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社宣布了“改正”我的“错划”右派问题，即把我的关系介绍到湖南省出版局。其实，已经一个多月了，我每天在出版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上班”，把《鲁迅回忆录正误》的书稿作付印前的最后处理。这时候正式调来，我的身份由社外的作者变成了本社的编辑，不过具体干的还是继续处理自己的书稿。
省出版
我在想，既然建立了鲁迅研究编辑室，第一本就发我自己的书稿是不恰当的，应该首先发一些更权威、更有分量的书稿。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冰封的支持，由他带队，我们到北京、上海等地去组稿。
在北京，我们先去拜望了孙用先生。孙先生不顾77岁的高龄，陪我们挤公共汽车，去拜访楼适夷、唐?和戈宝权。戈家住在干面胡同大楼的六层楼上，孙先生也陪着我们往上爬。那情形至今想起仍令人感动。
我们访问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此前一两年的时间里，我同鲁编室主任王仰晨通信很多，这时才第一次见了面。在这里，我还结识了包子衍，他是从济南一所中学借调来鲁编室的，浙江人，在山东大学读书时被划为右派，他后来在上海社科院工作。老包在鲁编室注释鲁迅日记，他很热情，同我谈话谈了很久。
我们还去看了冯夏熊，约他把他父亲冯雪峰的文章编个集子，由我们出版。
我们的第二站是天津。李冰封的大学同学邹明，跟我一见如故，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初相见的那天，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鲁迅传略》的初版本送给了我。这书我自己是早已没有了。他和他爱人李牧歌都在天津日报文艺部工作，编《文艺》双月刊。这以后，我常常写稿过去，寄去的稿子他都帮我登出来了，包括别处的退稿。
在上海，我们拜访了一些作者，还去虹口公园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去参观的那天正是闭馆休息的日子，我们去交涉，说是外地来的，希望给予便利。那几个工作人员听到冰封叫我的名字，问明了正是《鲁迅传略》的作者，立刻表示可以通融，请我们到会客室坐下来。馆里的负责人也来了，陪着我们讲话，让人去找那掌管钥匙的人，不巧没有找到。接待的人略带一点歉意地说：没有钥匙，就不能走平日参观的路线，得从楼上绕过去，不过要看的内容全部都可以看到。他们陪着我们到各处参观了一回。还到离纪念馆不远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去看了看。过去从鲁迅的文章书信中我知道的一些事物，算是在实地得到了印证。这一回参观，也让我得到一点点宽慰，在身负恶名脱离专业23年之后，还有人对朱正这个名字留有印象，愿意友好相待。
京津沪一圈跑下来，编辑室确定了第一批的发稿计划。
一本是冯雪峰的论文集《鲁迅的文学道路》，冯夏熊编。冯雪峰的好些文章在杂志上刊出之后还没有来得及编集子，他就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一次都编在这本书里了。1956年李冰封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听过冯雪峰讲课，讲鲁迅杂文。李冰封把党校打印的记录稿给了我，我同夏熊合作，稍加整理后也编在书中，这就是《鲁迅的政论活动》一篇。
一本是唐?的《鲁迅――文化新军的旗手》。这原是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关于鲁迅的两章，因我的约稿，抽出来单独印成一册。从《唐?文集》中所收的他给我的那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一点此书的组稿过程。
1979年4月29日信：“我手头无存稿。前一段时间，为大学文科教材修改工作(1961―1964年我主编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集体写的)花了一些时间，其中鲁迅两章，一共八节，是我个人写的，成稿于1964年，这回无重写勇气，但修改颇花一些精力，全书上半部也得全部过目(下半部抄完丢了)因此什么都没有写。”
同年5月9日信：“因为多人劝我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有关鲁迅的章节单印，他们认为一般读者不会买教材，更无法单购鲁迅部分。我考虑之后，想到您一再来信，殷勤索稿，决挂号寄上。”
还有一本是《我心中的鲁迅》，是多人所写的回忆文章的合集，这书名是我请孙用先生取的。书中收录了周建人、茅盾、冯雪峰、丁玲、萧军、黄源、孙用、唐?、李霁野等多人的文章。茅盾的一篇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其中一些提法和用语，反映着那个时代的风尚。这一段时间已成过去，我想作者未必愿意在自己的文章里留下这样的痕迹，就以编辑室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茅盾，他的态度果然如我猜测的一样。收在这本书里的，就是经过他详细修改过的。
第四本就是我自己的《鲁迅回忆录正误》。
新成立的这个“鲁编室”第一批发的就是这四本书稿。我考虑，除了出单行本的书籍之外，还应该开辟一个刊登篇幅不大的论文的园地，介乎期刊和论文集之间。这就是后来一共出了四辑的《鲁迅研究文丛》，我请叶圣陶先生题的书名。
《鲁迅研究文丛》第一辑，我们约来了周建人、李霁野、孙用、赵景深、萧军、陈学昭、聂绀弩、蒋锡金、王锦泉等人的文章。还有一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编辑陈早春写的《杜荃是谁?》(署名史索)论证了1928年那篇署名“杜荃”骂鲁迅是“封建余孽”的文章是郭沫若写的。这在文学界有不少人早就知道，1956年出版十卷本的《鲁迅全集》的时候，为贤者讳，未予注明。在准备新版《鲁迅全集》的时候，决定注出。即由陈早春执笔，写了一个请示报告，详细说明这样注的根据。我到北京组稿的时候，他把这个原来约五千字的请示报告扩充为一篇万言长文给了我。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考证文章，就编入《鲁迅研究文丛》了。
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柳思看了这篇稿子，跟我商量：这一篇是讲郭老的，是不是请示一下省委宣传部。我的意见是：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研究的结论，省委宣传部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谁比他们的研究更深；把专家的研究成果送去请他们审阅，请他们拿主意，不是叫他们为难吗?再说，你去请示，就是表示你自己拿不准，不敢自己承担责任，请上级帮你承担责任，他凭什么要为你承担责任呢?他比你更拿不准；你去请示，他为了保险，为了省事，说一声再研究研究，这稿子就发不出来了；这件事我可以负责，如果上头说发错了，打我的屁股吧。我还说：杜荃即郭沫若，这话你今天听了觉得有点新鲜，明年新版《鲁迅全集》出了，就尽人皆知了。柳思被我说服了。这篇文章发表后，颇得好评，也没有谁批评我们不该发这样的文章。
通常所说的“鲁编室”，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地方出版社设“鲁编室”――鲁迅研究编辑室――大概只有湖南一家。这个鲁编室存在的时间不长。我借调到北京的“鲁编室”之后，还为湖南的“鲁编室”组织过一些稿件。不久，它改为文艺理论编辑室，扩大了发稿范围。几年之后，湖南文艺出版社成立，它成为其中的一个编辑室。
湖南的“鲁编室”，前后大约出了三十来种书。其中值得提到的有：增田涉著钟敬文译的《鲁迅的印象》，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孙用的《鲁迅全集校读记》和《鲁迅译文集校读记》，曹礼吾的《鲁迅旧体诗臆说》，包子衍的《鲁迅日记札记》，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新探》，余凤高的《弗洛伊德、蜾蠃及其他》等等。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以及我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两本后来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我忙着组稿、编辑、发稿的这一段时间里，有一天，在省出版局的小会议室里，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李锐来和大家见面。
1950年我调离报社以后，再没有见过李锐，只是断断续续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传闻。他先是调到电力工业部，主管水力发电；后来做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在庐山会议上，他成了彭黄张周的追随者，被弄到北大荒去劳改；这个时候他平反了，担任电力部的副部长。这一回来长沙，李冰封、柏原这些旧部属去看他，顺便邀请他到省出版局，开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
说是座谈会，其实只是大家听他一个人谈。那天他主要是谈他对这二三十年的历史的一些看法。谈话的要点同他几年之后所写的那几篇谈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论文差不多，不过更没有拘束。我一面听他说，一面想着自己这么些年来的一些思考，心里希望能同他讨论。
散会后，我向李冰封打听李锐的住处，想去找他。我对冰封说：我不是想去听他说，而是想说给他听。冰封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要离开长沙，已经没有时间安排了，以后再找机会吧。当时我不免有些失望，直到一年之后，我在北京，才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摘自《朱正书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定价：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