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统地讲“看书就是看字”，固属不当；因为还有画册、影集，乃至“无字之书”。但也未准一定错到哪儿去。那么就先从书上的字说起。
字有字体，字号，排印疏密，墨色浓淡等等不同。这些与书的内容或无甚关系，但是看时感觉就不一样。周作人对《希腊拟曲》印成“细字长行”不满，讲的即是此种感觉。“文革”
字号大小，或与读者对象及印制成本有关；选择何种字体，则多半是主其事者的审美趣味乃至习惯使然。在这方面，个人口味则喜欢书的正文从头到尾都采用同种字体，最好是宋体字。对于将其中所引他人文字单独分段，上下空行，改排另种字体的做法，一向反对。我看20世纪50年代所出诸书，除了所引系分行排列的诗歌之外，引文尚且很少变体。“文革”中报纸书籍中凡遇马、恩、列、斯、毛话语，一律改排黑体，则是明示尊卑有别，与目下通行的引文变体做法，意义毕竟不同。
《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前有“全编凡例”，第十二条云：“周氏文章中引文极多，为使读时醒目，已将较为长段的引文用另种字体排印，与此有关的分段、标点因此略有变通，特此说明。”说实话我之不能认同字体改变，恰恰因为这“读时醒目”。曾经写文章说，该办法决不适用于知堂文章，尤其是“文抄公”之作，因为那里大量引文与其间所缀己语完全融为一体，倘予以割裂，文章气脉就断绝了。非但周著如此，别人作品也是同样；我不明白“读时醒目”，到底有甚用处。
另外一点个人口味，是喜欢书的正文中数字都用汉字表示。报刊上曾就是否该用阿拉伯数码反复讨论，论家立场多半与我相近；无奈据说曾有明文规定，是以难予纠正云。别人表示反对，往往考虑到两种数字表达方式实有歧义，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好比“弟子三千”，乃是约数；若写作“弟子3000”，则必得挨着人头确切数出来也。
诗词中数字改用阿拉伯数码，就更不对劲了。譬如《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引用周诗《读书》一首，印作“读书50年，如饮掺水酒……”对此谷林翁有云：“忽然想起抗战期间在重庆流行过一首咏长途汽车的打油诗：‘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抛锚六七次，八九十人推!’愁来无方，杞人忧天，竟不知对此该如何发付。”(《书边杂写・数码字》)
说来我还另有反对理由，也是因为“读时醒目”――当年钱玄同提倡改用阿拉伯数码，就曾提到“且醒眉目”（《论应用文之亟宜改革》)。我素敬佩此公，惟独这里不然。倘是一本账簿，此举固属必要；普通文章，何须这样。在我看来，正有如引文变体，该处显得特别突出，阅读时就不是打成一片的感觉了。
这些年来，凡我自己写的和编的书，都要求出版社能就以上两点网开一面。承蒙编辑宽容，倒是无一例外答应了。借此机会，表示感谢。――如前所述，这只是“个人口味”，也可以说是毛病罢，总之喜欢简单朴素，不喜欢繁复花哨，何况还是多此一举呢。天下读书之人多矣，或者自有同道，亦未可知。
谷林翁说：“自从书刊推行简体字横排之后，数码用阿拉伯字日渐推广。”至少竖排采用阿拉伯数码，读着不很方便。――这里可以顺便讲到繁体简体、竖排横排的问题。从前钱玄同倡导“左行横式”，理由之一是：“眼睛是左右横列的，自然是看横比看直来得不费力。”(《(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所说不无道理。但是也不尽然，有位朋友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时，不顾颠簸，读书不辍。后来我对她说，当时若手持一册竖排的书效果更加，因为忽上忽下，正与字行一致，不致看串了。这当然是开玩笑；言归正传，无论繁体简体、竖排横排，我都可以接受，只是觉得不该偏废一端。采用何种方式，当视具体情况而定。现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处重印古籍，往往仍旧繁体竖排，可谓中规中矩。古人诗文简体横排，除了读着不很舒服之外，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难以解决。姑举拙著《樗下读庄》为例，乃是《庄子》一段正文之后，我写一段解说。倘若竖排，则正文解说可用同种字体，正文顶头，解说退下两格，是否小一号字都无所谓。横排则要麻烦得多，而且怎么安排都未必合适。
当下以横排简体字来印行古籍者亦不在少数。我曾问一位编辑朋友，如此做法，目的何在。朋友回答，现在没多少人能读竖排繁体字了，不这样书就卖不出去。我又问，那么这种印法，是否真的就有更多的人要读；会不会既未开发出新的读者，又失去了那些习惯读竖排繁体字的读者呢。我看坊间此类“新印古籍”，未必比老派印法多卖多少。这位朋友所说，与前引“凡例”提到的“为使读时醒目”，共同之处在于好像颇替读者着想。然而这种“读者”，到底是自家臆想出来，还是真的存在呢？时至今日，古籍书碍难畅销，出版者亦不必多存奢望，只须把书印得规矩、地道，自有那为数虽不很多，但也未准很少的一批读者要买要读。假如他们看着别扭，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恐怕就根本无人理会了。
（摘自《阅读的姿态：精妙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4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