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时尚・前卫・性感

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原名张发宗，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父亲张活海是洋服专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于香港的中环开设洋服店，售卖的款式都是当时好莱坞最新的时尚，因此特别受到影剧界艺人欢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演员加里・格

我不想做明星，因为我已经是，我希望做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

――张国荣

早年的张国荣，无论是日常衣装的打扮还是唱片封套的造型，都流露时尚的风格和大胆创新的美学形态，他曾经说过，早在很久以前(约上世纪80年代)已经爱穿着牛仔裤和背心上台演唱，但这种过于前卫的装束，跟当时社会普遍要求歌手隆重的打扮背道而驰，因而遭受非议和排斥。事实证明，张国荣的衣饰观念比同代人走前了一个世代，不但具有西方流行音乐和时装文化的感觉，同时也敢于尝试、超越和挑战大众约定俗成的习惯。一些造型，在当时已引来无数的模仿者，而隔了这些年月的距离，却仍没有落后或过时的感觉。由此可见，张国荣的衣饰品位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历久常新。马伟明甚至概括地说：“他摩登、前卫、性感，永远自信十足，很喜欢表达自己，以服装为例，他不会介意别人的看法，认为在台上好看的，他就会尽情表现自己，别人的眼光他不会太在乎。”“衣饰”对张国荣来说，是演艺工作的需要，亦是表现个人潮流触觉的美感体验和突出自我形态的真身再现，例如众所周知，张国荣喜欢穿“红”，亦是少数被公认穿得好看的艺人，那是由于“红色”并不是人人受落和穿戴得起的颜色，它的霸道和明艳，如果没有张扬的个性是无法穿出味道的，但张国荣的“红”，却体验了典雅的成熟美、飞扬的动感与气势，同时又散发让人充满遐思的情欲想象。到了后期，“衣饰”更成为张国荣“性别”身份的再造、个人阴柔气质的盛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他，穿得更随心随意，以歌曲和音乐录像阐述人与衣饰彼此解放的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张的步法走得更前更远，遭受抹黑、攻击和非议的压力更大。

变动的色相・异质的身体

所谓“异质的身体”，就是脱轨和超逸于社会异性恋霸权意识的非男即女的规范，非常态的、非主流中心的、非实用功能的，属于被排斥和否决的他者，甚至捣乱律法常规，挑战道德和宗教禁忌。我之所以称之为“异质”，在于它的驳杂不纯与变动不居，以及被处于边缘和打压的状况，而且每每威胁主流主体存在的合法与合理(因而必须消灭)!

张国荣拥有“异质的身体”，这个“异质”的来源，不独源于他自称双性的身份与同性的倾向，也来自他从出道以来在光影里、舞台上，扮演无数踩在正邪边缘的人物造型，从早期的电视片集开始，便已经常常以不良少年的形态出现，其后80年代主演的大部分角色都属于反叛青年、不羁浪子或负心的人；及至20世纪90年代，张的色相进一步“异色化”，无论是《家有喜事》(1992)的camp样喜剧，还是《霸王别姬》(1993)的易服悲情，更造就了他“异质”的风貌，其中更以《金枝玉叶》(1994)、《色情男女》(1996)、《春光乍泄》(1997)等作品，达致异色的高峰。

人们在讨论后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时，“肥胖者”与“男同性恋的人”同是被歧视的类别，因为他们既不合乎现代身体美学的原则，即纤瘦和纯净，而且背向经济向前发展的规律，如肥人代表食物的浪费，同性恋者象征病毒的污染，性向的“异常”带来“病变”的躯壳，世纪绝症是对于犯常规者的惩罚。

张国荣的情色，也表现于他的身体美学与政治，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战场，例如由他亲自执导的音乐录像《梦到内河》(2001)，便经历了被打压的命运，影片内大胆呈现的“男体”，被定性为“意识不良”、“鼓吹同性恋”而遭受警告和要求删剪，最后被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正式禁播。张国荣的性别形象，再度引起争议。

张国荣

2001年5月张国荣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访问，在谈到《梦到内河》的录像被禁播时指出，他明白电视台与观众对男性情欲的恐慌与抗拒，但他仍愿意冒险尝试。站于逆流里的张国荣却“以身试法”、“身体力行”，借流行音乐的影像媒介，寻求建构一幅充满男性阴柔躯体美学意识的地带。

如果说《梦到内河》的音乐录像触碰了公众恐慌，那么电影《金枝玉叶》却是张国荣以个人的异质色相，颠覆了这部电影原有的恐同意识。《金枝玉叶》讲述音乐监制顾家明(张国荣饰)与歌星女友玫瑰(刘嘉玲饰)的感情日淡，适时歌迷林子颖(袁咏仪饰)女扮男装应征乐坛新人，进而搬入顾的家中，二人的情愫勾荡起“gay”(同性恋)的疑惑，最后子颖穿回女装，与饱受性向焦虑折磨的家明拥在一起。从剧情的大概可以知道这是一部爱情童话，以流行音乐工业与偶像文化的花花世界，缔造公主与王子快快乐乐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只是当中没有巫婆或魔法，只有“性别疑云”，使童话看来充满刺激和惊心动魄。而所谓“性别疑云”，其实是异性恋中心主义的变奏，王子不可能爱上男人，这个公主不过是女扮男装的易服者，最终还是会还原回女人的身份，而王子的性向疑惑，不但是短暂的，而且是恐同的，因此电影最后的一组镜头，是袁咏仪穿上在戏中唯一一次的女性衣裙，竭力追赶王子的身影，而王子最终拥在怀里的仍是一个女体。由此可以看出，《金枝玉叶》的“同性疑云”完全是商业噱头与剧情的点缀，而且处处流露褊狭的性别观点，例如片中时而是“一男一女”的调情，时而是“男男”的两情相悦，尤其是张国荣的酷儿身份，他的异质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为这部恐同／反同的电影点染异质的情调。换转另一个角度想，如果这部电影不是选用了张国荣，而是别的男(直)演员(譬如说黎明或梁家辉)，相信这些异质层次定然会荡然无存，几场男男／男女的调情画面与性向疑云只会流于平面和单薄，落入约定俗成的规范里，没有张国荣异质风格引起的挑动，《金枝玉叶》也会沦为一般商业噱头的电影，而再无可以深入讨论的价值了。

又如片中分别由曾志伟和罗家英饰演的男同性恋人角色，都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充满丑化的痕迹，用以制造笑料，完全符合大众揶揄的形象，而张国荣并不认同这些处理，并曾对电影的恐同症作出批评：

我觉得香港人对gay的处理太过喜剧化，太过丑化，我觉得并不需要如此……志伟在戏中演得很好，但其实最适合演的不是他……最好是由我一人分演两角，identical twin（如同卵双生双胞胎），两个人各走极端，一个人是另一个的shadow（如影相随的伙伴）……既然我在《家有喜事》可以做到camp（忸怩作态），《金枝玉叶》也一样可以。

这段访问很有意思，一方面看出张国荣对香港电影的批判，另一方面却显现了他个人的自信与自觉，敢于借用“自己”来冲开社会文化的禁忌，如果如他所言，由他主演电影中曾志伟那个同志的真身，相信整部《金枝玉叶》的性别层次会完全改观；可是，主流的商业电影只会以“同性恋”题材作为招徕，绝对不能容许它变成主体，而早被确认酷异身影的张国荣，在这种氛围内亦只能被选派一个恐同的角色。在这样的限制中，张能做的便只有发挥个人的异质本能，打开霸权和禁忌的缺口，为电影髹上一层吊诡的、引人遐思的“男男”色调。

《金枝玉叶》未能让张国荣“光明正大”表现他的“男同志特质”、而要借用一个恐同的面具暗藏叛逆的意向，到了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张国荣的“同志恋人”才名正言顺登场。《春光乍泄》是张国荣继《霸王别姬》后再度饰演男同性恋者的角色，所不同者在于电影的故事场景不在虚幻的京剧舞台，而是充满南美风情的色欲地带――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异域的空间，似乎更能配合张国荣的异质风格。故事讲述张国荣饰演的何宝荣与梁朝伟饰演的黎耀辉为了解决双方胶着的感情，带着护照流浪到偏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沿路一面争吵分手又一面缠绵复合，情感的旅程隐含文化身份的探索。张国荣在这部电影的同志角色，其实一点也不讨好，他不但任性专横、无赖泼皮，而且占有欲强，却风流成性，不断伤害对他矢志专一、关怀备至的黎耀辉，最后更自食其果，落得独抱空枕、形单影只的下场；然而，张国荣演来依旧魅惑姣媚，充满情欲的挑逗性与诱惑力，无论是戏内的黎耀辉还是荧幕下的观众，都对他又爱又恨，欲合难离，为“同志恋人”的面向增添了无限遐思的可能与瑰丽姿彩，他的异质形态，见于色相，也见于“身体”的赤裸呈示。

张国荣一直以来都不是评审眼光关注的演员，有时候甚至被认为由于得天独厚的外貌条件，做戏便无须费力，部分论者更将戏内角色误作演员本人的个性，完全忽略和否定了张国荣个人努力的功夫。对于这种偏见，张国荣曾经提出反驳：“我十分不明白，为什么每当一个演员把角色演得好，别人总是说某角色是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吧，他们又何曾想过其实是这个演员演得好呢。我想除非是演回自己，没有一部戏或一个角色是真真正正为某演员度身订造的，因为一部戏有很多东西是编剧和导演的思想，故只能说演员只是做到很接近角色，但是演员绝对不是角色，故绝对不能说成是度身订造。”可是，不被奖项认定的演艺，却在生前或死后不断被反复强调是“不可替代”的演员，从十二少、景生、顾家明、何宝荣，还有阿飞、程蝶衣、宁采臣，等等，都被认定是非张国荣无法演成的角色，这中间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不得不令人感慨；或许，是张国荣的异质特性使他被摒弃于体制以外，无论这个体制是社会的性别规范，还是电影工业评审的标准，都因为他走得偏锋，而被严苛对待，他那异质的身体、异质的性向，都是被打压的根源!正如芭特勒所言，“性别”的界定指向“人”的价值界定，一旦性别或性向出了问题，连带作为人的基本存在也会受到质疑；如果张国荣不是酷儿演员，也许他的际遇会平顺一点，也无须时刻面对公众媒体庞大的争议。当然，没有这些酷儿异质，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也不会那么丰富多彩，再者，他留下的光影形象，早已超越奖项的认受标准，是“时间”无法限制或使其褪色的典范。

　　（摘自《张国荣：禁色的蝴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