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
也许是由于特别缘分，我早在清华三年级时就知道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毅生)先生清史造诣甚深。那年清华行“导师”制，我特选陈寅恪先生为导师，因此课外有正当理由偶尔登师门请
1944年初夏，某日我上午去地坛历史系办公室翻选西文书籍，照例要先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将进校门不远，听见后边有人叫“何先生”。我回头一看是郑天挺先生。郑先生马上就说清华留美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了。“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他说有一件事藏在他心中已经很久：有一份答卷对较容易的题目如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的是哪些人之类的，答得不好；而对两个重要的题目，如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与建树答得不但很好，而且对摊丁入地颇有创见。他问我这卷子是不是我的。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很像是我的。他半笑着问我：“你自己打多少分?”我当然谦虚一点地回答，只能打四五十分，因为三个史实性的问题都答得不好，而且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者只能答出恭亲王奕?一人。他说我得了74分，是最高的。听了这话我内心才千肯万定，我今番考取了!因为明清史是我的“弱科目”。极力维持表面的镇静，故意和郑先生开个小玩笑，我说：“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郑先生提高声音回答：“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材大典，如果按照呆板式的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材大典了吗?!”
无论国内“文化大革命”如何破旧立新，我在海外是永改不了我的“封建”观念，内心上一直称毅生先生为“恩师”。 郑先生另一轶事年月已记不清，但应发生于我l943年春返回昆明之后。l940年因日机频频来袭，北大在东北郊离城5公里多的岗头村盖了一所平房，为蒋梦麟校长疏散之用。此外在阶下另一大院里盖了7间平房，另加一大厅及小间房以备紧急时北大同仁暂避之用。1943年后，日本空袭频率大减，美国“飞虎”空军大队扬威，人心大定。想象中岗头村的北大大院应远不如初期那样拥挤。可是人事方面摩擦仍是不免。盛传蒋梦麟夫人陶曾?女士与北大同仁及家属不睦，与周炳琳个性上冲突尤烈。因此双方都向秘书长(郑先生始终是北大秘书长，在联大是总务长)抱怨，要求大院与蒋寓之间筑一高墙，互相隔绝，永避冲突。郑先生一再调解无效，最后只好同意搭墙；墙确是搭了，但只搭到一尺多高便停工了。无论双方如何施压，郑先生也不把墙搭高。不到半月，双方羞愧难当，不谋而合地又要求秘书长把这道碍眼的矮墙拆除了。
只有毅生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
1948年12月17日，北平已在解放军包围之中，北大全体师生举行50周年校庆纪念会，数日后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献郑先生一面“北大舵手”的锦旗以感谢他多年来对北大做出的积累贡献。“北大舵手”这一崇高荣誉郑先生是受之无愧的。最令我不解的是：1952年院校调整时，大大扩充改组了的北京大学竟容不下这位全部身心奉献于北大如此之久(至少从1933年受命为北大秘书长起)，生平最喜爱、最需要北京这清代文物史料中心的清史权威；竟把他与清华的雷海宗拔根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此中内幕，希望今后学人多做考证。
只有胸襟豁达似海、学养兼儒、道之长的郑先生，才能抑制自己极度的失望（原书注：《郑天挺学记》：l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这一决定在我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来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但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另起炉灶，以全部身心投入领导和发展南开的历史教研工作。自1952至1981年底的29年间，南开历史教研的累累成果是与郑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
张奚若、罗应荣
我从未听过张奚若先生课堂内外的演讲，但抗战后期却和他有过几度谈话，特别是我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之后、选校之前，与他谈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他是一位非常健谈、有肝胆、有正义感的人。他战时批评孔、宋，甚至批评蒋介石的勇气引起一般高知的共鸣和敬意，这是人所周知的。他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上竟敢对毛泽东提出那传遍全球的l6字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会公开征引张奚若批评他的这l6个字。这16字评毛妙语之所以行将永垂史册，主要是语后无比的政治道义勇气。我在此篇短忆中所要添补的是远在1956年之前，张奚若先生就已经向毛讲过人所不敢讲的逆耳忠言。
这个前此无闻的真实轶事的供给者生前是我的好友、张先生清华政治系研究生罗应荣。1950年6月底我在加拿大温古华接到罗应荣发自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信，说韩战爆发，已立即买了船票回国以图报效。我想快信劝他慎思已来不及了。过了几个月，大约已是1951年的春天了，忽接一封自香港寄来罗应荣托人转致我的密封的航空信箴，内中报告他回国后立即到北京自动请求“受训”，希望能进外交部为国效劳。在京盘桓数月，终因缺乏“斗争经验”，不能进外交部，只好到岭南教书。在京期间曾和奚若师数度长谈，张先生秘密告他，中国正式派兵保卫北朝鲜之前，张曾特别请求深夜与毛泽东做一长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可以不尊重历史的教训；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可轻易同美国作战。试看德国两次看错(意思是德国事前总抱着美国不致参加欧战的想法)，就两次大吃其亏；日本一次错估，就遭受惨败。原因是，美国技术、生产能力与潜力，实抵得其余世界而有余(就1950年的世界情势而言)。中国应该好好地从事建国工作、尽可能避免和美国武装冲突。建国伊始、国际情势空前紧张之际，张奚若先生竟已经如此敢言敢当，是应该补入史册的。
至于罗应荣，此后即无音信。直到我l971年10月12日重入国门，数日后访问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山)时，由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少将某君接见，始获悉罗应荣尚在该校，因早经被批为“右派”，既不准教书，又不许出来和我见面。他大概上世纪80年代初含冤而死，一生未曾结婚。
潘光旦
潘光旦(仲昂)先生l935年自上海来清华，继郑桐荪先生为教务长。他与我第一次接触很不平常。l936年春他陪着我从未见过的嫡堂哥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来清华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参观，潘先生走到我身边说：“你哥哥来啦，你都不知道!”事后我相当诧异：潘先生这位大忙人，怎么会认识我这个二年级的学生?再同他有私人(其实是“公众”)的接触是同年l2月圣诞日后，那时我因同学左右派斗争中曾违犯校规。
事实上，潘先生初来清华，我就知道他是社会学和优生学家，学术、兴趣和活动都是多方面的。他虽不从事文学创作，但与“新月派”主要人物以及当时主持著名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和《中国评论》诸位关系密切，确是一位知识广博，态度开明，中、英文都能表达自如的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因此，在我完全不闻问政治的联大“悠闲”岁月里和他有过几度交谈。 记得我和他交谈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性心理；幸而有他做顾问，我初读Haveloek Ellis两册《性心理研究》，几乎就能懂得全部的内容。我甚至和他谈到两种当时在上海畅销的《理想的婚姻》和《我的生平和性爱》 [前者作者是荷兰医生，其书专讲性生理和性交技术；后者作者生前是记者(?)，曾被萧伯纳评为淫书之中唯一一部读后不令人作呕之作]。最有意思的是潘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从性技术可以洞窥中西文化的“基本”不同。最后我问他林语堂讥笑宋代理学和道学家性无能或性寡欢是否有道理，潘先生也只颔首微笑而不答，大概是不愿对宋儒太刻薄吧。
读性生理、性心理对自我教育的作用略同于读西方小说：丰富了人生“间接”经验，加深了解宇宙之大、品类之繁、无奇不有，因此感到“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这种阅读协助培养我对人生若干问题的“容忍”与“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激化我对伪道学、“装蒜者”(尤其是学术上的)的无法容忍与憎厌。此刻反思：后一趋向影响我大半生做人和治学更为深巨，因我性格中的反抗欲是很强的。在联大“闲散”岁月里，很幸运能有像潘先生那样“雍容宽厚、中正谦和、乐天知命”的“儒者”做我偶或的“顾问”(毋宁说是“同情静听读书报告者”)，帮助我保持情感理性间的均衡。
我和潘先生不谈英国文学，而专谈英文的实用方面。我一再认为清华改成大学以后，特别是我们在北平的最后几级，英文教学和习作在质与量的方面似乎都不如旧制留美预备学堂时期了。潘先生说也不见得，要看个人的用功和所修的学科。不过无论学哪一科，想知道自己的英文是否“够用”，必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1)写作的时候是否能直接用英文想?(2)写作时是否能有“三分随便”?(笔者按：“随便”是多少带点“游刃有余”的意思。)
我觉得潘先生论英文才是真正的“行家”话。师友中指出英文写作时必须用英文想的尚不乏人，可是只有潘先生向我提出“三分随便”能力的重要。在海外半个多世纪的学院生活中，我无时无刻敢忘潘先生的话，至少经常以他所提的第一标准用来检讨自己和窥测海外华人的英文写作。
闻一多
早在北平即从读八级学长孙作云“九歌山鬼考”开始略略领会到闻一多先生治《诗经》、《楚辞》方法之新、功力之深、识见之卓和指导学生的热忱。我在联大前后6年，除准备两次留美考试，回沦陷区料理家务之外，在联大真正清闲的岁月无多，平时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而闻先生又久居乡下，所以见到闻先生的机会不多。1944年春间在联大新校舍遇到闻先生，他问我的近况，我告他为解决住的问题，我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虽只一间，宿舍楼固窗明，条件还可以。他说住在乡下本来是为躲避日机轰炸，往返二十余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我立即把闻先生的意愿告诉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他和徐天祥校长喜出望外，立即决定以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楼上全部划为闻先生全家住处。我记得楼转弯处的平台还不算小，可以煮饭烧菜屯放松枝。楼外空旷，住定了后，闻师母开辟了小菜园，颇不乏田园风趣。
据李埏的回忆，闻先生名为兼课，但校长徐天祥却慷慨地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通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1个银元)。这20块“半开”的待遇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里所说的那么困难。我所要讲的正是闻先生生活“苦”中“乐”的方面。
由于这段时日里闻先生全家生活比较愉快，也由于我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不久即将出国，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我终身难忘。在我由衷地赞赏之下，闻先生告我：“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我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说，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我请教闻师：去年(1943)由上海兜大圈子、越秦岭过成都时，曾问当地哪种汤菜最实惠最有名，回答是：“原锅子汤。”问及用料，以肘子、猪心、整颗莲花白对。这种大的锅菜是否源自湖北?闻先生说很可能是，因为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江西人入湖北、湖南，两湖人实四川，把大锅汤菜传统带进四川，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我记不清是这晚饭后还是在另一场合，闻先生曾对我讲过当年清华学堂同班潘光旦和罗隆基的趣事。闻先生原来比他们高一班，因坚持原则反抗校章而自动留级一年，所以与潘和罗同于1922年出国留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闻师忙加了一句按语：“你看他们够多么封建!”他讲完、我听完，同时大笑不止。
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即使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还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艺、多姿多彩、轰轰烈烈、光芒四射、悲壮结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唯其如此，闻先生自己留下的学术、艺术、社会、政治活动的记录、清华学堂和大学以及联大档册中相关的记载、老友同寅和无数青年学生对他的回忆，再加上子女们在父亲身后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懈地搜集闻师的大小事迹，都说明现存有关闻一多资料之丰富，在近代学人之中，或仅逊于胡适。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
（摘自《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定价：39.8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