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一生经历了中国沧桑巨变的一百年，见证了三个历史性的巨大变革：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位重要设计者和推动者，他无比欣慰地参与和看到了中华民族在雪洗百年屈辱以后实现的伟大复兴。
思想解放的先驱
薛老自学成才，早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调查。上个世纪30年代，薛老作为左翼经济学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积极探索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实际经济工作，成为财经工作的领导者。建国以后，他成为多个重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三大改造”，可以说是最早为中国计划经济和公有经济奠基的参与者之一。这些“骄人”履历并没有成为禁锢他思想的枷锁。在“文革”中，他开始对僵化的命令经济体制以及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产生怀疑，并进行了默默的痛苦的思索。
薛暮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薛老就不屈不挠地对计划经济进行了批判。1979年，他发表了系统总结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对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此书发行1000万册，成为我国广大干部群众经济体制改革和坚持正确发展方针的启蒙教材。
薛老最早提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他主张在控制货币发行的前提下尽快放开价格，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1980年9月，他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开创性地提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薛老认为，社会主义不能追求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多次提出要允许公有制经济以外的经济成分合法存在。他呼吁，积极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对那些可以由私人经营的行业，公有制可以退出；可以将现有的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公开拍卖；有些企业可以试行租赁经营；对竞争性行业可以试行股份制。他主张放开农贸市场，在农村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准许农民在城乡之间长途贩运，还为推动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出很多政策主张。他曾经说，我们既然要大力吸引外资，为什么就不能大力发展中国本土的私营经济?
薛老从中国传统经济学的播种者和计划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转变为僵化经济体制的批判者和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思想解放。
坚持改革的砥柱
正因为薛老是从思想深处认定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所以尽管几次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尽管也有几次他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但他坚持改革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薛老是个性情恬淡、为人随和的人，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态度从来十分鲜明。特别是在改革的关键时刻，他常常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亮明自己的观点，决不退避和隐忍。1989年以后，有些人对改革的正确方向产生怀疑甚至大加责难。他们声称要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并且把市场化改革当做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部分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这些文章把某些经济决策的失误，归咎于改革“过分推崇市场机制的倾向”；把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制度直接联系起来，提出改革到底姓“资”姓“社”的问题。这时候薛老再也坐不住了，他大声疾呼：“我们改革的大方向没有错，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道路没有错。”
1990年7月5日，薛老参加了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会上，就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薛老在会上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觉得言犹未尽。会后，他以一种“这个时候我不说谁说”的历史责任感，奋笔疾书给江泽民同志。在信中，他说：“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东欧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些零打碎敲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向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当这些国家的领导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时，却发现群众对依靠现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不愿给予起码的支持，因而追悔莫及。”
学者风范的领导
薛老解放以后就一直身居高位，但他给人的印象从来是学者多于领导。在日常生活中，他甚至给人“书呆子”的印象。朱?基同志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上回忆说，薛老工作和研究都十分认真出色，但生活能力似乎比较差。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时，每个人发了一个供开会时用的“马扎”。开会时薛老不知道怎么用，竟然坐在腿朝上倒放的“马扎”上，一时传为笑谈。
不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薛老却是一位大师。他在承担繁重的经济领导工作的同时，一直孜孜不倦，笔耕不止，留下了丰富的著述。经济界官阶之高如薛老者，著述的数量可能无人能够与他比肩。
薛老的所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亲自撰写，晚年患帕金森综合症后，他不能握笔，才开始配有助手。但是，助手不是枪手。在我协助薛老写作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止他深邃的思考，他的头脑从来没有丝毫的倦怠。我们根据他的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后，他会仔细认真地和我们讨论，或提出补充意见。不经过他精心修改，任何文章都不能随便发表。
有一段时间薛老身体不适，无法坚持工作，他宁愿把已经写好文章长期搁置，哪怕报刊和出版社催促得再急，也决不会把不经过仔细过目的文章发表。后来曾经有人建议薛老根据改革开放中的经验和新的认识再系统地写一本新书，但是他认为身体已经不许可，不要勉强。他放弃写一本系统阐述他的改革经济思想的著作的打算，坚持集中精力把回忆录写好。薛老严谨治学的精神，是我们这些后辈的楷模。
温良敦厚的长者
我近距离接触薛老时，他已经离开了领导岗位。平日，他似乎永远是一位慈善可亲、笑容可掬的老人，有时你会觉得他像一尊佛。据一些薛老的老部下说，他在位高权重的时候，也是一样慈祥、温和。好像没有什么人记得他发过脾气。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印象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好像是靠脾气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形象的，没有脾气就不像领导，脾气常常随着地位往上涨。薛老却从来是不怒自威，给人以一种特别令人敬仰的厚重感。
薛老即使和我们这些晚辈谈话，也十分认真，决不随意打发。每次我去他家谈论写作的事宜，他都要作一定的准备。后来他的精力越来越不济，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在薛老病后，有次他的小女儿薛小和跟我说，每次客人来家要谈经济问题之前，父亲的思想就很紧张，客人走了以后父亲往往很累。
薛老有着“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谦谦君子之风。这可能和他出生于江南一个颇有名望的开明士绅家庭有关。他的父母知书达理、和善豁达。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薛老的家庭成员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交往。薛老的夫人罗琼同志是一位资格很老的老革命，曾经作为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解放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待人也十分和蔼。他的子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继承温良敦厚的家风，在社会上有着很好的口碑。
（摘自《李剑阁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定价：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