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现在国家和不少企业都意识到“中国制造”的模式带来很多困境，比如说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很低，创新性也很低，加工耗费了那么多的能源，用了那么多廉价的劳
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很多人提出要产品升级换代，要提高技术含量，要“中国创造”而不仅仅是中国制造。这种说法从原则上看是对的，应该这么做。我们的工人和普通人付出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成本，我们付出了河流、森林和土地，但是我们得到的利益极少，我们不过是给别人做加工，还要承担污染环境、消耗能源的代价和骂名。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谈产品的升级换代，逻辑跟西方国家几乎是一样的，西方国家把那些消耗性的生产都转到我们这里来了，现在我们是否也要走他们的老路，像他们那样把这些东西从沿海转到内地，从中国转到其他更欠发达的地区？当年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都为西方做过加工，后来做大了，就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用他们的廉价劳动力，用他们的资源……中国能否探索新的道路？如果能够，全世界都会获益。
过去几年，我们谈产品升级换代，呼吁加强社会保障，国家对此比较重视，新劳动合同法、最低收入标准都出台了，新的医疗保障制度也在重新制定之中。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已经不是最低的，一些产业向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转移，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低。这次《劳动合同法》公布实施后，韩资企业跑掉一大批，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产业转移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迫的，转移的过程有时会给社会带来很大伤害。过去第三世界很多国家为了招商，辟出一块地方招商引资，空降的企业来了，为它们做了很多事，有一天它们突然撤走了，这个地方曾经繁荣一时，可马上什么也没有了，生态、环境、社会组织，什么都被破坏掉了。
中国有个传统，特别在毛泽东时代，即很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目前中国和西方有这种那样的矛盾，如果还走西方这条路，将来难免跟第三世界国家会产生类似西方国家的问题。西方总是拿非洲问题做文章，他们的指责大多数是不公正的，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是由国家主导而不是市场主导，大量的投资和援助集中在基础建设，如坦赞铁路，公路、桥梁，欧洲殖民主义者从来没有认真做过的事情，我们在那个时期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但是，现在的模式与当时有了巨大差别，市场驱动是不可否认的动力，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石油，当然还有市场潜力，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我们怎么能够避免重复西方殖民主义走过的道路？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该怎么走？如果中国人不忘现代历史上的那些惨痛经验，不都被眼前的利益驱动，就应考虑是不是要重复曾经使我们十分憎恶的历史。做这样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屈服于没有道理的指责，比如中国的产品相对便宜，但便宜的东西不能说就是坏的。去年10月我在日内瓦参加一个论坛，非洲一个很著名的导演对西方人士说，“你们总是批评中国，但是欧洲过去是殖民国家，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非洲，而中国跟非洲的关系那么长，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你们现在才关心中非关系，那时候你们在哪儿啊？你们欧洲有这样那样的质量标准，可你们的产品我们非洲人消费不起。”这是非常正当的批评。但现在好和不好的两面在转换，在升级换代的过程中，我们会加入新的分工，也就意味着我们一方面要非洲的资源，另一方面我们产品的价格会逐步提高，如果就按照这个逻辑发展，我们也就不能再给非洲大众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了，就又跟欧洲差不多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要不要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寻找一条真正不同的道路？我们到底在设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上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历史，而且是这样古老的文明社会，它的世界观本来与现代资本主义那种惟利是图的世界观是有所不同的。虽然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对现代性的讨论有了不同的视野。过去我们讨论现代性，无论是说中国处在后现代还是处在前现代的那些人，内心都有一种焦虑，就是我们还不是现代的，如果这种焦虑过于强烈的话，我们很可能提不出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性看法，从而忽视了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因素。例如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有60% 到70% 的农业人口，现在的问题不只是解决农业人口的吃饭问题，还有农业社会的基本网络被破坏，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科学需要多少智慧？我们都在讲科学，却没有智慧。发展的逻辑是完全科学的逻辑，这个逻辑破坏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毫无智慧可言。我是江苏人，简直想象不出长江边上鱼米之乡的太湖会大面积暴发蓝藻，会出现整个流域的土地板结，这种发展跟智慧毫无关系。即使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也不符合我们的眼前利益。北京现在是1800 万人口，据说它的规模将来要达到三千多万人口，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沙丘逼近北京，北京50 年后将是严重缺水城市，我们现在建这么多的大楼，很难设想，一旦没水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发展跟智慧没有任何关系。智慧对我们来说都是传统的，我们可以说老子、庄子，在一定程度上说孔子有智慧，是智者，但他们都不是科学的人。那些智者、那些生活的智慧对于我们的生活还有意义没有？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宗教都是古典智慧的源泉，这些智慧与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关系？
人需要多少现代精神？就中国来说，现代精神的追求，从19 世纪晚期以来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我们当然特别需要现代精神，但我怀疑现代精神现在有可能过多了，也会面临物极必反的危险。当发展对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时，或者利用生物技术试图对人类自身加以改变时，现代精神的这些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错误的发展趋势能否得到制止，现代精神本身是否具有修复它所造成的损害的能力？这是我们要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比如关于环保的争论，科学和智慧的关系也是连带着的。有科学家说，我们为什么污染呢？就是因为我们太穷了，所以要发展，我们只有发展了才能解决污染问题，这个逻辑是循环的逻辑。在这些问题上，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国家是有差别的，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些差别；但是另外一方面，从这些问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处在同一个平面上，没有人可以置身局外，阶段论只是说我们与西方、与非洲的关系处在不同的位置，并不代表西方是我们的明天，也不代表我们是非洲的明天，我们要考虑的也许是我们要创造自己的明天，我们并不需要走向他们的明天，如果硬要走的话，很可能后果是很糟糕的。这是批判性的现代性思考在今天变得非常必要的原因。
现在说的全球化只是指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以它带动的所有以发展和资本增长为中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说不上是真正的全球化，因为它是以隔绝为前提的，什么时候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了？所谓的全球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全球化。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也跟讨论现代性问题一样，先得把全球化这个词的魔障打掉才行。如果不打掉，我们就只是所谓的“保护主义”。一个社会形成自我保护并不等于拒绝全球化，必要情况下当然要保护。用全球化的名义解构所有的主权、社会保护和社群，是很成问题的。
现在的全球化其实是开放和封闭并存的构造，是垄断性的构造，所以就跟现代性问题一样，我们需要讨论另一种全球化，或另外多种全球化。比如生态和社会保护难道就是封闭吗？抑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我们都置身在同一个空间里。很多人把社会运动、批判运动说成是反全球化运动，我觉得不太对，它们其实是另类的全球化运动，并不是简单地要回到封闭。我曾提出以 “另类全球化”概念替换流行的“反全球化”概念。那种把对全球化的批评等同于自我封闭的说法是典型的意识形态的说法，它把说话者先定位在全球化的立场上，然后把别人贬低为保护主义或封闭主义。对垄断的结构不反抗是不可能的，但反抗并不等于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原有的全球化。如同前面所说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我批评你的现代性，并不等于我是封建专制、是黑暗的中世纪，我也是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没有按照所谓的“现代性”的逻辑绘画，就是中世纪吗？他只是跟你不一样而已，但他同样是现代的。这个问题有待于展开。这里面蕴含的智慧是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智慧。
(摘自《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49.00元。原文是作者接受方晓风、陈岸瑛、田君的专访，本文删节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