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如风驰电掣，不觉已年届八十，步入耄耋之列，一时惘然若失。然而这又是活生生的现实，不容你有片刻怀疑。继而更豁然省悟，对这个自然规律，既用不着惶悚，更不必有什么嗒丧，一切还是顺其自然，该走什么样的路，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直到它的终点。
既有了这把年纪，有时不免反躬自省。首先想到的
建国前后，我一直是新生共和国的拥护者，可谓一片赤诚。解放以后，更是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料热情还未消退，冷酷的“运动”便像潮水一般涌来。令人奇怪的是，遭到灭顶之灾的尽都是驯良的知识分子。而我，一个“不懂政治”(罹祸后，一位“延安老干部”对我的评语)的小人物，竟也受到荒唐的株连而卷入“胡案”，当了一年“胡风分子”，得了高血压症。狂热的头脑虽然冷静下来，但仍然不懂“政治”。及至整风反右，遂下定决心三缄其口，专心在家养病，不出家门一步，绝对服膺“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的血的教训。总支书记、工会正副主席先后三次“动员”，都被我顶住了。但当权者心犹未甘，为了完成预定“计划”，于是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遂派我当年的好友(后来也未得幸免)来好言相劝，我终因道行不深，一时犯傻，这第四“口”未能缄得住，终于推入了预设的陷阱之中，从此全家过起了长达24年的贱民生活，几致家破人亡。然而我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经过多年的摔打与磨炼，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变得更加坚强起来。从此，既大开了眼界，又增长了“见识”，懂得了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是趋福避祸之“道”。更启人心智的是，它使人形象地解悟了古人常说的“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的真正涵义。
我生逢乱世。先是军阀混战，后又有抗日战争。早年既未获有高深的学历，其后又无专心治学的环境。处世阅历不深，治学浅尝辄止。在旧社会为了谋取饭碗，职业多变；在新社会为了“应付”运动，自身尚且不保，侈谈什么教书与学术研究?纯粹是自欺欺人的瞎扯!现在回想，凡此种种，都是造成自己“不学无术”的重要原因。认真反省，从建国到1989年离休，我全力投入教学的时间，尚不及我将近五十年教龄的三分之一。加“冕”以后，便长期陷入残酷的精神折磨和无效劳动之中，或没完没了地“编写”那些言不由衷的“思想汇报”，或无尽无休地摘抄所谓“苏修”文学卡片和翻译名目繁多的大批资料，除了一篇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论文《不是转变的开始吗?》和一部《德语语音学概论》，其余完全是消磨生命的废纸。其数量之多，累积起来，可能已超过一部《战争与和平》。至今回想，犹有剜心一般巨痛：在这么漫长的黄金般岁月中，即使愚钝如我，只要肯用心工作，也肯定会干出一番成绩的。然而，这千千万万的日日夜夜却被“阳谋家”轻轻地一笔勾销了，就像捻死几只蚂蚁。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啊!每念及此，在仰天长叹之余，总觉得愧对自己，愧对祖国人民。既然生而为人，而又为人民养大，怎能甘当一辈子行尸走肉?!
自幼性情急躁，缺乏忍耐功夫，凡事又好“较真儿”，有话总是直说，不会拐弯儿。尤其在遭到诬陷和委屈的时候，更加不能容忍。显然，在当时的无法可依或灵机一动便是“法律”的情况下，这就构成了我一生蹇厄困顿以至招灾惹祸的唯一根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累及三代的最为沉痛的教训，焉能不深刻记取?!
其实，我开蒙不久读《论语》，便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明训。及稍长，涉世日深，也逐渐解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世之道。“忍耐是一大美德”，就连西方的哲人们也都认为是至理名言。其所涵盖内容之广而且深，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忍是大智，忍是大勇，忍是大福。道理浅显，不言自明。但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经过长期的苦难和磨砺，虽然也增长了不少忍的耐力，省悟到“直道不容”的精义，只有忍才是当时顺应时风的唯一生存之道，但混到老来，我惭愧自己仍未修炼到“能忍常人难忍之事”的程度。一个典型的悲剧性格!
改革开放，无疑是建国后的一大德政，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还以其无与伦比的伟大气魄平反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切冤假错案，使历年扣在千千万万人头上的各式各样的“帽子”陆陆续续地都被摘掉，终于使他们那臭气熏天的头顶接触到大自然的空气和阳光，那“帽子”压出的伤痕也不再被视为种姓的标记。人际关系逐渐宽松了，人的尊严逐渐恢复了。生产力不仅得到了发展，而且大大提高了。当时，我以花甲之年，痛惜大量青春岁月的白白流逝，十年之间，曾发愤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生中出成果最多的时期。其实，“逝者如斯夫”，流逝的时光是再也找不回来的。当时的想法只是，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期过去了，幸而我的头脑尚未完全僵化，趁着还有做为一个人的一点理想，不甘于继续尸位素餐，必须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来填补一下自己难以名状的精神空虚，弥补一下终生不忘的无奈和遗憾。
岁月不催人自老，磕磕绊绊，不觉混到了八十。不容置疑，我的坎坷经历，给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先是在鲤鱼洲干校(当时，我已年过半百，与壮劳力干着同样的重劳动，竟还被“左派”斥为“不拨不转”。呜呼，人性的堕落!)出现了早搏，后来回到北京又发生房颤，并确诊为心脏病。肺气肿是多年的老毛病，姑且不论，现如今，一向重听的双耳已几近失聪；又，近几年一直为“脑鸣”所苦，经过CT检查，原来是脑供血不足。从前，我走起路来虽不能说“健步如飞”，但家里人谁也不愿跟我结伴同行。可现在，脚步却不知不觉放慢了，甚至有时还赶不上趟。虽然腰板还是挺直的，但处处已感到力不从心了。所有这一切，显然都使我有所警醒：来日不会太多了!有些事，特别是那些想做而一直未做的事，要赶快进行!
但我仍然热爱生活，不敢懈怠。我对自己能够活到70年代末，还我以清白，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况且又欣逢改革大潮，看到了香港的回归!今后再不要担惊受怕了。人心思定，人心尤其思治(法治)。我已别无所求，但求能安居一隅，或闭门读书，或后思补过，或涂涂写写，或跟所剩不多的几个朋友电话聊聊天，或随便到什么地方走一走。一俟健康得到改善，我闲不住，当然也要争取做一点事。特别是看到一些长者或同辈至今犹身笔两健，简直令人钦羡不已。据说勤奋可以延年，在此，顺祝那些笔耕不辍的识与不识的长者与同辈们健康长寿，寿高超过百年。
(摘自《枥斋余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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