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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做“县太爷”

2009-07-01 14:32:00 来源:书摘 肖建国 我有话说

没有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去当了两年“县太爷”,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很好玩、多少还带点传奇色彩的经历。

我去的是湘南腹地的永兴县,疆域广阔,人口稠密,但是很穷。因为是挂职锻炼,又有作家的身份,书

记和县长都很关照,问我分管文教卫工作愿意不愿意。我从旁打听了一些情况,又找26个乡镇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到县里听了两天汇报,我就知道了,这个事情我管不好。于是让我分管政法和乡镇企业。20年前,我也就是30岁出头,正是生命力旺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觉得这件事很新鲜,很刺激,很富于想象力,大概也很锻炼人,就满口答应下来。我没有想到这个工作才是真正难搞的,难,而且危险。我去的那地方是很野的,正所谓人心不古,民风剽悍,光是此伏彼起的宗族械斗就让人常年疲于奔命。就在我到任的前一个礼拜,中午,细雨飘飘,陈县长就让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扔了一个炸弹――他去雷坪矿制止农民哄抢矿石,正对着人群大声演讲,一个土制炸弹飞过来,落在脚下。土制炸弹在地上滴溜溜地转,引线??地冒着烟。陈县长陡然噤声,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忽然,炸弹不转了,引线也一下熄了火。四周静了一霎,轰起一片笑声。陈县长醒过神来,赶紧避到一边。公安民警抓住扔炸弹的后生,推送过来。后生猛然挣脱开去,捡起地上的炸弹――炸弹是用啤酒瓶子做成的――他捏着瓶口上的引线,纳闷地说:“这引线怎么会死火了呢?”民警喝道:“不死火就要炸死人了!”后生一脸不在乎地说: “死人就死人,有什么了不起!”――这些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但知道时已经晚了,我已经走马上任,无可挽回了。

走马上任时的感觉当然是很好的。我坐在接我赴任的专车上,一开进永兴地界,心里油然升起一种自豪感。我那时候还是很书生气的。我想起了一部电影里类似的情景,便照搬了里面的一段对话跟开车的司机说:“罗师傅,你是我到永兴第一个认识的同志,我们就是朋友了。以后我在工作中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要经常给我提醒一下。”进到县政府办公室,里面已经等了很多人,满眼是奉迎而友好的笑脸,灿若桃花,如沐春风。晚上,书记和县长给我接风,在酒桌上同常委、县长们见了面。然后,和科局长们见面。我们下去之前,已经有通知规定,锻炼两年就返回省里,这样,我与同僚们绝无利害冲突;况且我不是当地人,与那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历史渊源素无瓜葛,所以,大家都很欢迎我,见了面都很热烈地跟我握手。这样好。对于官场,不可太深入,亦不可隔太远。太深入了会让一颗过于仁厚的心灵承受不起,太隔远了又容易因为神秘因为不平而生发一种莫名的激愤。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该看的都能看到,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伸屈自如,是最好的一种态势。

初当“县太爷”,类似闲客。我只是到处走一走,参加一些会议,听一听汇报,时常被请去坐主席台,也时常被叫去陪客。那么频繁地坐主席台,我真是十分的不适应,一双手不知道怎么放,一双眼睛也不知道朝哪里望。参加了一次宣判大会,会场上黑压压全是人头,阳光明晃晃地照眼睛。第一次宣读判决书,心里很紧张。我想宣判应该是威严的、底气很足很高声的。我嘴贴麦克风,憋足了劲,猛然喊出第一声:“我宣布……”把自己吓一跳,把台下第一排剃了光头挂了牌子的罪犯们也吓一跳。一个罪犯当场蹲了下去,泻了一裤裆尿。没有会议,我就下乡。我打算用很短的时间把全县各个乡镇都跑一遍。我虽然做了副县长,在县里也算个人物,但不事修饰,依旧头发蓬乱,好多天都不剃胡子,一张娃娃脸上稚气未脱,随我同去的干事、科长,甚至司机,似乎谁都比我更像“县太爷”,到了不熟悉的乡镇,常常闹出笑话。下到乡里,名曰调研,其实是走马看花。先听一通汇报,汇报都是程式化的,套话官话加数字,接着又是数字加套话官话,枯燥烦琐,了无生气,听着让人心烦,却还得忍着性子听,边听边频频点头。我后来的好忍性,大约就是那时候加强的。然后由书记乡长一大堆人簇拥着,去实地察看。再然后,吃饭。那段时间,看了很多地方:小煤窑,冶炼厂,建筑工地,化肥厂,猪场,鸡场,油茶林,草场,小电站,大水库;喝了很多酒,吃了很多鸡、鸭、鱼、肉,还吃过一次田鼠、一次豪猪。我对全县的情况大致有了一些了解,虽然粗浅,但很实在。

不下乡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情是陪客。

县里的来客真多,地区的、省里的、北京的、兄弟县的,官员、商人、记者、侨胞、老板,哪路神仙来了都得热情接待。热情的标准两条:一、县级领导陪同;二、上白酒、红烧甲鱼。客人来了,吃、住都在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在街道尽头的江水边上,客房、餐厅包房,一律临江而筑。早晨起来,或是酒酣耳热之际,抬头便可以看到宽阔的白花花的江水,可以看到江中心绿洲上的灌木和低头闲走的牛羊。湘南人好客,主要表现在酒桌上。尚未入酒席,满桌的菜就已经摆齐了,大盘大碗,堆得溜尖。尚未动筷,先举酒杯。第一个双杯轮过去,再一个双杯转回来,这叫“四四(事事)如意”。然后又一个双杯,便是“六六大顺”。再然后,“八八大发”、“十全十美”。十杯酒下肚了,又各找名目互相敬酒。喝到后来,都是十几杯二十几杯酒下肚了。有的人不行了,闭着嘴巴不肯再喝。于是就有人起身上前,拎住耳朵,往衣领子里灌。往往一顿酒下来,总要醉翻一两个,还有几个身上领子上都是湿漉漉的,少有幸免。我第一次陪客,不知深浅,一轮酒还没有敬到头,自己已经醉倒在椅子上起不来了。酒醉后,有的人滔滔说话,有的人大哭,有的人怪笑,惨不忍听。我醉了却还不至于失态,只是双膝发软,沉默无语,回到房里才开始呕吐,直至夜半,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搅肚翻肠,痛苦不堪。第二天又陪客,又醉。醉过七八场,我的酒量也被锻炼出来了。

没有会议,也不用陪客的时候,是最轻松快活的时候。早早地吃过晚饭,就去打球。政府大院是一座大山包,篮球场在山半腰的常委楼旁边,地面平整,篮圈上常年挂着崭新的红白相间的篮网,十分醒目。我每次去篮球场,为了省事,都把衣服脱得只剩背心短裤。球场上早已有一群半大的学生投着散篮。我跟学生们一样剥了背心,赤膊上场。我总是打得很投入。球场边上,散散淡淡地围了一些人观看。有一次,统战部的曹部长蹲在一边看了一阵,忽然指着我大声问旁人道:“那是谁家的孩娃,球打得这样好!”旁人大笑道:“你以为是谁家的孩娃?――新来的肖副县长!”――曹部长到省里开会刚回,还不认识我。他一跃而起,冲进球场,双手握住我的手,一阵紧摇。

后来有一天,一件事情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湘阴乡的马家煤矿出大事故了。塌方。有四个工人被漏顶压在窿口里头了。是头天晚上五六点钟出的事,第二天上午下一班工人去接班时才发现,里面的人生死不明。事故的消息传到县政府时,已经是11点钟。若依常例,这种大事故需要老到点的、有点经验的领导去处理。可是那天不巧,县长们都出去了。我从乡下刚回到办公室,接到消息,县长立即抓了我的差,要我火速赶到出事现场。

我跳上汽车,让司机掉头往湘阴乡赶。坐在车上,我才想到,我还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故,该从哪里下手呢?我心里很紧张,很乱,双手紧紧地抓住车门上面的扶手,一言不发。司机老罗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边稳稳地开着车,一边说: “肖县长,你不要急。我以前也跟别的县长去处理过这种事情。出了这样大的事故,湘阴乡附近的国营煤矿肯定要派矿领导和抢救队去抢救的。他们是内行,有经验,你只要抓住他们,会有办法的。”罗司机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的心稍稍定了点。

12点钟到了马家煤矿的煤窑口,乡长村长等一干人接住了我。果然附近高亭司煤矿的谢副矿长带着救护队已经到了。现场一片混乱,有哭的,有叫的,人来人往。我的头一下又大了。我问谢副矿长怎么办?他说,先成立抢救指挥部。我们几个简单商量了几句,就宣布由我担任指挥长,谢副矿长和乡长任副指挥长。谢副矿长指挥四支抢救队下煤窿掘进救人,乡长负责后勤供应。分派一定,立即各自行动。

谢副矿长把救护队员集中到一起,请我过去给大家说几句话,动员动员。我到了他们跟前,一时怎么也找不到话说,只好跟大家拱一拱手,说:“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啊!拜托你们了!”我觉得没有说得慷慨激昂,心里很惭愧,便陪着第一批救护队员一直走到了窿口里面。

接着我就叫乡长把工人家属和闲人都轰走,离得越远越好。乡干部们张着双手,像轰鸡一样,几下就把人都轰走了。只有煤窿口上跪着一个老婆婆,任你轰,任你拉,就是不肯起来。我走过去,看到了一幅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情景:这是位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的老婆婆,她的面前是一尊泥塑的拳头大小的直鼻阔嘴的土地公公神像,神像前面有一个湿泥巴团成的香案,香案上插着三炷香。老婆婆的头耷拉着,不知跪了多长时间了。我心里一冲一冲地发热,过去扶起老婆婆,说:“老人家,你先回家里去等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里头的兄弟救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就用了“兄弟”这个词。

老婆婆走了。场子里安静下来。这时,罗司机走到我身边,小声说道:“我以前跟县里领导下来处理这种事故,都是安排一下就回去了,这里的事情让他们去处理。”他看我不懂,就又说:“这种事情,里头的人救出来了就好,救不出来,你脱身都难得脱。”

我心里很震了一下,犹疑了。踌躇间,忽然抬头,看到刚刚离去的老婆婆在对面半里路之外的小土堆上坐了下来,一双眼睛直直地望着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想起了老婆婆那双被皱纹密密包围着的充满凄切的眼睛,想起了对老人家的承诺――一诺千金啊!

我说:“我不能走!一定要守到把人救出来!”

乡长让人搬来几条长凳,陪我在窿口前面坐了下来。一切安排妥帖,其实我们也没有多少事了。挖掘的工作,自有谢副矿长指挥,我们只需随时问问进度。我还多了一件事情:每隔一阵,便到土地菩萨跟前去续上一炷香。

天黑了,黑得结结实实,这个夜真长啊!这辈子熬的夜多矣――当知青时秋收季节守过夜,当工人时经常上夜班,写稿子熬过夜,聊天熬过夜,打牌熬过夜,有一次为了从广州赶回长沙看美国职业篮球队的表演赛,在火车上挤着站了一个通宵。但哪一次都没有这个夜晚这么长。长夜漫漫,漫漫长夜。

天终于亮了。这里的天亮不是从天空开始的,是由下而上一层一层亮起来的。似乎大地被黑夜包裹了一晚,终于承受不了,便努力地一点一点挣脱出来。那天还出了太阳,阳光强烈,灼人肌肤。乡长找了顶草帽扣到我的头上,在我的身下遮出一方阴影。我受不了那方阴影的重量,摘下草帽又甩回给了他。

我的头上一直冒着汗,大汗不止。

中午12点钟,谢副矿长过来报告,洞子打通了,里头的人可能都还活着。我起身,直扑煤窿口。不一会儿,就有四个人抬着一个人上来了。那人被棉被裹得严严实实,看不见头脸。又一阵,又抬上来一个。到下午2点40分,四个矿工都被救了出来。被救出来的人停放在矿部的砖房里,打了针,灌了药。我进去挨个看了一遍。四个人都活得好好的,脸有淤肿,但眼神灵泛,气息调匀。

出了砖房,煤坪里站了一坪的人。头发全白了的老婆婆捧了一炷香,正在跟乡长激烈地说着什么。她说的是本地话,我听不懂。乡长过来,笑眯眯地跟我说:老人家讲啊,这次是有“县太爷”在这里镇守,阳气大盛,阎王老子的讨命鬼拢不得边,才得以遇难呈祥,逢凶化吉,保住了她细崽的命。老人家要给你磕三个头哩!

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要给我磕头,我敢当么?! 我很感动,也更明白了一些事理。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生活、工作,总是应该常常念着一点什么,恪守一点什么,敬畏着一点什么,才能活得有分寸。

回到县里,我就开始进入角色,开始忙了。我的办公室里,常常坐满了人;我家的门,有时半夜还被人敲得脆响;我在高寒的三圹乡,一住八天;我常常错过了吃饭的时间,常常不记得家里的门钥匙丢在哪里了。

忙,而不乱,不烦。

(摘自《静水无形》,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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