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0日，香港凤凰卫视台的记者来找我，他们是为寻找英雄，为了解焦裕禄而来。
没有采访提纲，让我说我想说的话，海阔天空，没任何限制；说办就办，找个地方，支起了机器，对好灯光，我便打开了历史的闸门，让回顾的流水顺流而下。我们谈了近5个小时，临行前，让我和焦裕
禄的继任者周化民通了话，他们立即去河南省。
1个月后，2006年7月15日晚，我从凤凰大视野里，又看到了我的老朋友，我的前辈张申同志，看到了周化民同志，也看到了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大儿子焦国庆，看到了老朋友、相识四十多年的兰考县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刘俊生。
记者把我们的谈话剪接成一个集体交谈。
――任彦芳
曾子墨(主持人)：1966年2月7日，一篇由穆青、冯健、周原三人撰写的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通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有人说这篇通讯无异于在兰考上空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
张申（原开封地委书记）：焦裕禄去世后，我们认为这个同志很好，精神可嘉；当时地委就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以后又报到了省里，省里也通知学习焦裕禄。
任彦芳（作家）：我来开封探望母亲，听她讲了许多焦裕禄的事，当时非常感动。我就给所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写了一封长信，讲焦裕禄的事迹；1965年2月，长影党委派我来兰考搞焦裕禄的电影剧本。1965年8月，我参加了兰考县“四清”工作队，和兰考当时的县委书记周化民一起，在他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村。搞到12月份，这时才听说新华社来人了，说是要写焦裕禄。
刘俊生（兰考县委原宣传部副部长）：周原先来的，来了他第一个见到我。
任彦芳：当时，他们来豫东，是想写兰考的生产救灾情况；因为兰考是豫东最穷的县。到了兰考，一说生产救灾，必然要说到为了兰考救灾，为了兰考除“三害”而牺牲的，就是说把生命都搭进去的焦裕禄。
刘俊生：这时，我就和他们谈，我们这个县，为了除“三害”，把我们的县委书记都累死了。一说到这儿，他问是怎么累死的。我说了焦书记是怎样累死的，是为了除“三害”；他听了说好，我们这次就写这个书记，搞一篇大的报道。
任彦芳：周原、穆青，这些记者都为焦裕禄的事迹非常感动，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就开始写焦裕禄的大通讯。据我所知，这个焦裕禄的通讯，是他们采访了4天之后，在开封写的，由周原起草，穆青修改。我知道这消息后，到了县委，见到周原同志，周原说，你们长影抓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你们很有见地呀。
记者：1965年年底，周原在兰考进行了4天的采访；其间，周原从兰考干部和百姓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的许多事迹。为了避免一些宣传口径和中央精神相违背，他们挑选从生产救灾的角度对焦裕禄进行描写。然而，在县委举行的大通讯的讨论会上，周原和县委其他同志发生了争吵。
周化民(原兰考县委书记)：县委就开会了，周原就念了。念完之后，让大家提意见。我是县委书记，我就说我提几条。我说其他情况我不了解。我听了之后，觉得说兰考的面貌改变了，有点过分了。我说还是留点余地好。
任彦芳：在通过稿子的当时，因为是周原自己写的东西，非常偏爱吧，所以人家县委的同志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他都一一反驳。有的县委同志说他很粗暴，就是不允许不同意见，所以便没有听到多少不同的意见。
周化民：好多意见被压下了!周原是新华社记者，他说，他已经留有余地了。他不同意不同的意见，我说那就算了吧，我也就不说了。
任彦芳：事实是兰考有所改变，与根本改变面貌还距离非常远。当时沙荒、盐碱，尤其是盐碱地非常严重。后来大通讯一发表，很多人来参观，才看到原来兰考还是这么贫穷，灾害还是这么重啊。
刘俊生：但是主要是穆青一直说，焦裕禄的精神非常好，如果焦裕禄精神能够宣扬出去，兰考的面貌也总要有点突出的表现；没有这个兰考新貌，焦裕禄精神也不好表现。
曾子墨：1966年2月，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组织有关人员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举行了座谈。江青在会上讲，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她还认为之前有一大批文艺作品，是在暴露社会主义黑暗面。在这次座谈会上，部队的很多文艺作品都被打成了文艺黑线。在这种压力下，北影和长影要拍摄的电影《焦裕禄》，因为不能够解决描写兰考县自然环境的恶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被迫搁置了；而此时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后也同样面临尴尬境地。
记者：张钦礼，当年被大通讯誉为“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县委副书记，由于这个人的出现，使得大通讯成功地避免了电影厂遭遇的尴尬。他的出现也使得大通讯和那段历史成为今天最大的悬念。
焦守凤（焦裕禄大女儿）：穆青他们几个去了解我父亲事迹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听张钦礼介绍，还有就是张钦礼找人介绍的。
任彦芳：张钦礼找人介绍的时候，他其中很多内容实际上是介绍他自己的经历。当时他负责除“三害”，他介绍的也是介绍焦裕禄关于如何治风沙，如何探水流，如何治盐碱；他是从他做的工作，从除“三害”的角度来说焦裕禄的。所以穆青听到的更主要的就是这些生产斗争和向自然作斗争；这一点恰好是拯救了这个大通讯。
记者：对于生产斗争的描写，暂时避免了兰考现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政治风险；然而使穆青始料不及的就在大通讯发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曾子墨：1966年七八月间，“文革”进入了新的高潮阶段。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在进行全国范围的大串联；9月15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时候有人把年仅13岁的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当时在场的有林彪等领导人。于是焦守云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留下了一张合影。
消息传回了兰考，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人说就是凭借着这张照片才使得焦家的人能够顺利地度过了那个混乱的年代。
焦守凤：当时有人给她领过去说她是焦裕禄的女儿，毛主席非常高兴，说我们照个相吧；跟她说了一番话。当时就拉着林彪，来吧，咱们三个照吧。
焦国庆（焦裕禄大儿子）：以后林彪又题了词。毛主席没有题词。其他领导人，董必武有题诗。
记者：由于毛泽东和林彪的眷顾，焦裕禄的家人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十年；然而这样的眷顾，却没有惠及更多的兰考人。
“文革”中，兰考的干部群众分化为两派，而两派当时共同的口号都是保卫焦裕禄。
任彦芳：“文革”过程是一个神化过程，就是把焦裕禄变成了神，变成了打人的棍子……
张申：当时省里开会的时候，刘建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要支持少数派，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焦守凤：兰考两派都是为了维护我父亲的名誉；以这个名义想达到个人的目的。
记者：长达数年的派性斗争中，接替焦裕禄成为县委书记的周化民和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就是焦裕禄的墓碑也成了周化民他们反对焦裕禄的铁证；理由是焦裕禄的墓碑立得太小了。
周化民：为这个碑，我不知被打了多少次。
任彦芳：焦裕禄的墓地，变成了批斗老干部的一个流血的场地；他们逼迫老干部到那里，要人喊管焦裕禄叫爹……
周化民：说你们反焦裕禄，你们管焦裕禄叫爹!打死也不能喊哪!秦一飞不喊，我也不喊!
记者：周化民终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直到好多年后，中共河南省委才为周化民平反落实了政策。
因为在“文革”中与周化民的对立，张钦礼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处13年徒刑。
任彦芳：他的灾难是由于大通讯把张钦礼树为“亲密战友”之后。大串联的红卫兵来这儿串联都知道这里有一个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所以好多红卫兵不了解兰考的内情的时候，都在支持张钦礼。
张申：张钦礼思想不好。这个人能干，有本事；但思想有毛病。他个人主义比较突出，爱出风头；他自己总想当第一把手；结果没有当成一把手，他就心里不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就拿着焦裕禄这个旗子当成棍子，到处打人。谁对张钦礼有点意见，就是反对焦裕禄，反焦裕禄就是反毛主席，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记者：2004年，张钦礼被葬在了自己工作过的兰考县。关于那段往事，随着他的死而凝固了。
任彦芳：张钦礼多年感到怀才不遇。他见到穆青同志，看到新华社大记者要宣传焦裕禄，他便想借宣传焦裕禄之名，要把自己树上去。所以说了一些瞎话，把自己说成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他因为这些瞎话，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如果他这时不说瞎话，他不可能被写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就不可能在“文革”期间走上这个路；不是这个路，也就没有后来这个悲剧，以致被开除党籍，判处13年徒刑。本来是一个好干部，就这么毁了!
记者：张钦礼的追悼会那一天，据说兰考人万人空巷，其场面不亚于当年焦裕禄的送葬场面。随着生命的结束，张钦礼成为那段历史中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而大通讯的主人穆青，在“文革”中也遭遇到了尴尬。
刘俊生：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这个时期，北京学生，大学生们也把穆青揪出来了。说穆青写的这个东西有问题。有啥问题哩?说当时焦裕禄是带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来兰考的，是抓阶级斗争的；他是从抓阶级斗争来打开兰考局面的；穆青写的大通讯光写生产斗争，不写阶级斗争，这和中央唱对台戏，说穆青别有用心。
张申：兰考的困难这么多，生产斗争得强调；人民生活过不去不行啊。他虽然抓了阶级斗争，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突出起来。所以大通讯里没有写，现在看来是对的。如果写了，恐怕焦裕禄也难树起来了。
记者：从那以后，焦裕禄成为不朽。成为不朽的还有一个创造不朽的人。不论怎样，他留给我们一个英雄，留给我们一段至今还在回味的历史：回味那至今让我们感动的英雄，回味他们的音容笑貌，只言片语……
任彦芳：他曾说过这话：我们不能只想做清官哪。清官，那是封建主义的概念；我们是老百姓的长工啊，不是清官啊!
（摘自《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