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厕所的日子里
采访对象：张栋，男，30岁，湖北南漳县武安镇人
朱素芬，
女，26岁，湖北南漳县武安镇人
人物群体：公共厕所保洁员
人数总量：北京约2000人
群体特征：各居民区周边
月均收入：800元左右
7月1日，是张栋和妻子朱素芬在北京三里河公厕工作一年半的纪念日。这天，他俩双双向西街物业公司提交了辞职信，原因还是那个他们向公司提了多次的老问题――住宿条件太差。这一次，公司仍然是挽留，并开出了相对优惠的条件――给张栋涨150元的工资。这一次，张栋心动了，毕竟回家做生意的本钱还差点儿，所以他和妻子答应干到明年1月1日。
张栋夫妻工作的公厕位于路边，男厕女厕被他们住的2平米小屋隔开，对于张栋夫妻二人来说，这2平米的小屋是卧室，是厨房，也是工作之余生活的地方。一张2平米的床板放下来，屋里就没有站的地方了。春秋天还好，可一到寒冬腊月，床板与马路只有一门之隔，睡觉的滋味可想而知。“虽然挤点，但毕竟有个住的地方，这样省了房租和交通费。”张栋对这个小屋有着无可奈何的“满意”。
2004年9月，张栋从湖北南漳县武安镇老家来北京，经姐夫介绍进了北京西城西街物业公司从事保洁工作，每月850元的收入，张栋很知足，这可是他在农村半年的收入。农村老家地少，父母、哥哥一家加上他全家共8口人，一共3亩地，口粮都解决不了，更别提赚钱了。于是，2005年年初，张栋劝说妻子来到北京，进了他所在的公司，因为公司欢迎这样的“夫妻档”做保洁。妻子每天干与他相同的活，待遇却不同，每月收入750元。
凌晨6点至晚上23点，张栋和妻子要干足17个钟头，每位入厕者方便完，张栋和妻子都要做清理消毒，频率一般保持在十多分钟打扫一次。公司要求17个钟头都不得脱岗，公司对他们的工作检查很勤，却没有规律可循。按照公司的规定，每查出一次脱岗，每人要扣50元的工资。张栋说去年这个时候，一次妻子出去给妹妹的孩子买条裙子，来回也就20分钟，可就被公司查到了，买一条20元的裙子却扣了50元工资，妻子为此伤心了半宿。
这样的处罚措施并不仅仅体现在工作脱岗上，年初，公司没收了他们的电视机，并罚款50元。按公司规定：工作时间不许看电视，不许看书，一旦发现，立即处罚。“可除了上班时间，只剩下7个小时的时间睡觉，哪还有心思看电视?”所以现在，2平米的小屋里，最值钱的就是邻居送的那台电风扇了。
尽管公司一再强调不许在岗位做饭，可张栋两口子还是铤而走险，偷偷做饭吃。按照公司规定，保洁员可以在公司定饭，或是在周围买饭，但张栋两口子合计来合计去，总觉得两人一顿饭花5元钱划不来。于是，夫妻俩瞅准公司监察员吃饭的空当，在小屋外的一角做饭，而锅与厕所的距离不超过半米。“什么味儿不味儿的，能饱肚子就不错了。”张栋和妻子对饭不挑剔。来北京后，张栋夫妻俩也改掉了爱吃米饭的习惯，经常吃面，因为下面条方便快捷，被“逮住”的可能性小一点。
最让张栋想不通的是今年年初他回家探亲，来回12天，公司扣了他340元钱。张栋听周围邻居说，劳动法有相关规定，工作一年后，应该每年有15天的休假。可他并没向公司提，张栋说：“不知道具体是哪条哪款，我担心别钱没要回来，反而伤了和气，丢了工作。”张栋一直认为几年来与公司的几个领导处得不错，而妻子却坚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向公司要回来，毕竟这是在维护他们的权益。
“太闷了，没有假期、没有玩的，来北京快2年了，所有旅游景点一个没去过，整天围着厕所打转转，像坐牢。”妻子朱素芬不止一次对丈夫抱怨。她对北京景点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邻居给她的描述上。
对于朱素芬来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女儿，记账本里夹着的女儿的照片成了她的寄托。实在想得厉害时，朱素芬会背着丈夫悄悄地哭一场。朱素芬说：“他也想孩子，只是不说。”女儿5岁了，在老家由50多岁的公婆带着，朱素芬自幼失去母亲，她知道童年没妈在身边的痛楚，她实在不忍心女儿有她那样的苦涩童年。于是，她向丈夫提出回家的要求，不承想丈夫答应了，可公司的挽留还要让她再忍受半年的思念之苦。
张栋的计划是用两口子近3年打工的2万多元钱回家开个小商店，这次回去，他们不打算出来了：“外面的钱难赚，起码在北京是这样。”
寄托在破烂上的希望
采访对象：陈鹏，35岁，河北保定人
人物群体：废品收购员
人数总量：北京约30万人
群体特征：各居民区周边、街道收购废品
月均收入：1000～3000元
谈到未来，记者突然一问，陈鹏停顿了很久。
不管在北京打工顺利与否，提起这个问题，都说是一件必须得想好了再说的大事。辛苦多年，多少期待和磕碰，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够答出这句话来?
陈鹏16年前来北京时，还不满20岁，那个年龄在城市里应该在读书，而在乡下却已在地里挥汗如雨了。陈鹏来北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患慢性肾炎的母亲挣医药费――靠家里那几亩薄地显然不足以维持家里的花销，于是，一没技术、二没经验，揣着12元钱，陈鹏来到北京。
在老乡打工的工地“蹭”住了几晚，包工头的眼神吓走了陈鹏，不是他不愿在工地打工，而是那时工地人员已满，不需要多余的劳力了。几晚天桥下的露宿，陈鹏找到了之后的职业――收破烂。直到今天，陈鹏仍不愿别人将他们这行叫做收废品，他说这词儿太文，尽管现在他已靠收破烂有了自己的汽车，可在他眼里，收破烂这活太脏太累，没地位，也没前途。
1995年以前，陈鹏一直是背着袋子边走边收；1995―1998年陈鹏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收；1998年开始，陈鹏在一些居民小区外定点收购。对于自己在事业上的“三级跳”，陈鹏很得意，这是自己十多年来努力的成果。
同是收破烂，也分档次和等级。陈鹏说“业界”有个说法――“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坐在家里等人送，自办废品收购站，算是最高档次；像陈鹏这样在北京打拼多年，有了一定实力，定点收购废品，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中间层，陈鹏说自己在这行里实际上担任“二传手”的角色，他的工作是将散户的废品集中，运到废品收购站，赚取其中的差价，这样一个月下来，他能有两千多元的收入；层次最低的是捡破烂的，走街串巷捡垃圾，一般平均收入约在五百多元到1000元左右。
2003年，陈鹏“有”了单位――海淀废品回收公司，干了多年收破烂，如今终于名正言顺了，因为有单位，不仅收购报纸、旧家具，还能打出招牌：“回收并出售旧家电；回收各种电料、废钢材……”虽说每月能多挣点了，可每年向公司交纳相应的费用让陈鹏很头疼。要想在社区门口收废品，必须每年向社区所属区县废品回收公司缴纳相应的费用。这笔费用可以与废品回收公司商议，去年陈鹏跑了公司7趟，终于把回收费减为1.2万元。原因是去年陈鹏在北京的租住地堆放大量的废品，不知哪来的烟头引来了一场大火，大火烧光了家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好在陈鹏当时不在家。为了看车，陈鹏经常在自己的驾驶室里睡觉。
检查废品，过秤，付钱。陈鹏已经知道怎样在秤上做点小手脚，好让自己多赚点。“要不咋生活?一公斤废纸赚5分，一个瓶子赚2分，利太薄!”尽管知道陈鹏的秤不准，周围的居民还是愿意把废品卖给他，毕竟是老主顾了，而且陈鹏为人和善，谁家需要添把手的力气活儿都招呼他，对大家而言，陈鹏是熟悉的老邻居，大家路过都会与他搭个话儿。
打工16年，陈鹏粗算了一下，不算每月寄回老家的，也该有10万元的收入，可现在这10万元钱也所剩无几：5万元买了现在运废品的轻型卡车，2万元用在1997年自己结婚上，还有2.5万元交了超生罚款，剩下的钱都在那次火灾中付之一炬了。
干这行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上个月的雨天，陈鹏接了一个大活儿，一个人拉来一车的废纸，由于下雨，陈鹏没有仔细检查每只麻袋，没想到，每只袋子里都有几块大石头，等陈鹏把废纸运到大兴废品收购站的时候，被对方检查出来。这一趟下来，陈鹏不仅一分钱没赚到，还赔进去三百多元。这个损失对于陈鹏来说绝对是重创。当月的生活费没有了，陈鹏硬是厚着脸皮在旁边修鞋的师傅家里“蹭”了快一个月的饭。
除了年底交公司的钱外，陈鹏差不多每月还有1000～2000元的收入，而这不全来自于收废品，陈鹏还会跑跑运输，好维持养车的费用。
陈鹏始终认为，吃苦是件享乐的事，他也不介意自己干的活儿是苦是累。最让他不能承受的是人们对这行的歧视，而这种压力多半是来自乡下的家里人。当在村里的父亲从老乡口里得知陈鹏在北京以收废品为生时，气得住进了医院，父亲对他说：“祖上世代没收过破烂，你这不是打你爹我的脸吗?要让我在村里待下去，你赶紧别干了!”
因为村里人知道陈鹏是个收破烂的，谁家的姑娘也不愿跟他，直到1997年陈鹏才说上媳妇。1995年，陈鹏答应家人不再收废品，才回到北京，可没技术、没资金的他没几天又操起老本行。这回，陈鹏学聪明了，他告诉家人，自己现在从事资源再利用的工作，属于北京环卫部门。接着，陈鹏用多年的积蓄买了辆二手汽车，家人对他的“改行”更深信不疑了。
对于未来，陈鹏说自己不是太强求非要干什么长脸面的工作，如果这行能继续干下去就接着干，不行的话就再找别的，眼前他的愿望就是努力赚点钱为两个孩子攒点学费，让家里老人生活得好一点。
“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这就是最好的选择。”陈鹏说。
拴在两条腿上的水果生意
采访对象：李凤英，女，38岁，湖南澧县官垸乡双富村人
人物群体：流动摊贩
人数总量：北京估计30万人左右
群体特征：各居民小区周边
月均收入：11月至次年3月1200元左右，4～8月1500元左右，9～10月1600元左右
李凤英用她右手仅有的3个指头帮顾客挑选着桃子时，心里有点急，天快黑了，三轮车上还剩不少桃子，如果今天卖不完，就得明天赶早市贱价处理了；要是剩得太多，今天就白忙活了，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了。
李凤英每天卖水果的路线很固定：凌晨5点，赶去10公里以外的批发市场进货，7点之前，去早市把昨天剩的水果卖了；8点之前，得赶到地铁口，那是卖水果的早高峰，也是一天中水果能卖到最高价的时段，如果那个时段错过了，那么收入势必要减少；中午也是水果集中脱手的高峰段，李凤英11点半之前就要推着三轮车到各大机关单位门口，趁大家午休的时候多卖点儿；下午16：30―19点，她又会回到地铁口，等待下班的顾客；为了多卖点儿，她还会在居民区周边多待会儿，因此每天到家都快到22点，然后尽快睡觉。
“看见没，那院里坐着的几个老头儿老太太等着我降价呢!天黑了，他们等着我甩卖。不然，隔夜的水果价儿更低。”李凤英极不情愿地喊着：“大桃5元5斤啊!”果不其然，话音未落，那院里的几位老人立即站起身来，以极快的速度围拢在李凤英的三轮车周围。
一阵挑挑拣拣、一番讨价还价后，几位老人心满意足地拎着桃儿走了。李凤英却皱着眉头，归拢着车上挑剩的桃儿，“他们手太重，这几个桃儿都捏软了。”李凤英看着几个大桃儿直心疼，她从中拣出一个软得淌水的桃儿，大口吃了起来，“吃完能坚持到回家，中午也是一个桃儿打发了午饭，再不吃点东西，真怕熬不到回家呢!”从玉泉路地铁口骑到她在海淀的家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
“干这行太苦了，你可以看看有几个女的干这个的。”李凤英之所以干这行，也是迫于无奈。8年前，李凤英在湖南澧县的农村老家跟着丈夫做生肉加工生意，一次搅肉时不小心卷进了两个手指头，因为重度感染，不得不将无名指和小指截肢，那次事故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让全家背了一笔不小的债务。
来北京时，丈夫已经40岁了，走遍各招工单位，不是嫌她丈夫岁数大，就是嫌丈夫没什么文化。看到租住房周围的邻居每天推着三轮车卖水果，李凤英丈夫觉得这个活儿比较好“上手”，需要的本钱不多，只要有力气，就能赚到钱。于是丈夫的“流动水果车”开业了。
与绝大部分打工者不同，李凤英没有将父母留在老家，而是把老人孩子都接到了北京。老家的地不多，她和丈夫把家里的地都承包出去。李凤英说：“一家6口都围着那4亩地，没法活。为了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也让孩子能见见世面，2001年，她和丈夫咬牙把两个孩子接到北京上学。”本来丈夫一人工作，可老人孩子都在北京，一个月房租和日常开销至少也得1200元，李凤英让丈夫也给她拼装了辆平板三轮车，她成了丈夫的“同行”。
李凤英夫妇进的都是应季水果，而且品种单一，苹果、梨、樱桃、桃、橘子，不外乎这几样，西瓜、哈密瓜等这样有分量的水果不能进，因为他们的三轮车拉不动，也没利，等转到他们手中，一斤西瓜也就赚个3～5分钱；而像香蕉这样的水果又太娇气，不适合流动售卖；进口水果进不起，上价高，光损耗就能赔个底儿掉。李凤英每天进三百多块钱的货，丈夫比她多点，能把每天进的这些货卖完，两口子能赚近一百元。由于流动贩卖，受天气、季节、节假日等客观条件的影响，李凤英夫妇的收入很不稳定。
李凤英说，她每天都担惊受怕，跟城管打游击战，拼的是眼疾腿快。“有点风吹草动就得赶紧跑，一旦被城管逮着，损失少则150元，多则300～400元。水果摊是等人上门，我们是给人送货上门。也因为我们的水果要比一般水果店面便宜一点，所以只要看见我们，他们都会打电话举报。尽管我这样卖水果不符合规定，但要是让我每月拿出近1000元租门面，我可租不起。一般租店面都是需要预交一年的租金，一下要交清1～2万的租金，数目太大了，像我们这样出来打工的人，根本没这个实力。”
“多给你点儿，我这秤是9两秤。”李凤英会对回头客直截了当地挑明，之所以也在秤上做点“小文章”，是因为这是行规。“他们都是8两秤，如果只有你的秤准，有顾客在旁边摊上买了水果，顺便在你的秤上称，发现重量不一样，那会惹大麻烦的。大家会合伙压价排挤你的。”前一阵，卖荔枝，李凤英也用了保鲜剂，“人家都用，你不用，荔枝肯定是卖不出去的，所以我尽量比别人少喷点儿。”李凤英说，因为知道保鲜剂对人身体不好，所以水兑得多，喷洒的次数少。尽管这样，“心里愧得很，没卖几天就不卖了，改卖梨了。”李凤英说凡事要凭良心，这么说，也要这么做。
（摘自《调查三农》，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46.00元）
 |
