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一生中共有十多位秘书，其中有两位洋秘书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史沫特莱和来自德国的王安娜。宋庆龄用至诚的心灵、共同的信念与她们建立了历久弥深的友谊。
宋庆龄与史沫特莱并肩战斗
1931年6月，宋庆龄为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英巡捕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一事寝食不安。那时，白色恐怖笼罩了上海，时代的发展召唤着宋庆龄立即投入到反对国内反动派的新的政治斗争中去。宋庆龄知道史沫特莱，就是在她极力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
1931年七八月间的一天，宋庆龄的助手胡兰畦把当天收到的信件送给了宋庆龄。其中一封英文信引起了她的好感，她捏着信向胡兰畦扬了扬，满意地说道：“这封英文信写得好，英文基础也很高，话虽没几句，但语言和用词都很美。”
宋庆龄
原来，这封信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沪记者史沫特莱写的，她是受共产国际之托，找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的，请求孙夫人在百忙中给她5分钟谈话时间，商量拯救的具体方法。
宋庆龄见信后，立即复信，答应在寓所接见她。
1931年8月24日，身材高大、性格爽朗、时年41岁的美国女子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走进了宋庆龄在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
那天，宋庆龄身穿一件黑色旗袍，梳着中国妇女传统发髻，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非凡。一见到史沫特莱，她就缓缓从座位上站起来，并向对方伸出右手。史沫特莱握住宋庆龄那只绵软的手，情不自禁地用英语说道：“敬爱的孙夫人，您不愧为东方最伟大的女性，能见到您，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史沫特莱1890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的一户贫苦家庭，早年当过烟厂工人和书报推销员。1916年到纽约，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1918年参加社会党。1919年起侨居德国。1927年到丹麦，并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1928年，她受聘为德国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特派记者，并于1929年初穿越苏联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地区采访。其间，史沫特莱根据调查撰写了一系列揭露日本在满洲的武力威胁与预报日本必将大肆侵略中国、占领东北的文章。然而报社编辑怀疑报道的真实性，一篇也没有发表。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才陆续见报。史沫特莱在哈尔滨的采访，引起了伪满当局的不满，曾寻借口把她驱逐出哈尔滨。
史沫特莱来到上海，时值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第二年。由于她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的具有明显抗日情绪的文章，还引来国民党当局的反感与跟踪。史沫特莱从小在逆境中长大，对上海当时这种险恶的环境十分了解，所以事事谨慎小心。但无论盛夏还是寒冬，她的穿戴都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她格外喜爱这红颜色。
这一次会面，使同样热爱人民、憎恶邪恶、主持正义的史沫特莱和宋庆龄，成为了莫逆之交与亲密战友。两位伟大的国际女杰的心从此紧紧地连在一起。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几岁，令她想不到的是，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她大为感动。在她的记忆里，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而这位中国前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平易近人。
1931年10月，史沫特莱应宋庆龄之邀，担任了她的英文秘书。她不仅文字功底了得，而且还肩负起保卫宋庆龄安危的重任。
1931年的那阵子，由于宋庆龄频繁营救革命志士，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把狠毒的目光瞄准了宋庆龄，并欲除之以绝后患。
初秋的一天，宋庆龄刚参加完一个聚会乘坐出租车回家，身边坐着秘书史沫特莱。行驶途中，突然路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厮打着站到了马路中央。司机连鸣喇叭并放慢车速，提醒对方避让。但这两个男人仍旧纠缠在一起，并一路向车前扑来。司机本想绕道，哪知这两人在马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汽车根本绕不过去，只好停下。
坐在后座的宋庆龄皱皱眉，用英语对身边的史沫特莱说：“看这两个小商贩，又在争抢生意了。”话音刚落，一边的史沫特莱按住了她，道：“夫人，你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小商贩呢。”说着，她便推开车门跳了下去。
岂料史沫特莱双脚刚落地，那两个男人便一齐扑了上去，一个假装往她身后躲，一个竟挥拳朝她脸部打过去。“NO！”早有准备的史沫特莱一声大吼，往边上一闪，躲过了迎面击来的拳头，同时双手叉腰，严严地堵在汽车门口，冲着那两个男人横眉竖眼。只见那两个男人围向车子，并冲着她喊道：“我们打架，关你这个洋婆子什么事？”
右起：黎沛华、史沫特莱、宋庆龄、鲁迅、林语堂。
此时，她已看清对方是何等人物，一声冷笑，挥动颀长的双臂，一边左遮右挡，引开两个男人的视线，阻挡他们进一步的举止，一边对车前的司机用汉语大喊道：“快开车！”司机见两人不顾阻挡地分左右向汽车扑去，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冲着车上坐着的孙夫人的！所以情急之下，急忙踩动油门，把车开了出去。
两个男子见计划落空，双双挥掌抡拳，向史沫特莱扑来。史沫特莱虽是女子，却长得身高体壮，她眼明手快，迅速防卫。这时，站在马路一边目睹整个过程的几个同伙，也围了上来，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叫着，要教训史沫特莱。还没等他们呈扇状包围上来动手，史沫特莱就从身上摸出一只哨子放在嘴里用劲地吹了起来。两个法国警察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地闻声跑来。
其实，史沫特莱是没有学过拳脚功夫的，不过，她会打枪，而且枪法不错。在史沫特莱身上，常年藏着一把从美国带来的防身用的“勃朗宁”小手枪。以她的个性，如果那天国民党特务的行动一旦真地威胁到宋庆龄的生命安全时，她绝对会亮出身上那把“勃朗宁”，以保护宋庆龄。她曾经说过：“一个人要是真下了决心，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是富贵人家出身！”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父子乘坐的汽车刚开出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大门，就被埋伏的国民党特务狙击杀害了。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史沫特莱仍坚定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影响，以做宋庆龄的秘书为荣，主动承担更危险的工作。从此，她更像个仗义行侠的勇士，暗中保护宋庆龄。
宋庆龄与王安娜40载的书信情缘
1998年接近年底的一天，刚退休的工程师王黎明，端坐在德国的家中，开始整理母亲王安娜生前遗留下来的几个装有文件的大纸箱子时，看见里面有这么多的宋庆龄的信件，他惊呆了。他数了一下，有近三百封，全都是宋庆龄生前写给他母亲的私人信件。
王安娜，原名马滕斯・安娜利泽，德国普鲁士人，曾在柏林攻读历史和语言学，获博士学位。1931年起积极参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运动。这时，24岁的她与中共党组织安排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王炳南相识相恋。上个世纪30年代，曾两度被纳粹逮捕和释放的安娜和王炳南结婚，1936年来到中国，并遵从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与其名字的谐音，易名王安娜。
王安娜来到中国后，曾到过陕北，在延安会见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1938年在香港参加“保盟”工作，受宋庆龄委派负责转运各种援华物资，还秘密到已成为“孤岛”的上海，为“保盟”上海分会援助新四军的工作提出建议。
这么多的信件是一位德国普通妇女与世人所尊敬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四十多年中难忘友谊的见证。王安娜生前非常珍视和爱护这些信件，不论在当时战乱的中国，还是回德国以后经历的不安定生活，都把它们珍藏得好好的。她是个注重友情、照顾大局的人，并不因自己和宋庆龄的特殊友谊以及手中拥有的材料而到处宣扬自己，她知道并且也特别尊重宋庆龄有保护隐私的习惯，从不发表和宣讲有关宋庆龄个人情况的新闻和报道。
王安娜在延安
王安娜是通过何香凝女士认识宋庆龄的。但她真正在宋庆龄手下工作，还是通过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先生的介绍。抗战初期的40年代，他们都居住在重庆，由于她的丈夫王炳南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主管外事，王安娜也协助做了不少对外宣传方面的工作，写了很多文章，向外国朋友介绍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政策和主张。王安娜精通德文、英文和法文，是年轻的德国哲学博士，文章和口才都很好，一开始就赢得了宋庆龄的信任。1942年，她担任了宋庆龄的外文秘书，成为她的挚友和得力助手。
宋庆龄和王安娜在1942年就开始通信了，从1942年3月16日的第三封信开始，一直到宋庆龄逝世，她都亲切地称呼王安娜为“亲爱的安娜”。
王安娜1955年离开中国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德国，但整个心却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她长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留在了她所敬仰的宋庆龄那里。此后，她不管搬到哪里，书房的小桌子上总摆放着宋庆龄的照片。在德期间，她持续不断与宋庆龄通信联系，直到宋庆龄去世为止。
“文革”期间，宋庆龄不便给王安娜写信，但又要向王安娜表示并没有忘记她，于是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每隔一段时间给她寄去一份《中国建设》杂志，然后亲笔写上收信人及发信人的地址，表示自己还有寄信的自由，我还想念着你。王安娜对这种表示方法非常感动并完全领会。1979年王安娜受邓颖超及康克清邀请重返中国，见到久别的宋庆龄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
宋庆龄于1981年5月去世，王安娜在德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悲痛，从此在宋庆龄的照片旁边放上一个小花瓶，并不断在瓶内更换着鲜花。
（读者月地摘自《宋庆龄和她的秘书们》， 群众出版社 2009年1月版，定价：36.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