是自身的经济衰退。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很可能因泡沫破裂而爆发严重危机。1971年，世界货币进入“牙买加体系”，各国自行发行货币，导致世界货币失控，目前世界货币发行总量，高达年度GDP总额的60倍!而美国总储蓄率却从19％下降到16％。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意味着利率杠杆作用也几近于零。制造业处于萎缩之中，航空业在2003年超过10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波音公司亏损达1.92亿美元，柯达公司比2002年大幅下降60％。微软、时代华纳、戴尔等大公司的高管层对美国经济，包括IT产业缺乏信心，掀起抛售股票热潮，亚洲、中东、欧洲的资金也开始大规模逃离华尔街。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企业新裁员总数接近一百万人，失业率创出新高。据美商务部报告，2003年第一季度美国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1361亿美元，财政赤字突破5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更威胁到全球经济发展。
从20世纪开始，现代资本主义根本性矛盾不仅集中地体现在国际资本竞争和金融危机上，而且体现在新帝国主义与新资本主义日益显现的矛盾上。从20世纪30年代起，从美、英经济衰退到日本金融危机，从亚洲金融风暴到美国多年的泡沫经济，从单边主义入侵伊拉克到恐怖主义盛行，从欧洲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到美、欧对华政策分歧等，都在提醒全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增加了资本主义变革与分化的新矛盾。这些新矛盾，只有在未来的东西文明融合中才能产生变化。
“谁来替代美国”成为综合问题
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衰退加剧。莱斯特・布朗博士担心“谁来养活中国”?如今的问题是“谁来替代美国”?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泡沫越吹越大，金融危机难以避免。当年亚洲金融风暴令全球经济震荡，那么美国这个庞然大物若有风吹草动，无疑引发全球经济海啸。老大总有一天要退位，“谁来替代美国”?已成为全球面临的综合性问题。经济全球化的一大弊端，是各国依存度相互提高。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殃及全球，最明显的是欧洲和“金砖四国”(中、俄、印、巴西)股市。2006年中国A股长了一倍，2007年又长五六成。2008年受美国股指影响，反复大幅震荡。美国经济衰退诱因往往与全球有关：其一，国际油价2007年上升58％，2008年初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为保存资源，美国不在本土开发，又要大量存储战略石油，成为世界最大油价干扰国。其二，长期贸易逆差和赤字，对美国及全球经济都是不利因素。其三，伊拉克战争使美军泥足深陷，巨额消耗达8000亿美元，加之多年楼市拖累，不堪重负。其四，还有观点指出，美国特大级别经济危机，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达到高峰。若出现这样的危机，势必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各大洲经济体将无一幸免，拉开世界资产泡沫总破灭的序幕。
美国经济衰退是“历史性的”，很可能导致它从老大的宝座跌落下来。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类型――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体现出越来越深刻的差异。阿尔贝尔认为，“莱茵模式是典型的‘社会市场经济’……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比美国模式有双重优越性：“一方面，它在经济上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所有人享受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学者称美国模式为“坏的市场经济”或“坏的资本主义”。一个“坏”字，概括了美国历史性衰退的本质原因。鲍叶认为，美、英等国深受短视行为之苦，公共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分配不公现象十分突出，企业各自为政现象难以协调，会引向越来越大的不公平。当然，美国13.3万亿美元的GDP，比中、日、德、英总和还多一万亿美元，“巨人”地位近期仍会持续一个时期。但从长远看，“东方”与欧洲、拉美等社会主义因素长期增长，确可同撑一片天。独大历史将消逝，替代美国的将是一种经济共同体，是世界的一种综合作用。
“资源冲突”的综合特征
如果说，20世纪大国矛盾主要源于市场短缺，那么本世纪大国矛盾主要源于资源短缺。尼克松曾经披露，勃列日涅夫告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只要卡住西方的资源，就能卡死西方。尼克松有句名言，“资源是西方政治的关键”。同样，当今资源同样是东方政治的关键。未来大国资源之争很可能出现新的特点：其一，美国因素。美国人均资源消费量最大，对世界的依存度也最大，它必须对世界实施最大限度的控制，尤其是军事控制，才能保住“资源政治”。其二，中国因素。当今中国除石油外，主要资源消耗都已超过美国，对世界的依存度并不亚于美国。但是，中国却不能实行对世界的扩张与控制，尤其是军事控制，这一点同美国恰恰相反。所以，未来全球若出现金融风暴，对中国将是极为严峻的考验。其三，欧洲因素。欧洲以迅猛发展的趋势，形成“大欧洲国”。欧洲不仅最先领略到能源危机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而且在西方社会最先以“未来发展”的远见，洞察到未来“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来自资源冲突。其四，俄国因素。俄罗斯已经从“休克”中猛醒，恢复了大国地位。在资源问题上，其与日本、东欧都存在潜在矛盾。其五，新兴市场大国因素。如印度、巴西等发展势头很猛，都对世界能源有日益强烈的需求。
霸权资本主义政策很简单，就是以单边主义态势取得资源。而中、欧、俄、印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就一言难尽了。首先这些国家都没有霸权资本主义实力，这就先输了一招。其次，欧洲想在“可再生能源”上先行一步，中国则想在“和平与发展”机遇中加速改革开放强化竞争优势，俄国想尽快恢复其超级大国地位，其他新兴市场大国也渴望增强国际话语权，但都不如美国来得便当与实在。欧洲已经失去了昔日争霸世界的能力，但老贵族对新暴发户既看不上眼，又无可奈何，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一直不予认同。相反，对“中国模式”却越来越感兴趣。深层原因，是“莱茵模式”的“国家引导型”与“中国模式”有许多相通之处，即“东方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21世纪全球资源之争，并非简单的美、中、欧新三角之争，很可能形成“两个小新三角”之争。
资源冲突最直接表现在军事上。霸权主义与长期经济困局并存，是全球不安定的重要根源。有专家认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为防止国内资本外逃，霸权主义在欧元启动初期发动科索沃战争，在阿富汗战争后提出“邪恶轴心论”，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为首批遏制目标，2008年又支持科索沃独立……这些手段，等于在欧洲和中国家门口埋下两个雷。一旦出现资金大规模外流，最有可能在这两处发生冲突。如果出现这种局势，首先受害的是中国，因为中国作为“经济低泡沫区”，将是国际资本的首选流向地。如果金融危机难以遏止，霸权主义很可能在朝鲜半岛、台海两岸，或中南半岛、新疆境外等周边地区做文章。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做好战略防御准备。第二个受害者是欧洲，因为欧洲作为“次经济低泡沫区”，是国际资本的次选流向地，有可能成为霸权主义防范的第二战略目标。欧洲也要做同样的战略防范。第三个受害者可能是俄罗斯，不仅冷战时期留下的“势力范围之争”远未结束，近年“北约东扩”、“东欧军事基地”、“科索沃独立”等新矛盾再度升温，而且日、俄之间一直存在领土与资源争端，也决定了俄罗斯很可能受到波及。这就是中、欧、俄在未来资源争夺中可能联手的综合原因。大国将围绕国际资源与资本流动不断展开政治、外交与军事的战略博弈。
“大国征服”正在成为历史
以当今的综合国力对比，任何大国想用武力征服其他国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更不要说文明征服了。大国有可能用武力入侵小国，但也没有能力改变其文明，特别是宗教信仰。如霸权主义入侵伊拉克，进攻时机还要避开斋戒日，这是忌惮激起宗教仇恨，惧怕引发全世界及国内人民的抗议。如果说连伊拉克这样的小国都不能征服，那么任何大国要充当全球唯一的主宰是绝不可能的。武力征服是最惯用的手段，但文明征服则是另一回事。历史记录了大量用“武力入侵”解决不了“文明冲突”的事例，任何人想用武力或霸权解决“文明冲突”问题，都将陷入噩梦。尽管汤因比曾认为，波西尼亚社会和游牧民族社会已经处于“最后垂死挣扎”阶段，在其余的八个文明当中，至少有六个“已经表现出衰老的死亡的现象”，在最后两个文明中，爱斯基摩文明“在幼年时就停止了生长”，最后只剩一个“西方文明”。但在他晚年改变了这种“西方中心论”。人类社会发展绝不会是“泛西方化”，绝不会只有西方文明是“上帝唯一的宠儿”。至少，“释迦牟尼的宠儿”、“穆罕默德的宠儿”、“天主的宠儿”等，并没有表现出“衰老和死亡”的状况。相反，“炎黄的宠儿”正显示出更具活力的文明状态。东方文明崛起的势头比西方文明更加强劲，更具有长效性。马克思也曾设想过东方文明在英国人武力入侵下，会像“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历史的这一页早已翻过。大清王朝解体了，中国文明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21世纪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文明的较量与军事较量不同，核武器也不能解决文明问题。东方近代面临的武力入侵是次要的，主要是西方的文明入侵。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国军事征服的现象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但文明冲突却正在进行。
经济增长与风险积累都在加速
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文明进入“急剧加速期”。重要标志是量子力学创立，电子计算机的产生及其微型化，由此引发一系列大变革。使西方近代文明出现突变状态，科学与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与贸易加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兴起、信息产业的膨胀，直至20世纪末期“知识经济”出现，仅仅半个世纪，经济总量超过五千年总合。东方也加入了这一全球大合唱：信息量以几何级数增加、世界贸易量成倍增长、国际资本运营加速、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全世界都在快节奏中奔忙。20世纪，人们还习惯说“千百年来”，当今说“十年来”都十分困难，频率最高的词汇是“第一时间”。电视、互联网成为信息主渠道，“9・11恐怖袭击”、各国大选、伊拉克战争、欧共体通过“欧洲宪法”、阿拉法特病逝、处决萨达姆、法网公开赛战况、NBA总决赛、世界杯热火朝天、北京2008年奥运会……都是在“第一时间”将声画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人类进入信息文明时代。联合国、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教科文组织、动物保护协会、疾病控制中心等全球综合实体空前活跃，出现了全球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总量积累与时间积累的对比。这种对比是很难用文字说明的。近两个世纪以来，并不是只有西方文明在前进，东方文明也一直在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在激发经济增长的同时，东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也空前加剧。邓小平始终把“和平与发展”视为“问题”，是他思想深邃之处。东西方的文明发展也加剧着文明冲突：能源控制与反控制、资本输出与反输出、主权侵犯与反侵犯，恐怖活动与霸权主义的血拼……和平的良好愿望，发展的迫切心情，资本的猛烈扩张，霸权的单边行为等，都在“全球化”名义下演绎着当代世界活剧。
（摘自《综合：第三现代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定价：48.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