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在机场（１９８０年）
胡耀邦在中宣部部长任上，为文艺界拨乱反正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为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四次文代会)
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动议，在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筹备恢复时，就已经产生了。1978年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全委扩大会议上，把筹备召开第四次文代会作为决议提出来，并交由文联、各协会筹备恢复小组负责。但是由于当时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仍然执行“两个凡是”的观点，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可以批判，但“文艺黑线”问题却不能否定，以致文艺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艺工作的岗位，引起文艺界的思想紊乱和不满，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也迟迟不能进行。
1979年1月2日，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国文联举行迎新茶话会。这是首都文艺界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盛会。出任中宣部部长才一周的胡耀邦正式与文艺界近三百多位知名人士见面。他先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第一次公开、彻底否定了“文艺黑线”论。
接着，胡耀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着重谈到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要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正常关系。
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得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要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把百花开得更鲜艳。
在这次迎新茶话会上，张光年分别向胡耀邦和黄镇简略地谈到了在4月召开文代会的设想，胡、黄均表示赞成。1月15日，中国文联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报告。
同月，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上，胡耀邦说，今年(指1979年)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参加的人约三千人左右，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3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
胡耀邦作出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决策后，夏衍说，文代会19年未开了，打倒“四人帮”也有两年多了，去年文联的扩大会议就说要在适当时机召开，可是，为什么老是说准备，始终就是不下来?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原来的宣传文化部门拨乱反正工作做得不好。三中全会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路线，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胡耀邦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会，他亲自参与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经验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座谈，交换意见。他说： 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哪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是无比的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
胡耀邦在和文学艺术界的同志座谈时，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几次向大家推荐读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说，这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兴致勃勃地朗诵了这篇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胡耀邦说，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他还说，我们不搞审查，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们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有错怎么究，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我看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解决。
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后，积极推动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认为：“这不是马马虎虎的工作，是个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问题，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
1979年3月，茅盾写了一封信给文联筹备组的林默涵，说希望第四次文代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会，开成一个大家心情舒畅、真正百家争鸣的会，开成一个向21世纪跃进的大会。他希望把全国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老艺人都请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70岁到80岁的，最好应该来的一个都不遗漏。另外，他还建议中组部过问一下对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他举出浙江的老作家陈学昭至今还没有人管。
这封信转到了胡耀邦的手上，他看了深有感触地说，文艺界不知有多少为革命做过很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遭受了冤屈，还没有回到文艺战线上来。他说，邓颖超同志就叮嘱过他，过问一下阳翰笙同志工作的事。胡耀邦立即指示，要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把第四次文代会开成一个文艺界团结、跃进的大会。
这一座谈会3月底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后，全国文艺界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度也大大加快，尤其是在几个大案中受到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迅速得到了平反昭雪，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就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做好了坚实的组织准备。
1979年6月，《河北文艺》上发表了一篇青年作家李剑的《歌德与“缺德”》的文章。文章首先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此文“规定”创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
这篇文章在文艺界引起了极大争论。争论分为两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李剑的文章进行了批驳。但是，也有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另一种声音，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看了一封反映这篇文章的信后，立即批示在9月4日和7日召开一次座谈会，由中宣部主持，邀请河北省文艺界的一些负责同志、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全国文联的一些负责同志和在京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二十余人参加。
在座谈会结束时，胡耀邦讲了话，他指出《歌德与“缺德”》的缺点与毛病在于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违背，同党中央反复强调的，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在内的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的东西端正过来，保护和爱护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不合拍。同时，他又指出，作者是个青年，不要过多追究，要允许青年人犯些错误，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诱导的方法进行诚诚恳恳的帮助。对文艺上的争论问题，要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来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胡耀邦的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做了自我批评，并进而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
到1979年9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胡耀邦还决定周扬、阳翰笙、林默涵、夏衍都参加即将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的领导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阳翰笙作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词、林默涵任大会秘书长，定好了框架。
1979年10月30日，茅盾宣布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
（摘自《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1975―1982〉》，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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