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医学推向思想的火山口
王一方
古往今来，没有哪一门应用科学像医学科学这样“顶天”“立地”。说它顶天，是因为它不仅是生命科学的宝塔之尖，而且还占据
在当代中国，现代医学的引入与本土化进程才一百多年，舶来的洋技术更显出若干神秘与骄横，使得反省医学更富有挑战性。周国平以自己痛失幼女的体验撰写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不仅表白了反省的坚定立场，而且充溢着人性的光辉与哲思的睿智，文字的优美畅达更增添了可读性。它被美国医学人文学专家奉为当代中国人文医学的启蒙之作。
凡是认真读过《妞妞》这本书的读者，无论他的职业是医生还是医学圈外人士，他们都会追究一个共同的话题――
谁杀死了妞妞?
我们需要一场病人权利运动
邱仁宗 医学这门学科很特别，始终具有二重性。它是运用医学知识、技术来解决人的问题，因此，它包括技术要素和人道要素两个方面。由于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引入医学，现代医学中的技术因素大大地膨胀起来，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由于人道要素在新的社会转型中没能得到相应的改善，于是出现了失衡的状态，原本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金钱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出现了过分商业化、过分技术化的倾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沦丧”与“技术崇拜”。妞妞的死，从社会思潮的原因来分析，就是这两条。初诊女医生毫无道理地推卸治疗的责任，医学博士滥用治疗权（给孕妇多次照射X光）。因此，面对这些失误，我们就应该一只眼盯着医学科学的发明、发现与技术进步，另一只眼关注医学活动中的正义、公正、义务、美德、仁慈、责任、同情、忠诚、自主、允许等，来重建科学的医学与人文的医学之间的平衡。应该说，目前的科学发展与伦理失范、技术进步与道德沦丧带有一定的时代性，只是中国的问题可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形更复杂。一方面科学发展不充分，伪科学盛行，一方面科学崇拜，认为科学是万能的钥匙；一方面技术相对落后，一方面技术至上，适宜技术被忽视，高技术被滥用；并由此造成一方面卫生资源相对短缺，一方面又大量地浪费。医护人员的道德状态也是一锅“夹生饭”，由于道德理想太高，道德基线太低，因此，无私高尚的道德圣徒与贪婪卑劣的缺德小人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些复杂局面不得不从制度上、结构上反省。
医学所从事的社会医疗、保健服务关系社会民生问题，它是一项基本民权，是写入联合国人权公约和许多国家法律的个人权利。在西方，政党的竞选纲领中都不可缺少卫生福利政策，而重大的医疗事故还将导致政府阁员下台(如法国的血清污染案)。这绝非小题大做。人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个时段扮演病人的角色，由于他们分散、软弱、缺乏专门知识，处在被支配的地位，他们是一群社会弱者，而文明社会的职责与义务之一就是同情、保护弱者。对于这样一个特殊人群如果政府不给他们相当的呵护，他们就会被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与“马太效应”推入绝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医疗公正(包括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是国家公正的重要侧面，也是世俗秩序的整合力量之一。因此，医疗腐败、道德沦丧也将启动社会腐败的“多米诺骨牌”。
对于医学界来说，窗外的物质诱惑、商品经济的利益驱动足以战胜一打道德家的说教，冲垮靠书斋里青灯夜读所垒起的道德防线。医生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有责任、有义务恪守公正、善良的道德规范，但这并不是他们对病人这一道德实践客体的恩赐。相反，在医疗消费过程中，病人不仅是选民、纳税人，还是消费者，他们有权要求政府和医院、医药产业集团从制度上、法律上、道义上维护病人这个群体的各项权利。
近年来，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都有大量的患者投诉医疗机构，并激起全社会的关注。但基本上仍然是个别案例，或已经认定的医疗事故，对于大量的医患日常冲突缺乏法理与价值评判与辩论，使得病人权利保护停留在自发、分散、软弱的水准上。究其原因，关键的因素是缺乏强力组织、机构与有影响的公众人物的参与与支持。消费者权益委员会的背后是权威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与它的分级机构，还有以中央电视台为核心的大众传媒集团；“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主办者是国家经贸委以及《经济日报》等十余家中央级报刊。同样，病人权利运动的兴起必须依托于保卫人民健康的国家机构――卫生部以及有影响的传媒机构。事实上，美国的病人权利运动主要不是由作为消费者的病人来发起的，而是由医学组织(美国医学会)、医院组织(美国医院协会)、宗教权益组织来推动的，一些政党和议员参与讨论，事实上这是医院产业集团适应消费社会转型，争取公众信任，力求在买方市场中打公正牌，取得竞争优势的手段。这种“反弹琵琶”的思路，既表现了气度，又增加了无形资产，扩大了潜在消费，可谓一举多得。
生命伦理学近年来在美国很盛行，它与病人权利运动结伴而行，为其充当着理性支撑，与医学哲学、医学史学等学科一道构成现代医学的人文底色。但医学的风景越来越漂亮，而文化的画布依然是那片“旧麻袋”。人文学科在医学教育和医学学术生活中的短缺，事实上制约着医学这门人学的健康发展，它是诸如科学崇拜、技术至上、道德沦丧、人性荒芜等迷失的深层原因。
陈可冀 20世纪的医学，基本上处在恩格斯说的“分析时代”，成绩显然比19世纪大，从细胞水平一直推进到分子水平，从基因层面解开了许多生、老、病、死之谜。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分子生物学势头正旺，基因水平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弄清楚，分析时代还得继续相当一段时间。对于20世纪医学的评价，我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不认为它正在异化，正在迷失。分析与综合、科学与人文、技术与道德发展的不平衡属于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的问题，下一步就会调整过来。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在20世纪，医学在技术上、科学建构上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相形之下，人文、道德建设的滞后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以预言，下一个百年中，人文医学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不仅只是思想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呼唤。医学科学与技术需要在更广阔的知识、理性、良知的土壤上修建自己的大厦。因此，医学走向多元化关怀也是不言自明的大趋势。
医学科学本质上是一门手脑并施的艺术，不仅有知识通道，还有理解的通道、智慧的通道，有操作过程的快乐。在这里，多元关怀还有改造我们学风的意义。不必一讲拓展学科视野，就在教学大纲中加科目，就组织一班人去编教科书，就要求学生背讲义。而是应该帮助医科学生、医生根据自己的认知个性、人格取向建立各自有序、有益、有慧根、有情趣的阅读生活与道德生活，通过非职业阅读、道德体验与反思来培养人文情愫、道德境界，使得他们的医学生涯充满着世俗的高尚、温宁的圣洁、平凡的智慧。这是我习医近50年来所孜孜追求的知识、情感、道德的合一境界。
其实，20世纪医学的人文主义资源并不缺乏，只是发生了错位。中国医学的人文传统“早退”了，西方医学的人文传统与人文建构又“迟到”了。大部分医学院校连医学史都开不出，大多数医科学生不熟悉自己学科的思想与观念的演化历史和精神以及价值遗产，更不了解西方医学中源于古典人文主义与宗教的普爱精神以及各个时期人文主义哲学、文学、艺术的涵养，只掌握了一些工具性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自然很容易害“科学万能”病。邱先生提到的病人权利运动即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第五代人学勃兴、生命伦理学的异军突起等社会文化思潮密不可分。不了解这些文化背景，自然无法建立对病人权利的真正尊重与理解。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知识拼盘的理想(当年洋务派的观念)，西方的科技加上中国的人文传统等于中国的近现代文化，于是请进了“赛先生”，把“呼先生”(人文学科)堵在了门外，殊不知“赛先生”与“呼先生”是亲兄弟。中国的人文传统的确源远流长，典籍如山，但经史子集的知识构架与厚古薄今的文化价值只能与传统中医相续接，把它嫁接到现代医学的肢体上就显得十分尴尬。因此，在现代医学教育史上，中国传统的人文流脉中断了。仅渺渺几所医学院校开设传统中国文化的选修课程，医学生的课余古典阅读也非常有限。即使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沟通也不容易，唐代孙思邈《大医精诚论》对于跨文化理解美国的病人权利运动不是没有帮助，但需要做现代性阐释。所以，医学走向多元关怀，有两项迫切的任务：一是译介西方的人文医学新作，二是加强对中国传统人文医学典籍的现代性阐释。通过这类工作来改造以实用知识、技能为中心的价值褊狭及以教条阅读、呆板理解为特点的教研体制，使中国医学在多元关怀的倡导与实践中焕发更多的智慧与活力。
（摘自《医学是科学吗――医学人文对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定价：36.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