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就被强行贴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他们别无选择 。
李荣欣（后排中间者）与学员在北大校门前合影
195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道：“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计划于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首先看你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何谓政治面貌呢？当时不是说看你本人怎么样，而是要看你家庭怎么样，看你的出身是不是纯洁。“文革”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区的录取名额还不到当地适龄青年的千分之一；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
进入北大读书的工农兵学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北大校本部，一部分在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校本部开设的大多是短训班，学制为一年。江西鲤鱼洲属于重点培养，学制为两年。
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中，解放军学员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前一年，中苏两国在黑龙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毛泽东发出警告：“要准备打仗。”为了普及部队的外语喊话，了解对方的动向，部队开始着力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当时北大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军学员。
那年李荣欣从成都部队被推荐上了北大，就读的是印地语，属于东方语言学系，这个系一共招收了100多名解放军学员，主要来自成都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这两大军区当时的主要防区之一是中印边境。1962年，爆发了中印战争，停火之后中国军队主动回撤至战争之前的实际控制线。中印两国有着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边界线，这些解放军学员都是为中印边防做准备的。
除了数量众多的解放军学员外，剩下的工农兵学员都是由各地革委会推荐上来的。这是一批有别于以往的学员，他们年龄差异大，文化参差不齐，而且肩负着以往的学生所不承担的使命：“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为“上、管、改”。
据统计，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为了弥补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学决定安排中文系的老师给学员们进行语法辅导，让大家从基础开始学起。据郭进才说：有一次上课，让我讲什么是主语、谓语、宾语。我底子差，讲不好。那阵文化大革命，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有主任、副主任，底下有委员，我就说这主语就像革委会主任一样，这谓语就是副主任，底下那宾语、状语都是那委员，弄得他们哄堂大笑。
北京大学金鼎汉教授回忆说：要我们教的第一句话是印地语的“毛主席万岁”；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提出这太难了，对于这些同学，好多音他一下子发不出来。但老师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按照校方的意见，这些发音再难也应该学会。于是老师们只能按照校方的要求给学员们授课。
一个星期结束后，这种教学方法以完全失败告终。校方终于意识到这种学习语言的方式没有用，之后他们只得同意，让老师们按正规的方式给学员授课，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起。虽然大家基础差，但学习非常用功。郭进才因为自己的弹舌音老发不好，最后跑到校医院做了一次手术，将舌头稍微剪了一点。结果弹舌音可以发好了，说话却有点不利索了。
此时的北大，除了几位毛泽东、周恩来点名的教授，如著名力学家周培源等还在正常地生活、教学和工作外，其他的教授如冯友兰、季羡林、王力等都还没有恢复自由，依然属于“专政”对象，正接受“劳动改造”。给学员们上课的多是一些年轻的教师，这些教师多半是些65、66届留校任教的学生，入校学习一年甚至只有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跟着大家一起“停课闹革命”，掌握的专业知识很有限，还达不到做大学教师的水平。
有人也对此提出疑义：“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助教都没有给学生授课的权利，这些连助教都不是的人怎么能给大学生授课呢？但决策者们用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来回应。后来人们就把这些留校任教的老师戏称为“鸡毛”，他们讲课就成了“鸡毛上天”。
“鸡毛”们刚登上讲台时，还显得气宇轩昂、信心百倍。但所学的东西毕竟太过有限，教过几堂课后就感觉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全支撑不住了。学员们也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学校换人。李荣欣说：本来我们对印地语就比较陌生，“鸡毛”讲了以后就更不懂了。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的革委会只好把一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叫回来，让他们给学员编辑讲义，为学员讲课。而那些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鸡毛”们，也自愿地加入到学员的行列。
负责编写印地语讲义的是泰斗级学者季羡林。“文革”前，季羡林是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梵文专家之一。季老实在了不起，校方让他编讲义，要求一个星期拿出来，他一天就拿出来了。而且为了让大家能早一点学到新知识，他提前几天就把讲义打印好发到学员手中。
当时北大校方有一个政策，在教学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让一些“有问题”的教授把“问题”在大会上交代清楚，只要交代清楚了便可恢复教学工作。党员身份的教师还可以恢复参加组织活动。一时间，在解放军学员的带动下，北大各系“解脱”了不少教授，很多被“专政”的教授都重新登上了讲台。
“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虽然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始终都被认为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阴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个“工农兵学员”的心中。
（摘自《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5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