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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长盛不衰的秘诀

2009-06-01 14:08:00 来源:书摘 [英]保罗•奥默罗德 著 陈超 译 我有话说

潘洛斯是伏尔泰作品《老实人》中的一个人物,以对世界无限乐观而闻名,完全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他教授一门被称做《形而上学的神学论宇宙哲学》的课程,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宣传乐观主义思想。潘洛斯认为当前的世界在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是最好的一个,它所包含的一切都运行良好,都是为了实现最好而存在的。尽管

花柳病几乎要了他的命,尽管西班牙审判差点判他绞刑,尽管他目睹了同伴的种种不幸,他还是没有放弃他那盲目乐观的精神。这一角色实在称得上是传统经济学家的典范。因为他们何尝不像潘洛斯一样,执著于自己的信念,从未放弃过追求最大化行为与均衡效果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整本书的主人公,老实人,却不断将潘洛斯的乐观主义与实际经历做对照,并且最终发现这种乐观精神几乎一文不名。

然而,面对失败的铁律,人类并非毫无办法,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业主,决策者都可以保持积极的态度,采取积极的措施,而且,个体的失败有益于这个系统的健康运行。

约瑟夫・熊彼特和哈耶克是两位来自欧洲极具创新意识的思想家。在20世纪30年代,这两位思想家都选择西方作为其永久性的庇护之所。1932年,熊彼特担任起哈佛的经济学教授这一职务,直至1949年退休。次年,熊彼特离开人世。哈耶克193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经济学,1946年转入斯坦福大学,1950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并在那里待了10年之久。

熊彼特和哈耶克均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世界是如何运行的种种解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两个人都进行了极具创新的、过去从未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工作方式。两个人,尤其是哈耶克,都拥有一大批学术上的忠实追随者,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拥护者与日俱增。两个人都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并且都相信正是由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才导致了普遍的失败现象。同时,两个人也意识到单个组成部分或单个企业的失败,从整体而言,有益于其所在的整体系统。

熊彼特对于当时盛行的经济学观点――完全竞争是实现经济最优化的途径――不屑一顾。根据现如今大多数学生所学的经济学课本以及世界上许多政策权威机构所持有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完全竞争市场仍然被认为是理想化的市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某一行业的所有企业通过生产相同的产品,以同等的市场价格出售,并享有同等的技术条件。

熊彼特认为,相对而言,这种形式的竞争并不是很重要。他写道:“(重要的是)来自新产品、新技术、新的供货来源、新的组织形式的竞争……竞争所攻击的对象并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空间或产品销量,而是企业的根基和生命线。”换句话说,他认为了解变化的过程以及企业如何随时间而演变发展是影响现代经济如何取得繁荣的必要途径。

在此基础上,熊彼特认为,一定程度的垄断有益于完全竞争。他举了美国铝业公司的例子,认为该公司作为行业垄断者,不断致力于创新行为,以维持其垄断地位。截止1929年,该公司的产品价格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下降到了1890年价格水平的8.8%,但其产量却从原来的30吨增加至103 400吨。

哈耶克从一种更深的层面来抨击传统经济学理论。他的成就在于:从理论上而言,市场经济要优于计划经济。然而矛盾的是,传统的自由市场理论却无法说明这一点。事实上,纯粹的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两者的理想世界是相差无几的。

哈耶克指出,理想化的社会、经济结果并非仅仅遵循正统经济学的单个个体的种种行为,而是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也好,组织机构也好,都是通过自身的演变与竞争过程才得以实现种种令人满意的结果。处于某种一成不变的组织结构下的死板的计划经营获得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以某些特殊的行业为例,如面包烘焙业,说明生产者的利己行为往往会使众人受惠。20世纪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行为可以同时给所有的市场,而不仅仅是几个相关的市场,带来尽如人意的结果,到处都处于供需均衡的状态,不会存在尚未使用的资源。因此,高效、全面的结果得以普及,这就是我们所提到过的普遍均衡理论。

普遍均衡理论常被看做是用于成功展现自由市场优于计划经济市场的完美的经济学成就。但是正如哈耶克所意识到的那样,从理论的内在含义上说,普遍均衡理论其实是认为计划经济至少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保持着同样的效率水平,也许还有可能比自由市场略胜一筹。在普遍均衡的模型中,个人和企业拥有较强的收集与加工信息的能力。因此,原则上,计划经济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决策框架相比,有能力更好更及时地满足个体与企业的需求。

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之间,计划经济的观念在西方非常盛行。同样是在这几十年里,有关普遍均衡理论的数学研究结果首次出现。当时大多数学术文章里都提到过,一位无所不知的计划者,通过应用价格机制,来决定如何进行资源分配,其最终达到的效果会与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下实现的结果一样。但其对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更显平等。

哈耶克的才华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更贴近实际的有关经济如何运行的观点。在哈耶克式的世界里,个体决策行为绝对优越于计划性集体行为。分权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型也许无法实现最佳效果。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无从了解何为最佳效果,但是这种模型可以达到种种尽如人意的结果,使大多数组成部分甚至所有组成部分都从中受益。

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哈耶克认识中的世界。传统经济学理论把世界描述成高度组织过的机制体系:经济与社会都是庞大的机器,其行为可以被控制与预测。而哈耶克的观点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个体行为并不像是机器上的螺丝钉或齿轮那样是固定不变的。相反,他们会随着他人的行为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与预测都是行不通的。

真有趣,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哈耶克不仅理解而且还很羡慕其他学术成就的观点。人类学尤其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所有的社会科学里,他认为人类学造就了人类,并且使人类以一种明智的态度思考社会的发展,对哈耶克来说,“只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个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了解某个系统的整体运作情况设定了局限性。不管计划者如何精明能干,也不管他能收集到多少信息,在了解某个系统整体的运作过程中总会存在无法逾越的局限性。

弗农・史密斯在诺贝尔获奖文章中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组织的局限性。这篇文章刊登在2003年6月的《美国经济评论》上。这个例子就是:自从美国撤销了其对航线的管制后,所谓的“自行车车轮”体系应运而生。城市之间的直线航线为数不多,而大多数的行程都需要在一些小的核心机场进行转乘。史密斯将这种行为看做是“生态上的理性应对”行为。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能提前预测到这种组织结构会发展成这样。并非航空公司特别愚蠢,而是顾客事先并未预料到这正是他们所喜欢的体制。他们并不是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必须遵循一成不变的行为准则。在市场的实际发展中,消费者的偏好朝着他们所满意的体制而发展变化。随着对航线管制的撤销,不同种类的线路结构均被一一尝试过了,但是这种“自行车车轮”式的体系已经发展成一种有效的运作方式了。

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是在演变和竞争的过程中得以发现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单一美元货币的演变和进化,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试图通过中央干预,在欧洲实行统一货币的努力。某场比赛的制度或规则并非来自中央机构的强制性干预,而是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变化确立起来的。如今,美元横行世界,在每个国家都有极高的认可度,并且受到大多数人的热切追捧,这正是美国经济实力最强有力的证明。但情况也并非总是这样。就在不到l00年之前,美国国会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其地位也仅相当于英格兰银行或是欧洲中央银行。

在美国历史上,从四百多年前英国在美洲大陆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地,到20世纪初,各种各样的流通货币形式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盛行于美洲大陆。美元的垄断地位其实是近期才确立起来的。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美国诞生。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各州及其银行具备了发行各自纸币和票据的权利,各种形式的货币才进入美国的流通市场。截至l860年,流通于美国市场的、私自发行的货币的种类达9 000种之多,其中大约l/3都属于假钞。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国会曾多次(不少于6次)通过法案,允许包括法国法郎、西班牙比赛塔和英国英镑等外国货币作为法定货币在美国国内流通。

在美国,曾经两次试图建立起现如今我们已经相当熟知的中央银行,但均以失败告终。截至l840年,美国先后建立的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在经历了短暂的生命期后便匆匆退出了美国历史的舞台。之后,在经历了一段观望等待期后,直到l907年,联邦储备银行才得以建立。

在整个19世纪,美国作为最具实力的经济强国出现在世界舞台。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英国的两倍之多,而且人们生活水平也远远高于英国。然而,美国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是在多种货币并存的背景下发生的。

尽管缺少统一性货币的存在,美国的经济还是繁荣地发展了起来。事实上,美元的成功要得益于它自身的长期演变过程。美元并不是由政治精英强制执行下的产物,而是逐渐得到大众一致认同的货币形式。

相反,在欧洲,我们看到了中央决策者试图在比美国更具多样性的欧洲地区实行统一的货币形式――欧元。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不仅导致了欧洲经济的滞涨,还引发了欧洲地区极右派民族主义政党的增加。欧盟的主要成员国均与法西斯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虽然在他们实行欧洲统一化初衷的背后是避免历史重演的强烈动力,然而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本身就在为历史的重演创造条件。

一个成功系统的品质保证就在于它的创新、演变和竞争。这正是哈耶克和熊彼特传达给我们最基本的、数十年来始终具有光彩的重要信息。

熊彼特提出了所谓的“创新风暴的破坏性”,认为创新可以形成一股强大的风暴,淘汰掉那些陈旧的观点、落后的技术和设备。正如熊彼特所发现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如何管理现有的结构……而在于如何创建和摧毁它们”。他认为,创新的破坏性使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持续的进步和改善。

一旦我们对某一系统整体适应性与灭亡速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会清楚地发现,在一场大规模的灭亡事件之后的时期里,随着新的组成部分的进入,灭亡者的空缺得以填补,其组成部分常常具备较高的整体适应性。换句话说,在熊彼特提出的“创新风暴的破坏性”的观点中,灭亡所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就像在经济世界里,势单力薄的企业遭到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整体适应水平较高的企业。

  (摘自《达尔文经济学:企业的兴衰与经济危机的蔓延》,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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