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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优雅而温柔的生活

2009-06-01 14:50:00 来源:书摘 吴怀尧 我有话说

作为中国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和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爱侣,李银河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更是引发激烈的讨论。赞同她的人捧之为“英雄”,反对其观点者则斥责她的言论“无耻”。是非曲直,尽管目前难有定论,但有一

点却毫无疑问,倘若人们对她的了解和关注仅限这点噱头,无疑是这个时代和李银河的悲哀。本次访谈,旨在还原一个置身各种争论背后、作为普通女人生活着的李银河。

替漫骂自己的人难过

“喂――”声音低沉、急促并且警惕,似乎带着防备。“你们到哪了……对,就是这儿。”尽管之前已经通过数次电话,并且有过一面之交,但是,当我因路线问题致电李银河时,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显得谨小慎微。按照她的提示,七拐八绕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栋隐藏在北京大兴郊区的乳白色两层别墅。2002年起,李银河就择居在此。一条大狗龇露着白牙,微微低伏着前肢,趴在门口。“没事没事,它不咬人。”光着脚,穿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的李银河笑着打消了我的顾虑。“我现在生活很规律,一般不熬夜。早上起来后喜欢到院子里散散步。”院子里生长着怒放的月季花,阳光打在上面,红得有些晃眼。

“这些都是我种的。”她带着颇为自得的神色和笑意说。身为社科院社会学所家庭与性别研究室主任,李银河每周二都会去一趟单位,其他时间则待在家里,除了写论文和专著,就是看看电影读读书。而电影则是她的生活必需品,每天都会看一两部,已经养成了习惯,“要是没有电影频道,那生活质量就太低了。”对于现在的居住环境,她感觉满意且充满眷恋:“空气特别好,吃的东西也很新鲜,刚搬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自己院子里种菜,西红柿、茄子、韭菜什么的,根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菜。”

对于物质,李银河要求不高,“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在生活上,她崇尚节俭,从来不买名牌,“衣服都是四五十块钱的,比我们家保姆穿的还便宜――她一条裤子都200元呢。”平日闲时,李银河喜欢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随手翻看各种书籍。“好就看,不好就扔在一边,”或坐在计算机前,“有感觉就写,找不到感觉就停下。”有时候,她还会把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思绪写进博客。但是,某些网友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让她觉得无法忍受。“我真替他们难过。她摇了摇头,眼睛看着地面:“我的亲朋好友对我的做法都挺支持的。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也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

2007年2月4日,是李银河55岁生日。岁月无情,她的白发、眼袋还有抬头纹,已经清晰可见。“小时候,每年过生日总免不了感慨万千,随着年龄渐长,却变得越来越麻木。”她露出笑容,“我的生命在走向后半段,我急切盼望着60岁以后的生活。”

受父母影响最大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北京。其父是山西人,母亲是河南人,均为知识青年,抗战时相识于延安。革命胜利后随部队进京,后来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李银河兄妹4人,她排行老末。“大姐比我整整大一轮,老三也比我大5岁。”现在回想童年,她感觉很幸福,“非常和谐,而且不缺玩伴。”

“我们家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李银河说,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自己都能力拔头筹,无一失手。

说起父母时,她盯着一旁若有所思:“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他们。” “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李银河回忆,为了让自己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这些言传身教,对于十几岁的李银河来说,影响深远。

若干年后,当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她的某些观点大加讨伐时,人们很难看到她站出来反驳或者与之激辩,更多的时候,她会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1969年,李银河17岁,正是花样年华。然而,“文革”却把她裹进时代的洪流。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当她得知内蒙正在招人后,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在她看来,内蒙有军队编制,算是屯垦戍边,不像纯粹插队的知青。“就是当兵了嘛,我觉得挺光荣的。”

这一去就是3年。“内蒙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最让李银河无法忍受的是,她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说起那段生活,她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摇头苦笑。

1974年无疑是李银河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她被推荐到山西大学。“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

丈夫王小波

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京,李银河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少女的心弦被文字拨动。1977年,李银河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第一次见王小波,她微微有些失望――“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李银河

大学毕业后,李银河回到北京。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她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她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然而,让她措手不及的是,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她,聊了没多久便单刀直入,问李银河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李银河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此后不久,他们开始通信和交往。王小波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让李银河至今记忆犹新。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李银河的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这孩子“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李银河的回答总是明确而坚定:“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热恋时,她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李银河又笑了,脸上泛着柔情,“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的事情,我能接受。”

1980年1月21日,二人登记结婚。没拍结婚照,也没举行婚礼,两家各请了一桌。那时王小波28岁,正在大学读二年级,因为学生有规定不准结婚,所以两个人结婚是秘密进行的。当我问起王小波的缺点时,李银河想了好一会才回答:“主要体现在生活上,脏乱差,比较懒,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要踢他一脚才行。有的时候我回娘家去,他到两点还不吃中午饭,我就电话遥控,告诉他冰箱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我妈开玩笑说你以后就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省得他饿死。”

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

1982年,李银河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两年后,32岁的王小波也来了。在美留学期间,他们驱车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各国。在美国的4年,王小波基本上没有工作,只是在家读书写作,李银河下班回来后就忙家务、做饭。他们的好朋友丁学良在一篇回忆王的文章中感叹,“李银河真可谓是贤惠,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对此,李银河的解释是:“我不忍心让那样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1988年从美国回来后,李银河开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多一些,她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其中除了中国人的离婚、独身、自愿不生育等问题,还深入研究了一些同性恋的内容。此间,王小波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小说《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奖后,他干脆辞掉公职,当起了自由作家。

“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这几个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尤其关于性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足。”她说,这些问题自己好奇,“研究它们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对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也有所帮助。”

幸福时光让李银河沉醉,却没想到如此短暂。1997年4月10日,王小波发给李银河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北京风和日丽,我要到郊区的房子去看看了。”次日凌晨,王小波心脏病突发辞世。其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得到消息后,她“脑子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作响”。后来在《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悼王小波》一文中李银河深情写道:“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最幸福的人;失去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我最最亲爱的小波,再见,我们来世再见。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再也不分开了!”

当我问及私下李银河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怀念王小波时,她淡淡一笑,回答朴实无华: “在心中默默想他。”回首自己的前半生,李银河觉得平淡无奇,“跟小波在一起有点轰轰烈烈,除此之外,应该说是乏善可陈,也比较枯燥。”至于目前的状态,她觉得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学还比较喜欢,做起来有一些快乐;对文学无限向往,但是缺乏才能;也许最终发现,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观察四季轮回。梭罗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攀折一枝花朵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呢?’”――她语气平缓从容,似乎在问旁人,但更多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生命就像幽灵岛

见面那天,北京风大,颇有摧枯拉朽之势。李银河的寓所正在装修,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于耳。采访在二楼相对安静的一间书房内进行。午间的阳光透过玻璃,如同波纹一样在她脸上流淌,随着光影转换,这个“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看上去忽明忽暗,仿佛一条水草在湖底飘摇。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始终斜靠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手上还摆弄着一只铅笔,随意而旁若无人,但并不令人反感。

  吴怀尧: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你希望如何度过此生?

李银河: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吴怀尧:你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定居,为什么选择留下?

李银河: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无论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

吴怀尧:针对你的言论的各种批评,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与心情?

李银河: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想我所想,说我所说,如果碰巧有人喜欢,我引为同道;如果有人不喜欢,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抱负。

吴怀尧:今年2月初,你在博客上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压力,而使你不得不“闭嘴”,很多人都想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李银河: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些涉性观点引来很多评论。有的网友就写信恐吓我,说我为同性恋说话会下地狱,还给我寄来一本讲地狱如何恐怖的书;还有人跑到社科院施压,跟我们领导讲不能让我乱说,院里顶不住了,担心大家误解我的观点就是社科院的观点,所以就让我尽量少说。

吴怀尧:你的一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在西方可能并不新鲜。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在理论创新方面,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银河:在理论上我没有太多的抱负,毕竟理论上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现在所做的,更多的是传播观点和经验研究。

吴怀尧:据我们了解,你即将有新作问世。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和你以往的作品有何不同?

李银河:我之前的作品都很沉重,而这本书相比之下要轻松得多,是一本表明我生活哲学的随笔集,并且收了一些博客里的文章,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吴怀尧:当王小波成为现象后,有一拨人在文风上刻意模仿他,对此你怎么看?

李银河: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

吴怀尧:古人说四十不惑,我发现在你的文章中“生命”这个词出现较多,现在是不是对此感触很深?

李银河:生命都是很偶然的东西,人类在宇宙中也是很偶然的。我愿意用幽灵岛来比喻:生命就是幽灵岛,它在大海上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其意义并不比一座山或者一棵树大。有一阵我都不敢多看星星,因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咱们这个地球不就是这群星星中的一颗嘛,人就像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几十年就死掉了,无影无踪,就跟没存在过一样。这些东西想多了,非常恐怖的。

吴怀尧:爱情常常是不可预知的,你还会结婚吗?

李银河:如果有人想问我会不会像封建时代的妇女那样守活寡,我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如果说生活中有新的遭遇,那为什么不可以呢?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没结婚,是不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这些,以后我写回忆录时就会真相大白,现在还是留个悬念吧。

  (摘自《贡献者:怀尧访谈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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