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务虚会与“阶段风波”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到半月，中央就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期很长，从1979年1月8日一直到4月初才结束。当时集中了北京和各省市的理论工作者和
会议成立了一个11人的领导小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人对社会主义阶段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一个是当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冯兰瑞，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副所长苏绍智。他们两个合作写过一些文章，这次又一起参加了理论务虚会。冯兰瑞提出谈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这时正巧苏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看到《外国哲学资料》第二辑上发表的一个重要历史文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领导人之一勒泽尔的供词，其中谈到共产主义建成以前必须经过几个阶段。这个材料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很有用。于是决定在会上做一个有关的联合发言。两人并没有在一个组，1979年2月5日，他们分别在小组会上做了联合发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中批评了过去长时期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看做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再划分阶段”的观点。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应该划分阶段，中国当时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还要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与会的《经济研究》主编看了简报后，认为这篇文章很好，征得他们同意在该刊发表。
文章发表后的一天，当时理论务虚会已经结束两个月了，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办公楼过道遇见我的秘书胡冀燕，突然对小胡谈起这篇文章，称苏冯的文章会引起公愤，还问我事先知不知道苏冯发表这篇文章。同时，胡乔木指示《经济研究》组织批判文章，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小范围的会议上说，“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布置写批判《阶段》的文章，并且说明不许反批评。经济研究所的孙冶方当场提出异议，说：“这样不是与文化大革命时一样了吗?”邓力群说：“这是中央决定，党员要守纪律。”这些情况当时我不知道，是事后知情人告诉我的。
1979年适逢国庆30周年，中央确定由叶剑英在纪念会上讲话，中宣部起草了一个叶剑英讲话的宣传提纲。当时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同志兼任，他主持了会议。提纲最后部分是对当前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阶段》一文也包括在内。会议开始，工作人员将宣传提纲分发与会者人手一份。主持人请大家看后提出意见。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编译局局长王惠德看了宣传提纲后提问：这个提纲是否发出去了?答：还没有发出。王惠德说，这个提纲还要研究一下。《阶段》 一文观点没有什么错。这个意见一提出，就引起分歧，有的说，《阶段》一文实质上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有的说该文提出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讨论，不可以讨论，不允许讨论。有的同志发言激动，表示要写文章批判。也有个别同志表示同意《阶段》中的观点，认为不应组织批判。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上流行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间不再划分阶段，整个过渡时期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由于这个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十几年来已成定论，直到毛泽东去世，没有一个人敢就此提出不同意见。“文革”结束后，人们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就认识到，这种划分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将阶级斗争长期化、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观点，对实践也是十分有害的。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和路线的误导下，发生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因此，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1979年初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是为纠正当时酝酿中的“新跃进”的冒进设想而提出来的重大决策。不久，中央又提出，原来沿用的 “到本世纪(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开了大口，现在要改一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到20世纪末只能以达到小康为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更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任务。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庆祝建国30周年的讲话。我参加了这个讲话的起草小组。讲话几经讨论、修改和压缩，最后定稿时留下了这样几句话：“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正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就是后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胡耀邦指导下，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我也参加了起草小组。
我认为中国社会与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有明显差异，但是我也不赞成说我国仍然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说法，因为强调“过渡阶段”很容易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我的结论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认为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比说“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更好，所以我主张党中央应该肯定中国还处于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时，一些领导人认为，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认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他们把理论上讨论不发达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的文章都视为是“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所以他们要在《决议》里写进针对苏、冯提出阶段问题进行批判的语言，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我特别找到胡乔木对他说，你这样做非常不对。这次谈话，我因为很生气，表现得非常激动。我对他说：“你至少要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讲我的意见时嗓门越来越高，激动得都拍了桌子。在我的强烈抗议下，最终在《决议》第33节才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这是党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提法。但还不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次写进党中央报告
十二大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主席胡耀邦做的，在胡耀邦指导下，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我也参加了报告起草小组。在讨论草稿时，因为意见不一致，有很多争论。
主要是三方面的争论。第一，是强调改革，还是强调整顿?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发展商品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初级阶段问题。胡乔木仍然不同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一次胡耀邦在场时，我提出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胡耀邦连说“很好，应该写”，胡乔木才不好反对了。但胡乔木执笔的报告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这句话孤立地写了进去，对于初级阶段将会给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其方针政策带来哪些特殊问题，并没有展开论述；相反，他还是用更多的篇幅讲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政治报告在阐述精神文明时，用了相当多的“共产主义”词句。例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在这里，把 “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说成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尽人皆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胡耀邦察觉到这个报告脱离实际的空泛之话多了一些，出于对胡乔木等人的尊重而未加删除。大会期间有些代表们在讨论中婉转地指出了应当坚持双百方针、应当有切实措施等修改意见，又被拒绝了。
报告一方面讲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思想，两者很矛盾，尤其是在后来的实践中，二者的矛盾越发显现出来。十二大结束后，宣传部门是以此为“纲”来组织全党学习十二大文件和要求全国的宣传、教育、思想战线来遵循的。还在十二大报告起草时，起草小组另一个重要成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就反复向宣传系统的干部说，十二大报告的精神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穿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
正是这些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误解。以中宣部名义发布的一份名为《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纲”说：“共产主义好比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厦的门外，而是已经进入了大厦的门内。进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现在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实践。”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胡耀邦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宣传部门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这不但不能使十二大报告更好地贯彻下去，而且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停留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上，难以形成群众性的自觉行动，陷于混乱之中。对这一点，当时很多人都感觉到了。比方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老革命温济泽就认为，他听见某人说过，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他还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他向研究生院传达过乔木的这些说法，引起一些人的诘问。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这种宣传的结果，造成大话、空话盛行，左倾错误思潮又重新抬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次出现在党中央报告中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再次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但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
1986年8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准备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第三次修改稿时，好几位书记都发言肯定了这个文稿的基本内容。但也有一位书记做了长篇发言，说这个文稿与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来其他文件缺乏连贯性，而且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但是没有什么人附和他的意见，相反有人发言说连贯性当然重要，但要把过去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没有必要，还是要有新话。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在书记处会议上做长篇发言的那位书记，邀集了一批人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一个修改稿。他们的修改稿加了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以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等的词句，甚至引征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共产主义”段落，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
胡耀邦看了那位书记的修改稿，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而在这个根本点上如果不加以澄清，文件就无法通过，更严重的是在实际工作中间还会发生“左”的干扰。这时候，胡耀邦不再犹豫了，执笔亲自起草了给邓小平的一封信，专门阐述不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一提法的理由。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相当尖锐。已经有人提出不再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是不是背离十二大报告、从十二大报告倒退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原则问题，不可以含糊过去。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于那份修改稿并不满意，尤其是看到那句“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话，便一笔删去。信当晚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九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知了小平的批示：同意。第三天上午，小平办公室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信，仍然同意胡他们的意见。第四天，也就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胡耀邦回来后，向起草组同志谈到他同邓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邓小平还说：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不要由于粗心大意，使整个局势再发生新的动乱。“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所以，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就应当肯定由此而来的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同时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这些论述，不仅接续了历史决议和十二大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的提法，而且又进了一步。《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同过去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也区别了开来，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的问题。但是《决议》讲的只是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局部问题――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
系统详细地阐发“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这在中国党的历史上，是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十三大的理论基础。
（摘自《风雨兼程：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三联书店2008年12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