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全球雄心
“我们可能创造新的标准。”在大多数时刻，田溯宁总是雄心勃勃，他相信中国的宽带用户超过1000万时，中国将可能变成世界通信市场的主导者之一。美国智囊机构的兰德
在田溯宁的坐标中，伟大的企业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他无比着迷于时代、伟人与雄心的单纯故事。在网通公司的一份内部讲话中，他还提到新一代中国企业正在扩张的力量，其中包括他那位过分沉稳的朋友杨元庆，杨元庆使联想集团成为亚洲最重要的pc制造商，而他最近最热衷于思考的问题是国际化，在联想变换标识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称在3～5年内要使海外市场的收入比例提高到25％～30％。
过去的这些年中，国际化成为中国商业世界最热衷的话题，对于本土化议题热情相对减弱，暗示了中国企业日益增长的信心。就像TCL的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喜欢的思维方式，既然韩国的三星与LG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TCL为什么不能把手机与电视卖到越南与俄罗斯去。
遗憾的是，在中国的商业世界，他们缺乏同行者。尽管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对商业的盲目崇拜，但商业却从来缺乏其真正的意义与使命，它仅仅被理解为财富积累的数字。对中国最闪亮的企业明星而言，他们或许在热情地谈论全球化，却很少思考公司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与几年前的dotcom不无相似――人人相信它是一股不应错过的潮流。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在大多数时刻，与中国杰出企业家的谈话是乏味的，他们缺乏与那些已获得的荣耀相匹配的智慧与雄心，当视野离开自己的公司转向更广阔的行业背景(更不用说社会背景)时，他们的思考更显苍白。
尽管对于商业根本意义的探讨至今仍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满足了人们冒险的欲望。经济学家熊比特甚至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视做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础，当那些雄心勃勃的探险家与国际贸易贩子变成了办公间循规蹈矩的文员时，资本主义的覆灭之日就已到来。而另一点对于近代商业成长同样至关重要，即它需要相应的智力源头。经济史学家相信，工业革命的智力起源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建立科学的倾向”与理性原则，塑造了近代经济世界的雏形。在回顾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扩张期时，你会很容易发现，它的智力源头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未来学研究，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是今日美国商业世界的最好的预言。
张维迎，中国最重要的企业理论研究者在2002年参加亚洲企业家年会时不无忧伤地发现，尽管中国经济是所有参会人谈论的焦点，却没有中国企业家入选亚洲最佳企业家。这个简单的插曲，暗示出中国经济的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中国企业却并未起飞。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家张军发现，印度维持了中国一半的经济增长，但它最大的私人企业Tata Group的销售额在1995年就达到了72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希望集团在1999年的销售额不过6亿美元。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靠中国自己企业的经营表现，而是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持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持续增长的直接投资”。
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中国企业家创造了历史，不如说他们被一股更大的历史潮流推向了舞台中央，与其说他们独自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不如说他们在整体迅速增加的财富中侥幸地分到了更多的一部分。在繁荣年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好的表演者，但只有危机时刻才能真正检验一个领导人。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中国商业世界的种种不足，包括商业精神中至关重要的冒险精神与创新意识，我们更缺乏培育这种精神与意识的智力源头，尽管商业常常是行动的意识，但思想却起到决定方向的作用，伟大的商业领袖尽管并不需要是哲学家或是思想家，甚至不需要读过什么书，但他却往往拥有预言家式的直觉，就像亨利・福特深深意识到美国式的人人平等精神的重要性――为此他要为所有人生产T型车，而这一点就是智力源头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当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一个世界性的舞台竞争时，一切弱点就会暴露得更加鲜明，那些令中国企业在国内取得成功的很多方法将会失效。这时候，你就需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雄心，这种雄心往往来自于天性中对荣耀与冒险的偏爱，他渴望使世界变得不同，他相信自己能为这世界增加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所幸的是，当世界变得如此之小时，所有国家的杰出成果都可以变成中国企业家的智力源头，但就最终而言，它仍需要本国的智力储备的发展。
凡雄心勃勃总是令人陶醉，但对于中国新一代商业领袖而言，他们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成功背后的某种偶然因素。当全球性的竞争来到眼前，当中国的整体经济环境恶化，他们的考验才会真正到来，他们在心理与智力上的准备仍过分不足，他们对于商业行为所带来的真正的荣耀、权力与冒险，还没有完全学会欣赏。
大师，还是巫医
在过去的几年中，管理学成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学科。彼得・德鲁克，汤姆・彼得斯，迈克・波特，在中国社会赢得了摇滚明星一样的声誉，他们的著作在街头的报摊与学术性书店内都随处可见。在中央党校的书店里，紧挨着马列主义名著的是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那些在9・11与安然事件引发的商业危机中束手无策，并与明星CEO一样大幅缩水的管理大师们(其中有些是更早过去的)，在中国寻找到了荣誉与尊敬。
三个主要原因造就了眼前的现象。首先，时代的风尚已经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使哲学家、小说家与诗人站在舞台中央，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老大哥或是60年代的解放军一样。而90年代则是商人的时代，社会的能量被转移到制造财富的领域。于是德鲁克、彼得・圣吉们取代了萨特与尼采，他们要肩负起给新崛起的商业社会赋予意义的责任。
其次，对管理大师缺乏鉴别力的欢迎，反映了中国商业阶层对商业的技能饥渴与巨大的焦虑感。当他们发现国际潮流越来越不可阻挡，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他们自身又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时，他们本能地借助一些显而易见的符号，就像中国企业家如此热衷于为最新的管理书籍作序(这一点在今日的台湾社会仍然盛行)。
第三，这种焦虑感很快传染给整个社会。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是价值观的混乱。一个旧传统已经日渐死亡，那些陈旧的知识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与国际化的社会，而新传统尚未建立起来。于是，管理学知识与互联网技术，成为人们理解中的新社会代表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单一化造就了整个社会心理的盲从性。
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两位《经济学人》的记者约翰・迈克莱维特与阿德里安・伍德里奇将管理学大师称做“巫医”。知道为什么雷伯特与科特都不喜欢Management Guru（管理大师）这个头衔了吗?他们的新思想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理解，他们正在为商业社会寻找更好的游戏手段，但是，如果你误以为他们的每一个理论都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都将“改写规则”，或是“帮助你重新理解世界”，那么他们就变成了真正的“巫医”了。
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
“企业家”这个词正在变成一种新的审美疲劳。是什么原因令我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本能性的抵触情绪?他们被谈论得过多了。这个群体被赋予了他们不该有的意义，商业作家吴晓波在他最近的新书《被夸大的使命》中说：“在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期许以及这个财富群体的自我膨胀即将达到顶点。”的确，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企业家的过分迷恋已经成为新潮流，在多年的物质匮乏之后，中国人对于财富产生了罕见的饥渴感，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人充满羡慕与嫉妒。在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大学生、娱乐明星之后，企业家成为了新的风尚代言人。你不得不承认，张朝阳、王石们上世纪拥有的影响力，与朦胧诗人在80年代的号召力颇为类似。而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的竞争被粗暴地解释为企业的竞争，而企业家则成为这一新的战场的领导性人物。他们还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味道，他们被视做推动中国共产党改革的新生力量。
正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被过度诠释之感。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熊比特天才性地将企业家视做经济发展之源，他们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英雄，他们精明、雄心勃勃、无所畏惧、有远见。但简单地将这种描述平移到中国语境内却行不通。在这个只拥有20年商业传统的社会中，他们被突然推到了前台。一直以来他们为自己的生存疲于奔命，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充满机遇，如果运气得当，或是胆量足够大，他们会获得超出自己意料的成功。但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他们甚至无法解释自己的成功之处，他们尚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哲学，更没有传统可以承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对社会事物进行发言。如果你试着与他们交谈，你会发现大多数人言语乏味，见识平常。对于这一点，张朝阳相当诚实地说：“我刚刚摆脱生存的压力，或许再过上几年，我才会思考更长远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在每一次论坛上都见到的那些熟悉的面孔，他们的思考与谈话能力很少给人以新意，我也受够了我的同行们对于企业家们事无巨细的报道，拼命地为他们的行为寻找更深的理论依据。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能够引导与表明这种变化的绝非是今天意义上的企业家。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群体的出现，他们的职业不同，但他们的思维与行动方式是知识分子与实业家的结合体，他们拥有前者的思维与后者的实践能力。按照20世纪50年代那个充满激情的个人主义者爱因・兰德的说法是：“他们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是文艺复兴之父，是工业革命之父，是科学之父，是个人主义之父，是资本主义之父……”
这听起来是不切实际的感慨吗?或许是的，但我想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意思。让我们跳出那个故步自封的小圈子，将触角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如果我们的企业家真的试图承担熊比特所描述的使命，他们决不能只谈论自己，我们也决不能只谈论他们。他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成功的偶然性，而我们则要祛除那深入骨髓的轻浮的时髦心态。
（摘自《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