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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的肆意人生

2009-03-01 15:08:00 来源:书摘 王春元 我有话说

这个曾经的右派,73岁的宁夏第一名人坐拥亿万家产,在贺兰山脚下的那块方圆900亩的领地上,不仅仅盖起了属于自己名下的西部影视城,更有黄土坡下雕梁画栋的四合院, 四季如春的

暖房,昏暗的窑洞里停放着崭新明亮的宝马745,身边有年轻的娇妻,身后有七十多条凶狠的藏獒,他是思想和物质都达到了一种肆意的状态。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l936年他出生于南京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个买办资本家。出生不久就是抗战,他在重庆生活了九年。l945年以后,父亲到了上海,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把他父亲清除了,撵到了北京。父亲在共和国成立前后被抓起来,投进监狱,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北京要打造一个红色的首都,就把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人都迁离北京。张贤亮同一千多人遭到流放,来到黄河边上的宁夏。l956年,应该是中国解放以后政治上最好的年份,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气氛相对地宽松和谐。这一切燃起了青年时期的张贤亮对新时代的期望,当时他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大风歌”,歌颂这个时代,赞美这个时代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这首诗蕴含的想法和期待与50年后是一样的。而就是他的超前意识,把他打入了人间地狱。

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开始了。这发表在西北唯一的文学刊物《延河》上的小诗,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被《人民日报》批评那就基本上定性了,百分之百地把他划为右派,判三年劳教,在贺兰山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叫西湖农场。因为西北相对偏远,大家对政治的解读能力不是很强,当地人对他也还行,这让他在心智上没有受到多大迫害。三年劳教之后,给他定性为群专人员,被分到离这个劳改农场大概有40华里的南梁农场去监管劳动。那是在1961年前后,赶上了大饥荒,人们饿得根本走不动道,大量地死人。睡在屋里一个炕上的两个人,早上一睁眼,起来一摸,另外一个身体都凉了。张贤亮说,有一天他坐在农场的土坯墙根底下晒太阳看书,突然脑袋一歪就饿晕过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与别的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下半夜他醒过来了,一看满屋子都是死人,就爬到门口;西北的门开门时需要抬一下,才能从屋里出来,他拼命爬到门底下,把那个门抬起推倒了,才被发现,被人从死人堆里给救出来了。

从1958年开始到l978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张贤亮始终没有摆脱被关押的命运。他自己有一个比喻,“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来,都要抓一个人,没死没活地折腾你,不像拿刀子割肉,而是像拿锯子锯肉那样难受”,那是精神上的难受。一直熬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时全国已经开始普遍地给右派平反、摘帽子,可张贤亮不但没得到平反,还升级为反革命分子了。那时文化相对宽松了,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写,四处投稿,他的一篇小说投了三次,登出来以后有反响(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谢晋拍成了电影的《老人与狗》),引起了当时宁夏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斌的重视。1979年9月,他彻底平反了,回原来的学校去教书。

从此以后,他的小说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写了知识分子的没落,写了劳改生活,写了大饥荒时候人们的饥饿,写知识分子心里的损伤,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中开了先河。很多的读者,包括全社会,都是通过他们这一批作家的作品了解到,我们以前走的道路是错误的。那个时代给他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的影视城里专门有一个“文革”村,村里有面墙,上面写着毛主席的语录,他摘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辅以番薯。”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之后的20年里,张贤亮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的面貌,将文学还原于文学,它不再是一种政治工具。尤其是到了后期,文学讲人性,导致了整个社会看到了人性的丰富性,在政治经济领域也逐渐提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样的跨越和思想解放都是以他们的文学启蒙工作为基础的。

张贤亮的西部影视城

张贤亮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他在这30年里的第一件幸运。让我惊异的是,这个人的生命里,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完成短暂的人生不可能打造的、不可能企及的另一个高度和辉煌?

1993年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要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办三产。当时张贤亮是宁夏文联的主席,文联要办企业没有资源怎么办?这时张贤亮想起一件事,几年前有个导演张军钊拍电影《一个和八个》,要找一个特荒凉的场景,最后找到宁夏,问到了文联。张贤亮跟他说,贺兰山下有一个地方,估计能够满足要求。后来张军钊他们一去就选定了,和他要的感觉一模一样。《一个和八个》的总摄影师就是张艺谋。张贤亮由此想到,那地方是不是可以办一个影视基地?

他想起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1962年大饥荒以后,他刚结束劳改,被安排在南梁农场。当时的书记一看,这么一个男人,戴个眼镜,骨瘦如柴,没有劳动能力,无法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去看菜窖。西北冬天没有蔬菜,都是在地下挖一个坑,储存上冬天吃的蔬菜,比如说白菜、萝卜、土豆。但那个农场是公有制的,老被人偷,得有个人看着,张贤亮就去了。那时候没得吃,别人偷,他也得偷,他监守自盗,倒是遂了心愿。他弄个脸盆,既是饭盆也是脸盆也是洗脚盆,每天在那儿熬菜吃,时间一长白菜也吃得恶心了,因为没盐。他就想办法弄盐,他问场长什么地方有盐,场长说你出了场部一直往南走,会发现有个地方有集子,那里可以换盐。他那天早上没吃早饭就在贺兰山下走了一上午,突然看到远远的,在荒漠和鹅卵石的砂砾之中,突兀地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土城堡。那个土城堡和周围的土地都呈现出了黄色,阳光一照,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和辉煌。张贤亮说当时他觉得这个土城堡就跟他的命运一样,衰而不败,破而不坏。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才能够发现那块贫瘠土地上的古堡的美学价值。他进城堡一看,这哪是什么集子!就是十几户当地的放羊农户,在里面摆几个堆,摆点破芹菜萝卜什么的,但也换盐巴,特粗的那种,里面有亚硝酸,是有毒的。他不管那么多,弄了点特别便宜的就回去了。

就是这样一次赶集的经历,让那两个土堡景观在他心里不能磨灭,研究之后他发现,这个土堡是明代戍边城堡,当时在贺兰山下建了两百多座,乾隆年间,由于地震倒塌过,后来复修了,和我们看到的土长城的城堡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张军钊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张艺谋拍《红高粱》也选择了那个地方。张贤亮就有更大的自信心了,但文联没有钱办,向银行借钱必须得有抵押,文联也没有抵押。文联里最有钱的就是张贤亮了,当时他的作品发行到了27个国家,有大量的外汇,他就拿着全部外汇到银行做抵押,抵押了78万。有了钱,他把那块地方以文联的名义包下来,但资产投入是张贤亮个人的。

自此以后,他一边创作一边营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点――西部影视城。西部影视城的建造完全是按照一个文人对商品的理解、对市场的理解去做的。他办影视城期间,前后有多部电影像《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大话西游》、《牧马人》、《黄河谣》等在那儿拍。

张贤亮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别致的理解。他说,《红高粱》里喝的那碗酒,唱的那首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后来那个酒坊又变成了《新龙门客栈》里的赌坊,如何把这个酒坊恢复到古代一个真正的造酒的作坊,游客可以真正体验古代的造酒和现代造酒的不一样。他恢复了古代酒坊原始的样子,酒糟、发酵料等等,真的可以酿酒,酒坊酿的酒可以卖,有一种酒就叫做红高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古代的,现在的人对于远古的、返璞归真的东西有一种追根溯源的情结,造酒也是如此。他还复原了以前纺织土布的工序,古代的烧砖工序,一点一点地复原它们,让它们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某种念想。

张贤亮让影视城承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奖,把影视城推到了顶峰。l999年的颁奖仪式,他把中国电影重要的人物全部邀请来,在这个电影节上,他写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的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虽然张贤亮血液里是江浙一带的文人、商人,尽管他说话还能听出有江南的尾音,但语言上的气魄、表述方式、对人的压迫感,包括他性格上一些刚烈的东西,是西北的风沙侵蚀而成的。建西北影视城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当时他把那个地方包了,住户得一户户清。有几户人坚持不走,当地的村长跟他对着干,带着一帮人天天来闹事。西北人爱动粗,张贤亮也带着一帮人,手拿大哥大,非常气愤凶狠地对他们说,你们马上给我离开,我打一个电话就来一个连,你信不信?他跟带头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头,别跟我闹,要跟我闹,让他们家准备好了棺材,来多少人,准备多少口棺材。”这种泼皮无赖性的语言方式,绝对不是文化人应该有的东西。但他是完全在那块土地上混出来的,有能力用草根的办法解决草根问题。后来真的管用了,没有人跟他闹事。他现在可以说,我养活了周围多少多少人,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但开始不被理解,人家祖祖辈辈住在那儿,你给圈了,肯定跟你急。

2008年,宁夏搞了一个建国50周年的成就展览,把张贤亮的大照片搁在特别显眼的位置,和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照片搁在一块儿。这引起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校一个资深教授的不满。这个人在省里也是一个官,他就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都是上纲上线的话,说张贤亮居然把自己跟中央领导放在一块儿,并历数他的种种罪过,说如此一个思想政治倾向鲜明的右派反动作家,难道能代表宁夏建国5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展么?面对这种攻击,张贤亮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文章,写得非常棒,题目叫“请用现代汉语及现代方式批判我”,驳斥那人的僵化可笑。他说:“我的悲哀不知怎么竟化为一种期盼,期盼着有完全用‘现代汉语’来对我宣判和批判的文章出现,让我能在同一个拳击台上找到对手。”

我跟张贤亮一见面说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小说,也不是影视城,而是改革开放到底是始于什么时候,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什么,这也是他最感兴趣的。他说你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新时期的作家,但我要说,我不仅仅是作家,我还是新时期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群体中的一员。他把自己放在了思想层面,对于整个历史和文化发出自己的解读。这也就是我说的他的肆意层面。现在很多人都把改革开放的起点放在小岗十八户农民的血手印上,他说不对,中国真正的改革开放应该是始于1978年思想解放。张贤亮说,那一场身份识别系统和身份识别制度的改革,就其规模、数量、影响之广,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

(摘自《转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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