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总主笔徐铸成一时成为不少报馆“觊觎”的对象。就在《文汇报》被扼杀的次日，《正言报》负责人吴绍澍即登门拜访，诚邀他去主持《正言报》笔政。徐铸成回答说：“我好比新丧的孀妇，
与其他两家同时被封的报纸一样，《文汇报》也尝试过疏通当局，谋求复刊。肩负这一任务到南京活动的即为徐铸成。徐本来不愿前往，认为这是绑架后迫令屈服，没有条件，政府决不会同意复刊。严宝礼劝他说，明知徒劳也该去一趟，因为当局已有人放出口风：《文汇报》如果不去人，就说明与政府对抗到底，政府的下一步举措就不得而知。无奈，徐铸成只好赴京，为《文汇报》的复刊说项。
果不其然，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复刊条件：一、由政府资助宦乡出洋，政府派一人参加《文汇报》任副编辑主任；二、政府加股若干亿，派一人任会计主任。徐铸成当面予以拒绝，他向邓友德说：复刊应是无条件的，有条件决不复刊；《文汇报》言责由自己承担，所登文章，均经自己亲自审过，有什么责任都由自己一人负责。而陈铭德为复刊上海《新民报》，接受了国民党中宣部“钦派”总编辑的屈辱条件。
徐铸成只在南京逗留了一天，临行前邓友德劝他去见陈布雷一面，并乘车陪他前往陈公馆。陈布雷一见徐铸成便说：“铸成兄，你已决定不谈复刊的事了?”徐回答：“你是报界前辈，设身处地，也不会作接受任何条件的复刊。”陈问：“老兄今年几岁了?”徐回答：“虚度41岁。”陈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古训开导徐：“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20年天下还能维持。20年后，老兄的须眉也斑白了，就这样等下去么?”徐铸成不便当面道破蒋政权第一幕僚所谓的国民党“20年天下”的梦呓，只好以退为进地说：“但愿天下太平，我愿做一个太平之民，闭门读书。”
《文汇报》复刊无望，总编辑马季良、采访部主任孟秋江和柯灵、刘火子、唐海等骨干先后去了香港，也有一些员工化装前往华北解放区。总经理严宝礼依然每天到位于圆明园路的报社原址办公，经营广告公司业务。严宝礼、徐铸成和副总主笔宦乡三人，不时在圆明园路见面，交换意见。一天，国民党已故元老叶楚伧之子叶元忽来访问，说自己领有《国民午报》执照，但是一直没有出版，现在愿与《文汇报》合作，由《文汇报》旧人负责编辑出版《国民午报》。三人均同意这种变相复刊《文汇报》的办法。当大家正在筹备之际，某小报突然登出一新闻，说上海即将出现新的民主报纸，其编辑部实际负责人为有名的民主报人徐铸成氏云云。这则新闻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当局的注意。就在《国民午报》预定创刊的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市政府通知：“《国民午报》不准出版。”这样，《文汇报》借《国民午报》变相复刊的计划也胎死腹中。
干了20年新闻工作，夜以继日地采访、写稿、编报的徐铸成，一下子成了“赋闲”之人，只好靠度曲唱词来消磨时光，排解胸中块垒。不过，像徐铸成这样已经习惯于舞文弄墨的人，不可能完全“封笔”。他也偶尔应吴绍澍之请，为《正言报》撰写一些小文。实际上，吴一直没有放弃“挖”徐铸成的努力。1948年2月，他坚邀徐一块儿到台湾做私人旅行。在游台的最后一天晚上，吴旧事重提，恳请徐回沪后加盟《正言报》。徐铸成说：“现在，此室只有你我两人。我想问句心里话：据你估计，国民党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吴想了想答道：“我看，总还有五年吧。”徐说：“我不这么乐观，至多两三年必垮台。即使是五年，现在也如一桌残席，你何必拉一个不相干的朋友去凑热闹，抹桌子呢?”接着徐又反问：“即使还有五年，那也一晃而过。五年后你将何以自处?想过这问题没有?”吴喟然长叹：“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额角头上刻着国民党三个字，又被人称为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人家会要我么?”这回轮到徐铸成安慰吴绍澍了。徐对吴说，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这几年也交了不少进步朋友，中共已明白宣告，不咎既往，只要赞成革命，谁都是欢迎的，有机会愿意为他牵线搭桥。
徐铸成自台返沪后不几天，陈训念突然来访，说自己刚从南京回来，布雷先生委托致意，想请徐参加《申报》，潘公展愿意让出总主笔兼职，请徐继任，如果同意，中央对《申报》的言论尺度可以放宽。徐铸成断然拒绝：“我是唱惯了麟戏的人，要我改唱正宗谭派，是改不了了。”
1948年3月初，马季良从香港护送华岗赴苏北、山东解放区，路过上海，告诉徐铸成：在港国民党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筹备出版一份机关报，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力邀徐赴港主持，潘汉年也认为徐去最合适。
李济深之所以力邀徐铸成去主持这份报纸，除了两人私交颇深外，主要是推重徐的办报才能。1942年春，徐铸成在港九沦陷后到了桂林，主持《大公报》桂林版笔政，其时李济深正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为南方残破山河的最高军事领袖，两人就多有往还。1946年秋，李济深从南京到了上海。他专门抽空约见了徐铸成，对徐说：“在抗战临近结束前，我们党内(当然指的是国民党)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如冯焕章(玉祥)、龙志舟(云)等不断秘密接触，都觉得这样的独裁黑暗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大家商量了些对抗计划。胜利后，我们就决定先筹办一张报纸，宣扬民主，反对独裁、内战。正在积极筹备中，看到了你们的《文汇报》，很满意，大家觉得我们想说的话，你们都说了，而且很透彻。我们也找不到像你这样办报多年的报人，自己办起来，未必能这样出色。因此，决定把这个主意打消了。”
徐铸成以自己不是国民党员、平生也从未办过机关报为由，婉言谢绝了李济深的邀请。他对马季良说，去香港不办报则已，要办就办《文汇报》，别的不予考虑。
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现在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
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
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
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和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
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 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徐对香港《大公报》一反该报之中立传统，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深为骇异，只是当着胡政之和一帮朋友的面不便言说。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
在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
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
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
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
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
(摘自《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