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说南庄，这座珠三角的小镇。说说这小镇的灰尘，噪音，人，事。
南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压抑的。这珠三角的工业陶瓷重镇，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工厂都生产建筑用陶瓷。踏上南庄的土地，耳朵里塞满了巨大
这就是我将要生活的地方? 那是1998年，我因在家搞养殖时，将在外打工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还欠下一屁股债。我出门的目的很简单，找一份苦力活，挣钱还债，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找工作并不顺利。我去南庄，本是投奔在陶瓷厂当搬运工的大哥，希望他介绍我进厂当搬运工的，没想到陶瓷厂很快就要搬到三水去了，厂里不招工。我只好去佛山，大哥的姨姐在佛山卖水果，也许可以帮上忙。
我找到了大哥的姨姐美芝。美芝姐十六岁时为了逃避自己不喜欢的婚姻离家出走，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她的故事被当成了反面教材在乡村流传，成为她的人生“污点”，以至后来回到乡村找对象一直很艰难。美芝姐离家出走时，家乡还没有听说过打工这个词，她是我们那个乡，甚至那个小镇第一个出门打工的女孩。她逃到武汉，进了一所职校学习缝纫，并在一家服装厂打工。后来她就一直东飘西荡，开过的士，经营过餐馆，摆过小摊，夜市，甚至经营过发廊，从陕西往佛山整车整车贩过水果……她从来没有在一个行当做足哪怕半年。渐渐地，她由一个十七八的少女流浪成了老姑娘，然后回家嫁人，生了个女儿，又风一样地离了婚。我从前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安分。村里人都说，如果她安分一点，早就是百万富姐了。她一直在折腾自己，她在追寻着什么呢?多年以后，当我突然发现，我其实也是这样在折腾自己的时候，当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打工者也是这样在折腾自己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们的内心是茫然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每一个打工人，初出门时都对未来有过各式各样美妙的幻想，可是当我们走进城市，就迷失了方向，我们是一群没有方向感的人。
当年我去佛山投奔她时，她正在做水果生意――每天挑着两筐水果走街串巷，一天能挣三十多块。她认识了一个广西同行，广西人在汾江里泊了一只船，两人晚上就睡在船上。在她的帮助下，广西人允许我睡在船外的江岸边，那个地方比较隐蔽，不用担心治安和烂仔。
十多天过去了，工作没找到，美芝姐劝我也卖水果算了，但我心有不甘。她说这两天要刮台风了，睡在江边上不安全。美芝姐弄了一辆破自行车，每天从佛山批发市场进水果，然后骑一个多小时到张槎去卖，那里竞争少，生意也好，水果可以卖上好价钱。她看见有穿着像主管或技术工的人就套近乎，送人家一个苹果或是两个梨。混熟了，就问能不能介绍人进厂。在美芝的帮助下，佛山美术陶瓷厂的一位技术工接纳了素昧平生的我，从此，我离开了江边，住进了技术工的宿舍。
佛山美术陶瓷厂需要搬运工，技术工可以介绍我进厂，然而我又不甘心真去做苦力了。技术工从市场骑回一辆旧自行车给我，这样我找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十多天后，我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南庄镇罗格村的一家酒店用品厂当主管。两个月之后，我拿到了工资。
我和来自湖南桃源的小唐睡一间宿舍。小唐毕业于湖南张家界一所中等技校，在厂里搞包装设计。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电脑，觉得小唐很有本事，很羡慕、也很崇拜他。他戴副眼镜，斯斯文文，下了班，就倚着宿舍前的栏杆弹吉他，边弹边唱。小唐最爱唱的是郑钧的《灰姑娘》。“怎么能忘记你，我在问自己。”小唐拨动着忧伤的琴弦，也拨动着厂里那些姑娘们心中的爱情。英俊潇洒的小唐，就这样成了那些情窦初开的打工妹们青春期的一个梦。她们爱向我打听一些关于小唐的事情，也爱在我的面前谈起小唐，然而她们似乎并没有人对小唐表白过爱情。她们知道小唐是遥不可及的。
我的工作比较清闲，晚上也不用加班，安排好工作，偶尔去车间转一转就行。晚上，我们那些玩得比较好的朋友就在公司的楼顶聊天，聊我们的未来。或者听小唐弹吉他。小唐除了弹吉他之外，还会写诗。我还记得他在一首诗中，把我们身边的打工妹称为他生命中最美的花。有一天，他对我讲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打工妹安子，一个是打工作家周崇贤，他们都是凭着一支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小唐对我说，你的文笔不错，安子和周崇贤能当作家，你为什么不能。
我的作家梦就这样被激活了。其实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是热爱文学的，写过诗；后来的打工生活使我忘记了我内心深处的最爱，在另外一条不属于自己的大道上迷失了十年。在南庄，我又开始找回了自己。
在南庄，有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我。
第一件。我进厂的第一天，厂里没有开饭。
厂里做饭的女工生病了，住进了医院，据说是风湿病。就在那天晚上，突然传来消息，说那位女工不行了。厂里很多工人都去医院看望她。老板也去了。经理也去了。我刚进厂，并不认识那位女工，没有去。夜晚，厂里很安静，从宿舍的窗外望去，远处是南庄陶瓷厂上空昏黄的灯火，近处是一片池塘和香蕉树林。莫名地觉得有一些感伤和孤独。
第二天早晨，我听说了那位女工已去世的消息。我一直怀疑女工是死于医疗事故。风湿病怎么会要了人的命呢?后来我听工友们讲，她在临死之前，一直在流泪。说她不想死，说她有爱她的老公和孩子，说她想回家。最后，她就开始唱歌，很小声地唱，唱的是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流浪歌》：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工友们说，她越唱声音越小，后来就没有声音了，留下病房里哭成一团的工友们。她的爱人第三天才赶到南庄。抱着她的骨灰。回家。
厨房里很快又来了一位阿姨，也爱唱歌。她的歌声很响亮。她的男人腿有些问题，有时会来厂里玩；于是男人拉二胡，女人唱歌。唱“夫妻双双把家还”，他们很快乐。大家很快忘记了那位把生命丢在异乡的厨房女工。两个月后，我伏在车间的桌子上，开始写下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当我写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临死前唱起《流浪歌》的那一段时，我的泪水汹涌而出，我在工人们惊愕的目光中逃出了车间，趴在床上任泪水肆意流淌。
那篇小说开始在厂里的女工们中间传阅。几乎每一个看过的工友都说，在看到主人公大雪死前唱《流浪歌》的那一段时，她们哭了。我知道她们是想起了那位厨房女工，也想起了自己的青春、爱情与未来。
第二件事，与一个叫冷钟慧的打工妹有关。
我在当主管之后没多久，厂里又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部门，说是部门，其实也就是四名女工。老板让我在管理丝印车间的同时，把这个小部门也管起来。厂里从其他部门调来两名女工，又新招来两名女工。新招的两个都来自贵州一个叫旺草镇的地方。两个女工都十七八岁，其中一个就是冷钟慧。冷钟慧在进厂的第二天就病了，当时我没有在意。第三天，她还没来上班，一问，是没钱去看病。我去宿合看她。她脸色蜡黄，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于是请厂长安排了车，又向工友借了点钱，把她送到了南庄医院。没想到那几天南庄出现了几例霍乱病人，而冷钟慧的病情很像霍乱，医院要先交3000元的住院押金，然后隔离观察。我带的钱不够，回到厂里向财务部借了点钱交了住院费。在等着化验结果的那些天，厂里人心惶惶，进行了全面的消毒。我每天去看望她两次，隔着隔离间透明的玻璃，我们说不上一句话。其实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她不是孤立无助的，希望她多一些信心。一个星期过去了，化验结果出来了，感谢上苍，她只是患上了急性肠胃炎。压抑在工厂里的阴影终于散去了。冷钟慧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的宿舍，把我脏得散发着臭气的被子、床单和一堆衣服抱到洗衣间，帮我洗得干干净净。
这件事后，我几乎成了厂里的英雄。我的形象在冷钟慧充满感激的讲述中变得无限高大了起来。冷钟慧不再叫我主管，改口叫我大哥，我手下的工人们也都开始叫我大哥。
元旦的时候，厂里办了一台晚会，很多的客户也来参加，我是主持人。冷钟慧和另外三位女工准备了一个合唱节目――《让世界充满爱》。她在唱歌之前说起了几个月前她住院的那件事，说如果没有王大哥，她也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她几乎是泣不成声地说着，旁若无人。我打断了她的话，让她唱歌，可是她一定要说。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她病了，又没有老乡亲人，我又是主管。冷钟慧的表现让我无地自容。
年关，厂里总是有赶不完的货，加班时间越来越长。看着工人们那疲惫的身影，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陪着她们一起加班，用这种方式，来减轻一点我的内疚。在她们下班之后，偶尔也会帮她们打一份炒粉。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她们，我和她们在一起。我还有一份私心，就是希望早一天做完订单，我好早一天回家。
腊月二十七日凌晨三点，在连续两个通宵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放假了。我部下的员工们不回家，将在厂里过年。
下班了，连续加班多日的她们没有去休息，而是来到了我的宿舍，帮我整理着背包，默默无语。天很快就亮了。我要坐车，先到佛山，再到广州，再到荆州，再到石首，再到调关，然后才到我的家，那个名叫南湖的村庄。我已是归心似箭。她们争着帮我背包，我把包交给了冷钟慧，我知道，让她们做点什么，她们会感到高兴一些。我们一起走到路口等车。她们说，问嫂子好。我说谢谢。她们说，问侄女好。我说谢谢。车来了，我背上包跳上了车，车开了，一个女孩突然将手掌合在嘴边大声叫喊着：大哥，一路顺风。其他人也一起喊了起来：大哥，一路顺风。我看见她们相拥在风中。可是我必须回家。
南庄渐渐远去了，她们的影子越来越小，车拐了一个弯，就看不见了。我的泪水汹涌而下。
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次年五月，我离开了南庄，到深圳当编辑。离开的那天，正是南方的雨季。雨水洗尽了南庄的天空，连路边的树们，都鲜活了起来。她们再一次送我。这一次她们没有流泪，只是往我的包里塞了很多的东西：水果，钢笔，笔记本，相册。冷钟慧还塞给了我一个信封，说要我上车后才能看。上车后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封信，还有二百块钱。冷钟慧在信中说，大哥去深圳，很多地方要用钱……
我感谢她们，这些可爱的姐妹们。是她们的感恩，让我开始学会了怀着感恩流浪，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打开自己紧闭的心。美芝姐、技术工、小唐、冷钟慧……这一道道微光，照亮了我的南庄，每一次想起，总会感到无限温暖。
（摘自《2008中国散文排行榜》，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35.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