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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

2009-06-01 13:38:00 来源:书摘 [美]狄克逊•韦克特 著 秦传安 译 我有话说

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

这次最严重、最漫长的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普通妇女烧茶做饭、缝补浆洗、操持家务的世界,比普通男人的世界受到的损害要小,也就是说,

只要有米可炊,有衣可补,头顶上有爿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她们的日子就一如平常。然而,在1930年,五个女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在家庭之外工作。自1890年以来,她们的人数增长了6倍。这样的女人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尽管刚开始她们的处境往往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她们的工资较低,而且通常也更听话,从而受到雇主的青睐。

随着大萧条的继续,以及劳动力过剩,导致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对所有人来说都严重不足,女性的这种优势也就稳步缩小。那些在失业的回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人发现,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为了战胜“容颜渐老、韶华不再”的障碍,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打出了“永远28岁”的欢快口号,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更老的成员,以平衡男性雇主对年轻、美丽的偏爱。

即使是在教师的职业中,她们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歧视。1931年,美国教育协会报告,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雇佣已婚女性。这一政策意味着更迅速的逆转。推迟结婚,以及把很多心系孩子的母亲赶出教室,常常帮助她们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女性工人(无论在哪个行业)被认为是为了零花钱或贴补家用而窃取男性养家者的工作。

在家里,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迅速放弃了家务。在小镇和乡村地区,逆境的袭击有时候使得女人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忘得差不多的古老手艺,从而给已经忙碌不堪的妻子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些手艺多半是老祖母教的,很多家庭开始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做蜜饯、在熏制室加工食品并储藏在地窖里、用药草制药、染色和制衣。l931年,玻璃缸的销售超过了此前11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但这种复兴是短命的,连最短缺的时期也几乎没有始终持续,因为即使是乡村家庭,也很少能长时间地维持对那些依然被欧洲农民所珍视的手艺的兴趣。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无缘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报纸、杂志、电影,常常还有像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者们往往轻松愉快地说到“居家过日子运动”;很少幻想的农民家庭辛酸地称之为“木屐”。妻子们常常接一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活,烤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卖,或者为搭伙人、旅行者提供膳宿,以此贴补家用,而代价却是牺牲自己的精力。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可以开设驾车旅行营地、路边售货亭、美容厅、小商品店。

工业企业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的洪流――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在1930年代初期突然间放缓了。另一方面,电冰箱以它们新的功效和方便迎合了依然没有满足的市场,继续红红火火地卖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是另外一些公众拒绝放弃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售也在坚持,但新车的购买量却像自由落体一样垂直下降,如今,开去年流行的车型不再是一件丢脸的事。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降到了2到3美元。

纽约市更能说明问题的缩减指标是:l930~1931年间减少了大约4万部电话,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l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销量激增的香烟,被证明对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过敏症也同样是一种安慰,其产量从l930年的l,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l,580亿支。吸烟上的单一标准继续大行其道,一个典型的中等城镇上为妇女服务的餐馆,如今也放上了烟灰缸。

中等城镇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特写镜头。l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将近翻了一倍,与此同时,销售额也仅仅只下降了4%,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汽车看做是不可或缺的。在另一端,珠宝店却显示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减少了其美元额的84%。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下降了几乎一样多,而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其70%的主顾。商业饮食行业眼瞅着它们的生意减少了63%,家庭放弃了“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

在任何一个地方,服装都为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领域。男人的服装比女人的更容易受到大萧条的伤害,1930年,女装和童装的产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13%,男装的产量却比l929年的水平下降了25%,第二年下降了32%。更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僵硬的衣领、帽子、吊袜带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衣服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更廉价的材料和做工大规模地模仿时髦的上衣。而且,在需要的压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倾向于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l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谈到了更长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样式开始否定爵士时代轻佻女郎男孩子气的棱角分明,并预言“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伴随性回归”。褶边、蝴蝶结、丰满的线条,宣告了l931年末对欧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发现。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描画得闪闪发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达,这种时尚是l929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便从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销女郎和打字员。

在此期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懒人则在仪态上追求更好的时尚,倾向于“尽情吃喝、挺直腰杆”。短发赢得了持久的胜利,尽管爵士时代那种剪到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这段时期过去一半之后,发梢内蜷的齐肩发型开始戏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观念,并与一种匆匆而过的时髦相一致,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随“摇摆乐”的节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宽松的运动衣是如此明显地被现代人所偏爱,以至于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裙子开始再一次升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而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不拘礼仪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很多严肃古板的社区遭到抗议。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为30年代后期的露趾鞋铺平了道路。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节省,不仅仅是节衣缩食,而且常常还有住房上的节省。富人当中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 “村合”,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 “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l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种类与境况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比例从2%到l5%不等。

有些年轻人离开了阴郁而邋遢的环境,以便为自己赢得独立或更好的机会,出钱养活老人,或者用借来的钱进入师范学校。在任何地方,父子间的紧张似乎都有增无减,如果后者过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没有工作的话。挣工资的父亲往往要重申他的权威,就好像年轻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样。在城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楼或出租房里,这无疑加剧人们的脾气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住处的接受救济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搬家。

然而,失业者和他们的家人常常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躲着不见客,成人则一脸不高兴地拒绝来自依然工作的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因为他很难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请朋友们玩一个晚上的牌。在家庭圈子之内,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最常见的标志。一个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焉头耷脑,走路拖沓,这些是内在溃败的外在征兆,常常被营养不良所恶化。失业被证明是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所谓的“失业休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就好像他们被恐慌所攫住了一样,驱使他们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明显带来了个人的重要感――感觉到自己是国家危机的一部分,是头版头条重大问题的一部分――一日更普遍的情绪感受,是丧失自尊,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

这些对从前挣钱养家者的影响,加起来就等于更低落的士气,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更难找到工作。l933年,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另外一些类似的身体亏空是:当他重新工作时,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就像一家停工歇业的工厂,生锈给它造成了损害。l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在老一套的日常工作中,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那些暂时保住了饭碗或者在无所事事和轮班工作之间来回摆动的人,也同样被不安全感的幽灵所纠缠。他们下定决心要牢牢抓住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放,他们不敢放弃微薄却稳定的工资以换取报酬更高、但风险更大的工作,这些都消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暗淡。很多人都同意:“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关于成功的传说――它们的光辉曾让几代年轻人心驰神往――如今明显开始失去光泽,连同勤奋和节俭的清教徒美德也是如此。那些值得信赖的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

大萧条所带来的烦恼和挣扎,让少数人承受了无法忍受的后果。l930~l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而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几乎是1922~1930年间的三倍。当然,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和私立医院没有能力照料精神病患者。但在纽约州,每l0万人口当中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1932~1933年间记录了一次急剧的增长。

然而,在股票市场崩盘之后,人们预料自杀率将会有惊人的增长,但这并没有得到事实的佐证。1929年10月和ll月,纽约市只报告了219例自杀,而在1928年同一时期则有223例。但全国的年自杀率(1929年是每10万人l4例)却稳步增长,l932年突破最高纪录(17.4),然后逐步下降到了1936年的l4.2。

很显然,对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男人的感觉远甚于他们的妻子,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平上的两个极端(尤其是地位较高的那一端),社会地位的从高到低所导致的自杀,常常更甚于穷困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萧条的最后指标,不得不用公费进行安葬的死亡,1931年的数量是1929年的三倍多,达到了大约1∶10的比例,而在乡村地区,自备棺材的数量倒是有所增长。

  (摘自《大萧条时代》,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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