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百年金融发展史上，真正能称得上是银行家的不多。关系着民生命脉的金融体系，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官商不分，只是一个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
1897年，由李鸿章、盛宣怀主办的中国首家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沪成立，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
发端。
此后不久，在金融买办与官商林立的上海滩，崛起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光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重要的是，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有人将之媲美于美国的金融大亨摩根，称之为“中国摩根”。
风光背后是万般艰辛。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有限空间里寻求发展，他的努力与探索，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是中国近现代商业金融史上一段不可缺少、令人折服又生感慨的往事。
“官商”生涯
历史的完成，充满着偶然与必然。
陈光甫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素有钱庄生意传统的江苏镇江。其父为经营火油生意的商人，后到汉口的报关行谋职，当他看到外商在中国雄厚的商业势力，决意让年幼的次子到汉口报关行当学徒。在父亲的安排下，陈光甫努力学习洋文，为将来的前途预谋出路。
事实证明，老父的确颇有远见。正是因为英语特长，陈光甫1904年争取到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这一年成为他一生通达的起点。在博览会上，他邂逅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在美国旅行考察，为推翻清政府奔走。虽然身为清廷的外派人员，陈光甫对这位“乱党分子”早有仰慕之情，两人促膝长谈，甚为投机。孙中山竭力劝说他参加革命党人组织――兴中会，缺乏思想准备的陈光甫没有答应，但是，他拿出口袋中的5块美金资助孙的革命。两人从此结缘。在博览会上，他还结识了孔祥熙，两人也成为莫逆之交。 博览会结束之后，陈光甫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商科。1909年，他获得商学士学位后回国。此时，当年主持赴美国际博览会的官员陈琪正在筹办朝廷的洋务实业――“南洋劝业会”，他深知陈光甫是个干才，邀请他参与筹备。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用，帮他佐理财务，进而得到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这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程德全因为响应革命，得以担任江苏都督，他任命陈光甫为省财政司副司长。在他的支持下，陈光甫终于等到施展拳脚的机会，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创办江苏兴业银行。
这是一家官办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等诸多特权。经过缜密思考后，陈光甫却做出两个让人“看不懂”的决定：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他认为，迁都上海，可使得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便于业务发展，而且远离省府，经营上就能少受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至于放弃特权，同样出于长远考虑――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会认为向银行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陈光甫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努力革除官钱局的旧习气，试图在刚刚起步的中国金融行业树立一种规范、透明的新风气。江苏银行的业务开始渐渐上轨。但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打乱了陈光甫的全盘计划。
此时，袁世凯已经夺得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被挫败，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再次亡命日本。袁世凯随后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他得知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 侥幸的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兼同僚，素与之交好。在他的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于一死。袁后来派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绝。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官职。
归国之后短短几年的种种遭遇，让陈光甫陷入迷茫。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靠山：封疆大吏端方和江苏都督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 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小小银行”的金融之道
下面做什么呢?
还是办银行!陈光甫决定，办一家不依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滩，已经是远东的金融商业中心了。各种中外公私银行林立，租界里有花旗、汇丰、三井等实力雄厚、经营成熟的外资大银行；此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多家中资银行；旧式钱庄生意的发展势头也很猛。
办银行最需要的是资金。此时的陈光甫虽近乎两手空空，却信心满满。他认为他所计划开办的新式银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多少。先期集资，然后逐步增加存款，同时增加放款，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得当，就可以解决。
1915年6月2 日，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文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开办的资本额名为10万，实则仅为7万，陈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庄得之认股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涩，只认了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开业仪式上，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
这一年的年底，一位忽然到访的来客为陈光甫送来了雪中之炭――l万元股金。受托之人正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当年曾受赠5美元的孙中山，而送钱来的人则为孔祥熙。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其母倪桂珍也投来5000元股金。至此，“小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倍，达到20万元。
没有官办银行或实力雄厚的银行可作为押借款的道契，也没有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这家“小小银行”究竟如何在上海滩闯出自己的道路呢?
陈光甫
当时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这种状态极大地制约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这种存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资金来源的特性使银行不敢也不愿意向工商业投资，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捕捉到最快的挣钱机会，于是，只能投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或者经营政府公债。
上海银行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六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把存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小层社会成员，如一般职员、教员、家庭主妇等等，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可观。
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一天，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带来100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设100个户头。银行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张接着一张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一直到填完100张。很快，上行信守诺言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上海。
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小小银行”终于在上海滩上站稳了脚跟。到了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十五万七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那么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渐渐地，其他各家银行也开始仿效上海银行的做法，形成风气。陈光甫本人和上海银行也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信誉。
围绕服务时时创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的“最早”：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储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此外，推行对物信用，开创货物抵押贷款。
陈光甫非常注重向民族工业放款，以利其发展。张骞在南通创办的实业集团――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上行的南通分行由此诞生，成为上行最早的分支机构之一。上行的另一个放款大户，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申新集团――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
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陷入困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渡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视为最好的服务。
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250万元，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款达到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四位。至1926年，上海银行已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
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当初这家最穷、最小的小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本人也跻身于“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之列。
逃离不了的政治舞台
乱世即是舞台。
观其一生，陈光甫一直竭力和政治保持距离。早年他曾积极关心政治，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尽过绵薄之力，然而创办江苏银行的经历和两任政治“靠山”的下场，让陈光甫意识到与官场结合的危险性，并决心远离官场。
然而，身为一个成功的经济界人士，又如何摆脱掉政治的干系呢?陈光甫信仰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作为民营金融企业家，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所以，他一方面反对封建军阀的割据，希望中国统一，因而同情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新成立的统一政府不干涉经济，允许各行业的自由竞争。
民国，上海黄浦滩（外滩），中国银行总行大楼图
政局动荡，因缘际会，每每让陈光甫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时局。作为一名商人，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虽然多次受邀于孔祥熙，陈光甫对局势一直持观望态度。1927年初，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东进江西、浙江，直逼上海。小心谨慎的陈光甫终于“押了一次宝”。他和虞洽卿为首的“江南财团”四处活动，为蒋介石的北伐筹集了巨额军费。并劝说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垫付1000万捐款，他告知老朋友有上海海关关税作担保，会有把握收回。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对峙时，陈拒绝执行武汉政府的停兑令，由此深得蒋的信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光甫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为了求生存与发展，他后来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以求在官僚资本的轮番镇压下，保住上海银行。
1935年，陈光甫被时局的浪潮推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这一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国民政府筹划以白银兑换外汇，受到双方信任的陈光甫被派遣赴美磋商。拜见美国财政部长后，陈光甫百般斡旋，并动用他在美国财政部的关系，终于消除了美方的顾虑，对方最终同意收购7000万盎司白银，另接受5000万盎司作为2000美金的抵押贷款，银价按照美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协定方式。该协定在“七七事变”前，曾起到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而且抗战中也为国民政府储备了抗战的财力。
“白银协定”的成功，让国民党政府对他另眼相看，而他的尽职用心和恪守信用，也获得了美国人对他的信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在美方的提名下，陈光甫出任中美、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的主任委员。之后，抗战爆发，陈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洽谈“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立奇功的陈光甫，越发受蒋介石的器重。据说，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曾想让陈光甫出任财政部(一说是贸易部)部长，但被他委婉拒绝。陈光甫虽然位列国府委员等等要职，但从来只挂虚职，从未入阁。随着事态的变化，陈光甫对蒋介石的失望情绪也与日俱增。蒋介石败落之后，他曾对属下说：“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方面为争取这位江浙财阀的头面人物也花了不少心思。最初通过银行中的地下党员，给他邮寄解放区的宣传品，让他对共产党政策有所了解。上海解放前夕，陈光甫避居香港。毛泽东、周恩来通过特使，多次劝说他回归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毛泽东曾把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送给陈光甫，而陈光甫则以一部清代胡林翼的来往书信作为答礼回赠毛，因为胡林翼号“润芝”，与毛泽东的字同音。
之后，陈光甫始终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既不愿去台，也无意北上。只是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处理在内地的事务。1950年，上海银行实现公私合营，仍推陈为董事长，陈光甫派内侄、原香港分行经理到北京参加会议，他知道自己毕生的心血已不在控制中。同一年，他把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注册，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脱离关系。1954年，他在台北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继续自己的金融事业，复业后的上海银行营业至今。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是章士钊送给陈光甫的一副对联。生逢乱世，“随缘善变”，只是生存的需要。对陈光甫而言，他只是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在自由的、规范的市场中，凭借着完善的经营管理和专业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
1965年，陈光甫到台湾定居。1976年，以96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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