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连季・贝利亚无疑是苏联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此公早在55年前即从苏联政坛上彻底消失，然而时至今日，对他的评价依然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1953年6月的一天，近十名苏军将军和高级军官佩带武器，在克里姆林宫将一名苏联元帅当场逮捕，随即进行搜身检查，没收了
出生于1899年的贝利亚，仕途顺利，1921―1922年当上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任。1922年成为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副主任，担任此职的十年期间，积极参加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大清洗，数十万知识分子和各种反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成员身受其害。1931年，颇受斯大林赏识的贝利亚一跃而为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年仅32岁。上世纪30年代中期，外高加索党的干部、科学文化活动家纷纷被处极刑，其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1938年，正当斯大林大清洗达到最高潮时，贝利亚调往莫斯科，接替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职务。他上任伊始，即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清洗，除掉老班底，安插亲信。与此同时，1939年根据他的指示释放了大约25万人。然而，所谓贝利亚上任后大清洗即告终止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逮捕仍在继续进行，据有关资料显示，贝利亚上任后不久，即有20余万人受到清洗。无辜受害者中，有1943年在萨拉托夫监狱中去世的伟大的俄罗斯科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院士，杰出的生物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奇热夫斯基，著名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1940年被枪决的著名作家、小说《骑兵军》作者伊萨克・巴别尔。此外，在贝利亚的坚持下，扩大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的权限，特别会议可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不经审讯作出判决；贝利亚上任后，还发布了斯大林关于准许对被拘留者进行拷问和毒打的著名指示。
1940年春天，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卡廷森林惨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人员奉命对被俘的波兰军官大开杀戒，将关押在卡廷地区三大战俘营中两万余名波兰军官悉数击毙。贝利亚身为发起人和执行者，对这一屠戮行为难辞其咎。
贝利亚1938年至1945年执掌内务人民委员部期间，并未像几位前任那样丢掉性命，反而捞到一大堆勋章，捞到了元帅军衔。
1945年后，贝利亚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身份主持苏联核导弹武器的研制工作，充分发挥组织才能，为苏联的核计划立下汗马功劳。核试验期间，贝利亚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提心吊胆，他知道一旦失败，自己必死无疑。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兴奋异常的贝利亚连忙给莫斯科打电话报喜，满以为可以听到感谢的话语，不料斯大林只是懒洋洋地说了句“我已经知道了”便挂了电话。
1946年3月，贝利亚晋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跻身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行列。
1953年3月初，斯大林生命垂危。这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生前并未指定继承人，身后则留下了权力真空。3月5日，尚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即匆匆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重新调整。由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名列苏联部长会议四位副主席之首，并兼任新组建的内务部的部长。其余三位部长会议副主席依次为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刚刚去世，一场紧张激烈的夺权斗争即随之展开。大家口头上“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实则各有打算、暗中较劲。
众战友中，数贝利亚最为活跃。只见他频频出招，咄咄逼人。这也决非偶然。
贝利亚的地位最稳固，因为整个国安系统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苏维埃政权期间，国安系统在国家政治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谁控制了国家安全系统，他就实际上保证了自己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关键作用。内务部和国安部的合并，似乎就完全排除了未经贝利亚批准搜集针对他本人的情报的任何可能性，而且他手中握有关于他的同僚昔日活动的全部材料，他完全可以像原来一样监视同僚的活动。国安系统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官和拘禁地、工业企业，从而可以介入任何内政问题，并通过特工机关介入任何外交问题。贝利亚所追求的目标是充当国家领导人的角色。也不排除他会提出反斯大林的口号，因为在斯大林晚年，贝利亚的地位并不稳固。然而为此他就得削弱甚至除掉斯大林的那些战友。
贝利亚又是当时领导层中消息最为灵通的人，而且他的信息包罗万象，准确无误，且不必仰仗其他部门。作为内政部长，他的信息涉及苏联经济状况，各经济部门的状况，包括“社会主义伟大工程”的代价；作为情报部门的首脑，他对于政治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同其他国家关系中间出现的现实问题均了如指掌。贝利亚直接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这就将他同军队、新式武器制造以及军队中由于核导弹武器的出现必定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他掌握了关于国内政局、民众心态以至任何风吹草动的准确信息。
战后时期积累起来的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国家无力供养仍保持战时庞大规模的军队，无力拥有两百万犯人，无力在“伟大工程”上烧钱，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剥夺农民，不能在全世界制造冲突。此外，执政官员阶层的不稳定、清洗的威胁都降低了国家的可操纵性。苏联体制已处于危机状态，如不在内政外交方面改弦更张，体制将难以维持。总之，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贝利亚成了决意实施改革的第一人。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他，出人意料地积极介入那些似乎并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的国家生活领域。他开始了一场十分精细、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游戏。他深知为获得国内外的支持，就要提出建设性的政治纲领。斯大林去世后他大权在握，便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斯大林葬礼当天，正好也是莫洛托夫的生日，贝利亚释放了莫洛托夫之妻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并亲自“交到”莫洛托夫手中。
3月10―13日，他命令下属重新审理包括“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在内的假案，并将结果向他本人汇报。
3月17日，贝利亚提议将内务部工业和经济帝国的相当大一部分移交给民用部门，三天后，又提议叫停使用犯人劳动的工程。
3月26日，他向主席团通报说，目前监狱和劳改营中共关押政治犯和非政治犯250万人（其中女犯人43万人，有小孩者3万人，怀有身孕者6万人），建议实行大赦。结果，120万名刑期在五年以下的非政治犯获释。
3月28日，贝利亚提议将内务部的改造机关移交给司法部。
4月2日，他对马林科夫说，著名犹太演员兼导演所罗门・梅霍埃尔斯系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于1948年杀害的，两天之后，他又公开宣布“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是个假案。
4月4日，贝利亚签署了《关于禁止对犯人实行逼供和体罚的命令》。
同日，《真理报》刊登了内务部关于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平反的通告。这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是首次承认国家安全机关犯有罪行。社会中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斯大林生前最后岁月中积聚起来的沉闷气氛一扫而光。恰在此时出现了后来称之为“解冻”的萌芽。
贝利亚为战后许多案件的受害者平反，就为自己在同权力竞争者的斗争中积累了政治资本。
5月9日，在贝利亚的坚持下，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定：今后国家节日期间禁止在企业、机关和单位的建筑物上悬挂已故和现任领导人的肖像，也不得在游行时高举他们的肖像（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此很不以为然，贝利亚被捕后这项决定立即撤销）。
6月25日，也就是被捕前一天，贝利亚向马林科夫递交了一份材料，其中谈到“列宁格勒案件”的策划情况，谈到中央书记伊格纳季耶夫在炮制假案中的作用（伊格纳季耶夫系马林科夫安插的亲信，下一步就要搞到马林科夫的头上了）。
不仅如此，贝利亚还插手外交事务。
民主德国的形势尤其令人不安。乌布利希体制推行硬性工业化、强制集体化和粗暴的反宗教运动，其结果是两年来至少有50万东部德国人逃往西德。贝利亚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并倡议实行两德统一，建立一个统一和中立的德意志国家。
贝利亚坚持必须实现苏南关系正常化，自1948―1949年决裂之后，两国关系实际上已经中断。他起草了致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信件，信中建议举行两国全权代表――两国安全机关代表的秘密会晤，讨论这个问题。
贝利亚自以为胜券在握，万无一失。然而，主席团内还有强劲的对手在。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可谓树大根深，地位稳固，他在苏共中央经营多年，又曾主管人事，人脉关系相当不错。此外，身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也不可小觑，他得到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支持，两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曾一起共事，一个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一个任莫斯科市执委会主席。
在若干人眼中，贝利亚日益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其原因也多种多样。大家对他是既恨又怕。有人认为他是个试图对斯大林政策的原理进行重新评价的修正主义者。
在军队高层看来，贝利亚是个危险的敌人。他们对于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清洗记忆犹新。对于每个指挥员来说，贝利亚派驻军中的特别处人员永远是一个威胁。
此外，各地的内务机关成为“平行政权”，他们待遇优厚，什么事情都插手，对什么都不负任何责任。因此，对于党政官员和经济领导人说来，内务机关是很危险的。
对于所有的人说来，贝利亚都是一个威胁的象征，一个按照他的意志“让你在劳改营里灰飞烟灭”（贝利亚语）的象征。
贝利亚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人、技艺高超的阴谋家，在斯大林生前都能做到毫发无损，如今怎么会落得被逮捕的下场呢？那是因为他疏忽大意，丧失警惕性，低估了同僚的能力，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贝利亚在国内威望迅速飙升，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等人均相形见绌，望尘莫及。贝利亚在同僚面前傲气十足，颐指气使，开会时不让别人说话，他自己开始讨论，自己进行总结，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甚至恶语伤人。此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已经开始对同僚搞窃听。
众战友尽管分歧甚大，眼下他们却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基础，那就是对贝利亚的畏惧，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进行，贝利亚日益成为党内高层心目中的危险人物。他们深谙此人的冒险主义性格，完全有理由担心贝利亚会利用其手中的档案材料、首先是那些留有他们亲笔签名字迹的处决名单来搞掉他们。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我认为应当赶快行动。”（赫鲁晓夫语）
由赫鲁晓夫挑头，分别做每个人的工作。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都是没费什么周折就达成共识，谁知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卡了壳。赫鲁晓夫刚刚跨进办公室的门槛，伏罗希洛夫就把贝利亚猛夸一通，只得改由马林科夫出面。伏罗希洛夫一弄清“战友们”的真实意图，就跟马林科夫拥抱接吻，泪流满面。原来伏罗希洛夫知道办公室安有窃听装置，不得不说假话。
决定在部长会议开会时逮捕贝利亚。对于抓捕行动进行了精心策划和仔细研究，而且严守秘密，因一旦走漏风声，后果将不堪设想。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承担了抓捕任务，他委托第一副手朱可夫元帅直接负责。朱可夫挑选了四名他最信得过而且无所畏惧的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上将、第一副司令员巴季茨基中将、军区防空军参谋长巴斯科夫少将和军区政治部主任祖布。
1953年6月26日，四人均佩带武器到布尔加宁办公室集合。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用专车将他们送入克里姆林宫，这样可免于检查。仿佛是来汇报关于防空系统的情况，到了目的地，才向四人说明此行的目的。
部长会议的例会于26日中午开始举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在会上讲话，然后就宣布逮捕贝利亚。以朱可夫为首的军人进入会议室，结果是有惊无险，贝利亚未作任何反抗即束手就擒。
胜利者按照经典的斯大林方式，宣布贝利亚为“人民公敌”，将他的妻子、儿子及其在内务部的亲密助手一一逮捕。
1953年12月18日，开始了为期六天的针对贝利亚的诉讼程序，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方式进行：没有陪审员，没有上诉，当即判决。法庭组成人员没有宪法依据。正式的罪名包括背叛祖国、恐怖主义和反革命活动。对贝利亚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随着贝利亚的被捕，斯大林去世后争夺最高权力斗争的第一阶段也宣告结束。贝利亚的被捕，为实施苏共政策转变、摒弃极权主义遗产以及管理党和社会的斯大林方式、启动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可能。然而苏共中央主席团丝毫没有同斯大林体制一刀两断。贝利亚批斯大林，是企图摆脱对于大清洗的罪责，竭力表明离开斯大林照样可以管理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而他的那些战友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非斯大林化的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拼命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把责任都往贝利亚身上推。日后苏共二十大之后采取的措施，客观上不过是1953年贝利亚提出的倡议的继续而已。
历史就是如此地吊诡。率先试图对极权主义体制进行改革的人，居然是最阴暗的体制领导人和斯大林最忠实的战友――贝利亚。苏联历史上的“贝利亚现象”颇耐人寻味，尚待史家作深入之研究。
(摘自《悦读》第10卷，21世纪出版社2009年2月版，定价：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