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自学不倦，他虽无大学文凭，却成为当代大儒、史学导师。在96年的生命中，一向坚持传统的钱穆，始终给人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更让他在老年成为反对者批判的目标，以至于在台湾狂飙的年代，遭受政治人物的无情践踏。钱穆在晚年多次强调，国民必须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不是合格的国民。这或许正是重
视传统的史家所提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宣言。
一代鸿儒
钱穆自幼天资聪颖，父亲钱承沛即称赞他“前世曾读书来”。 1908年进常州府中学堂。诗人刘半农是钱穆的中学同学，瞿秋白则晚两人一届入学。
钱穆自小口才极佳，7岁就在鸦片馆为客说《三国演义》，曾为同学讲《水浒传》。16岁时，受到谭嗣同“仁学”的影响，愤而剪去长辫。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解散，无法完成中学学业。18岁，钱穆出任无锡市郊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校教师，开始发表文章。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著作《论语文解》。
1930年秋，顾颉刚荐钱穆至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时年36岁。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误言，评今、古文经学之争，震惊北京学术界。隔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开设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课，讲授史学，终于成一家之言。
１９６７年，钱穆携妻从美国到台准备长期定居。
1949年，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南避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 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团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4个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塌陷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胡美琦曾说，两人之间并非浪漫的爱情，她因景仰钱穆的人格学养，愿意委身下嫁，照料不时为胃疾困扰的钱穆。
1956年1月30日，钱穆与胡美琦举行婚礼，老夫少妻相差35岁，且是师生恋，外界议论纷纷。这对新人因而格外低调，仅邀新亚书院同事眷属十余人参加婚礼。
新婚这一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这为钱穆办校带来新变化。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须考量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离港赴台
离开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钱穆以著书读书为主，以执教为副业，盼尽速完成朱熹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有所贡献。中国文化应以人与人文主义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的理念，成为钱穆的治学大纲。
此外，钱穆关于重建国家必先复兴文化，让民众认识历史的主张，也成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在台官员的基本信条。因此钱穆虽然人在香江，但在台湾亦有名重士林的地位。
1966年蒋介石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将台湾建设成国际汉学的中心，蒋介石力邀散居海外的大师级人物赴台，钱穆称许此举是“自辛亥以来最大的一件事”，自己也成为蒋介石极力敦请的对象。除钱穆之外，在美国的林语堂、侨居巴西的张大千，也是重要人物。
1967年10月，73 岁的钱穆携夫人胡美琦迁居台北，终老于此。
在台期间，钱穆与蒋介石的关系融洽与否，至今仍众说纷纭。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之际，钱穆是主张蒋介石应下野的人士之一。日后，蒋介石却对钱穆礼遇有加，甚至公开说，或许钱穆等人当时所言，“对国事是有利的”。为表达对钱穆的敬重，蒋介石在面见钱穆时，特别将中山装改为一袭长袍。钱穆对朱熹与王阳明学说的专精，与崇尚王阳明的蒋介石更是一拍即合。
移居台湾之初，钱穆先住进台北市区的“自由之家”，继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后来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国民党当局拨出位于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旁的土地，并拨公款建屋，供钱穆夫妇居住。这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便是大名鼎鼎的“素书楼”。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钱穆为研究员，不仅让他免于为生活发愁，亦得以遍览《四库全书》等重要典籍，安心创作。
较钱穆早年赴台的林语堂，住在阳明山上中国文化大学附近，与钱穆住得近，原本并无深交、作风一中一西的两人从此往来频繁，成为莫逆。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甚至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1968年，时年74岁的钱穆与郭廷以等人，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台湾当局对各领域研究者提供的最高学术荣耀。
其实以钱穆的分量，早在1948年，胡适主持首任中研院人文组院士选拔时，就该被提及。但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的治学途径与西化理念截然不同，他的史观与治学方法更不能被主张以西方科学治史的傅斯年接受。傅斯年曾嘴硬地说，自己从不看钱穆的文章。不仅1948年的院士提名钱穆连边都没沾上；1945年北大复校时，随国民政府西迁大后方的教授群唯独钱穆未获续聘；之后钱穆长期停留香港办学，自然也不会被提名。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是钱穆仍无缘被提名。钱穆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1980年夏，钱穆再度赴港，与留在祖国大陆的儿子钱拙、钱行、钱逊和幼女钱辉(晦)欢聚一周。钱穆很是自责对子女没尽到责任；对于幼女因他的缘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1981年借着侄子钱伟长与长女、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到香港作学术演讲的机会，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安排下，年过80的钱穆再度赴港探亲。见到数十年未见的长侄、长女，钱穆相当激动，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学宿舍共度天伦两周。对于几名子女经历的艰苦，他勉励钱易，“吃些苦没什么”，“只希望能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钱穆格外记挂钱伟长。据钱穆回忆，这位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侄子，是他母亲在子孙辈中特别细心教养的，钱伟长的父亲更是他毕生敬仰的长兄。当年在苏州教授国文时，家中人丁凋零，长兄又辞世，钱穆特地把读高中的钱伟长带在身边念书。
钱伟长的名字还是钱穆取的，袭自晋代建安七子徐 的字“伟长”，希望他见贤思齐。钱穆年轻时与钱伟长同在灯下读书，钱穆母亲一旁缝纫伴读，更是钱穆老年相当记怀的一个画面。叔侄两人情谊深厚，却数十年无法相见，又听闻钱伟长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让钱穆相当挂念，此番探亲终于了了个大心愿。
晚年凄凉
钱穆晚年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国旅行，因此殷切期盼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钱易能去台探望。但台湾方面对何时开放大陆亲属赴台探亲奔丧迟迟没有下文。1987年底先有梁实秋之丧，长女梁文茜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钱穆看在眼里。他清楚自己的健康日益恶化，却更怕流言伤人，夫妻俩既伤心又无奈。
所幸梁实秋之丧和钱穆之愿获得广大民众同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台湾当局火速于1988年11月公布探亲奔丧办法，以解民怨。办法公布时，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的钱易，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40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能和女儿在外双溪共聚天伦，让钱穆激动而欣慰。只是当年迈的钱穆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的变迁，不由得黯然地说：“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曾说希望女儿赴台是趟单纯安静的旅程，民进党却在钱家一尝难得的天伦之乐时，揭发钱易赴台申请时掩饰了其具有共产党员等官方身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处理；还以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为由，检举她参加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陈水扁更具状控告钱易曾是共青团员，引发轩然大波。
虽然钱穆父女都说以平常心看待这些不实在的说法，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素书楼风波连连，还有人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连串风波让钱家不得安宁。虽然台湾“高检署”在1988年底即对各相关控告处以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黯然离开台湾，希望争议到此为止。垂垂老矣的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钱易的妥协并未如愿替父亲带来平静，民进党又盯上钱穆的素书楼。这栋建筑原是蒋介石礼贤下士、协调用地供钱穆长期居住的住所，未想时空变迁，产权已由阳明山管理局转移到台北市政府。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质疑，钱穆住所是台北市政府财产，却无租赁契约，又没有优遇条例可供适用，形同被占用。
民进党人士纷纷要求95岁高龄的钱穆限期搬家。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也在立法院提出质询，要求市府尽速收回公产。他并以“侵占市产”为名，点名批判钱穆，给国民党政府与钱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与羞辱。对于收回素书楼之后的处理，民进党可笑又可悲的主张之一是，改设“钱穆纪念馆”。
当初素书楼兴建蓝图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所绘，建筑费也非台北市政府负担，风波之初，双方一度订约住到1992年为止，未料仍遭到如此对待。将近一年的时间，钱家因房产问题不得宁静。因坚信“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的钱穆，终于在不愿被民进党羞辱的愤慨中，于1989年8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愿迁出素书楼远离是非，毅然离开这块伤心地。
1990年5月，这位已全盲的国学大师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素书楼，改在台北杭州南路辟屋居住，并将素书楼内不少藏书捐赠给各学术单位。钱穆离去时幽幽地说了一句：“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
眼疾缠身的钱穆，搬家时已不太能出门，也不太肯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去台一聚。但天不从人愿，在度过96岁的寿诞后，也就是迁出素书楼才三个多月，1990年8月30日，一代国学大师钱穆逝世于杭州南路新寓所。虽然钱穆生前多次拒绝返回故乡探亲与讲学，夫人胡美琦却宣布，将完成钱穆的遗愿，让大师骨灰回到江苏无锡老家安葬。
政治终究是一时的，历史始终公平而迅速地反击在时人身上。钱穆在台湾仍具有高度的声望与影响力。在钱穆被迫迁出素书楼过程中不遗余力进行打击的陈水扁，在1994年当选台北市长后，即为当年的无情进逼向胡美琦道歉，但胡美琦漠然地说：“迟来的道歉已没有意义。”
马英九主政台北市政府后，为钱穆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正式致歉，并为钱穆平反。他强调，素书楼虽是市府财产，但登记为宾馆，是以招待国家重要贵宾的名义，邀请颠沛流离的钱穆夫妇长期居住，因此毫无占用房舍的问题，更是台北市的莫大光荣。胡美琦与马英九共同为钱穆纪念馆主持开馆，并栽种一棵“希望之松”，希望奠下后世史学的根基。2004年，台北市政府更进一步计划将钱穆、胡适、傅斯年等入祀孔庙。
（摘自《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7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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