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使国民党的力量空前壮大，“一全大会”召开时，国民党党员人数为18210人，而两个月以前，登记在册的国民党党员人数仅3649人。共产国际明确指令中共包括青年团员均需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国共两党合二为一，这也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奇观。
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
会前国民党内部有党员如广州金融家邓泽如、林直勉等10人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章、党纲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庭之指挥”、“闻俄人替我制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意在反俄反共。但孙中山胸有成竹，丝毫不为所动，1923年12月3日，他在邓泽如等的“弹劾案”上亲笔批示：“党章党纲等草案稿，为我请鲍罗庭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其时，鲍罗庭既是苏联政府派驻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又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国民党“一大”，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初级纲领相吻合。
国民党“一大”同意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由国共人士共同组成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
国民党“一大”本身就是大革命的产物，就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在出席大会的196名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1％。其中，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以及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李永声、沈定一等人是由孙中山亲自指定作为代表的，中共其他成员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夏曦等是由国民党各省市党部选举作为代表的。会议过程中，中共党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李大钊为孙中山亲自指定的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是共产党人谭平山所作。
虽然孙中山以他的崇高威望能统领国民党，但国民党“一大”并不风平浪静，而是风云翻滚，斗争十分激烈。
1月24日，当章程审查委员会召开的审查讨论会刚刚开始时，上海国民党代表何世祯就首先发难。他提出，章程中应加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意思很清楚，共产党人如果保留共产党党籍，就不能加入国民党。这一意见一提出，就遭到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代表的反对，因此何的动议未能列入议程，但这件事给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敲起了警钟。25日，李大钊召集参加“一大”的共产党员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大家一致认为，何世祯的意见并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深怕国民党有一天被共产党吃掉变成苏俄似的共产党，危及他们个人与所属阶级的根本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危及国共两党的合作，因此，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最后，23位共产党人商定，由李大钊代表中共向大会发表声明，公开阐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宗旨，表明共产党人的意见和主张。
此时，孙中山从苏联代表处惊闻列宁于1月21日在莫斯科附近哥尔克村逝世的噩耗，万分悲痛，大会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当即通过了三项决议：电唁苏联致哀；休会三天，广州各机关下半旗三日，以志哀悼：广泛宣传列宁的生平及其事业。稍后，在中国国民党举行的追悼列宁逝世大会上，孙中山两眼噙着泪水亲笔书写了“国友人师”的挽词，对身边的人们说：“我与列宁虽然距离万里之远，精神是相通的。他虽然长逝了，但他永远活在被压迫人民的心里。”
1月28日上午，国民党“一大”复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章程草案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但在讨论时，广州代表、国民党人方瑞麟针对共产党跨党，提出不能党中有党，其目的在于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和何世祯在24日的发难是同一腔调，方的提议得到了国民党人黄季陆、江伟藩等人的支持。针对这种反共主张，中共代表毫不让步，李大钊即席发言，他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党革命事业而来，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随后，国民党人廖仲恺发言，表示赞同李大钊的意见，国民党另几位元老汪精卫、胡汉民等也公开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提议：“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国民党章程草案终于获得通过，大会同意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29日，大会在是否通过国民党人黄季陆提出的“采比列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提出比例选举制的意图是保护当时在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的地位，也颇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泽东发言反驳说：“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的。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由于共产党人的反对，国民党方面只好退让，主持会议的是戴季陶，此人也算是国民党元老，曾参与孙中山的策划，也许是为赶一时的潮流曾参加草创时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借口“共产主义不合三民主义”退出，为迎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又一时生发出国民党左派的风彩。此时他内心暗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非本党之福，以后必起纠纷”之心，便提出：“本席曾有见本案，不能仓促表决，故主保留作为明年大会时必须提出之议案。”这样，大会没有接受黄季陆“比例选举”的议案。
由邓泽如、谢持、林森、黄季陆等人形成的国民党内的右派为了反对国共合作，在大会上又提出了在国民党中央设立研究部的提案，意在要用研究部取代中央决策权，排除国共合作的中央领导权。此案一提出，毛泽东起身反对，他说：“此案根本意思是把实行与研究分开，而一些重大问题，非经研究后不得执行，但本党为革命党，不能如此。”共产党人夏曦随毛泽东之后也起身发言：“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党最高机关，此外不能另有组织。”在这一问题上，经共产党人力争，一些国民党人也表示赞同共产党人意见。戴季陶是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深感这一提案必有碍日后像他这样的国民党内大老的权势，当即明确表示：“不必在形式上另有研究部，只要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其可能中行之可耳。”这样，通过反复讨论，国民党人接受了共产党的意见，设立研究部的提案被否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国共合作的统一的最高组织机构。
毛泽东在大会上多次发言，除在有关党纲章程及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上发表意见外，还针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1月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选举出第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中共成员3人；17名候补执委中，有中共成员7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构中，谭平山与廖仲恺、戴季陶一起组成了三人中常委和三人秘书处，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在国民党上海、北京、汉口三大地方党部中，毛泽东、恽代英为上海党部执行委员；李大钊、于树德、张国焘为北京党部执行委员；林伯渠、林有南为汉口党部执行委员。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大部分也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
在国共两党领导下，第一次大革命进入高潮。
(摘自《北伐军兴始末》,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08年9月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